仓颉之后何以鬼神夜哭？——哈金专辑代前言

赵毅衡

　　唯一荣获美国最重要的图书大奖“全国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华裔作家哈金，9月19日和20日，将应邀前往新泽西州，举行关于写作和阅读的系列演讲（具体详情请见篇末信息）。多维陆续介绍对于哈金及其作品的各方评论。《今天》杂志发表“哈金专辑”，着名文学评论家赵毅衡为其撰写代前言，全文如下：

　　且问，仓颉造字，何以鬼神夜哭？

　　不得不哭。文字是中国文化的破坏性开端，这些不懂中文的鬼鬼神神从此都被拦在中国文化之外。此后，孔子才能壮起胆子建议：敬鬼神而远之。

　　这个开场，不是故作惊人之笔。下文可以看到，多少个千年过去，内外还是有别，鬼神还留在化外之境。

　　中文，中国文化之本。文化者，文而化之；文明者，文而明之；文坛者，文而谈之。颠来倒去，哪能离得开一个文字？

　　看一下历史上跃马中原的蛮夷之族，大半消失。人都说是中华文化了不起，征服被征服者。我看却是这些民族着了个致命的诱惑：使用了中文。拓跋建立北魏，改性“元”，拓跋就消失了；沙陀接受汉姓，做了几朝皇帝，也灰飞烟灭；康熙一改满制，弘扬中文，如今剩几个满人伶俜？

　　难道条条道路通中文，没有反向运动？降胡的李陵，迫嫁胡酋的文姬，就不说匈奴话？仕于北齐的颜之推，就报导当时汉士人让子孙学鲜卑语，可以服侍贵人。吾友朱学勤就一直感慨，中国历代“汉奸”之多，伪军之众，鲜有别的民族能比美。只是中国人会蛮舌者，不用蟹行字写“文学”：李陵致苏武，用的是五言三首；胡笳十八拍，唱的或是胡语，录下的却是中文；李白在中国文人中外语能力第一，醉草吓蛮书让高力士脱靴，而且写诗洋洋洒洒不暇思索，诗文中却难见西域借词，可见中文之风雨不透。于是千古一文，统统国粹。以上说的，很切题，因为关系到“中国文学”的定义。我这种当教师的，开学第一课，就给定义：吆喝什么卖什么。

　　我一向坚持，中国文学，不只是中国的文学，而是“文化中国”的文学。而文化中国的版图，就是使用中文的范围。因此，中国文学，就是“中文文学”，作者的国籍血统籍贯住处经历等等，一概是其次的事。这定义，干而脆之，不缠斗，不恋战。

　　偏偏一乾脆，就会面临挑战。首先，不用本国语言写作，是否就开除文化国籍了呢？不是，要看这个语言是否该民族的文化语言。

　　ＡｒｏｎｄｈａｔｉＲｏｙ是否印度作家？是。因为英语是印度的文化语言之一。ＷｏｌｅＳｏｙｉｎｋａ是否尼日利亚作家？是。因为英语是尼日利亚的文化语言之一。

　　同例，韩素音不是中国作家，康拉德不是波兰作家，纳波可夫是半个美国作家，贝克特是半个法国作家。

　　反过来，日本朝鲜越南，现代之前，一直有用中文写作的文人雅士。他们写的是不是中国文学？不是，因为那时中文是这些民族的文化语言之一。

　　再反过来，如今用中文写作的韩国诗人许世旭，写的就是中国文学作品，不是韩国文学作品。因为现在中文已经不是韩国的文化语言。

　　林语堂是否中国作家？是，林语堂的中文作品是中国文学。不是，他的英语作品不是，因为英语不是文化中国的语言。我在去年一文中详细举例说明：林语堂漂亮的中文小品，完全无法翻译成英语，他的英语作品，译成中文，哪怕他自己译，也拗口得很，实在见不到妙处。这不是贬低林语堂，而是赞誉：无法翻译，是语言之至美。中英双美，林语堂千古一人。

　　如此翻来覆去说明，不只是本人当教师的陋习。《今天》的编者们，实际上也是按此原则在办事──《今天》作者散于全世界，读者读而弃之，或赞而惜之，没有几个人打听作者的国籍背景，因为并非至关重要。《今天》若干年前刊登英语作家闵安琪的作品，却是她的中文小说。既非翻译，就是堂而皇之的中国文学──只不过《今天》编辑都是艺术家，比我潇洒，不屑说个清楚而已。

　　话说到这里，也就够了。不料天下事不如意常八九。说到根本上，文学不只是文字。文学是作家个体经验的泄露，是他的生活感受带意图性的投射。据说到后现代，主体已经消解，恐怕只是在后批评家的阐释游戏里消解。我们经常见到的是主体遍体鳞伤，到写作中呕心沥血；或志得意满，衣锦还乡到文字里。

　　说主体，不是“我”站出来说话。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自传，尤其是中国大陆人的自传。主体性如果没有在艺术创作中转化，只不过是直陈家事，那么只是口述记录而已。这些目前在欧美泛滥的中国人纪实文字，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因此，我们必须解答：如果一个作家写的是异国文字，表现的却是中国生活气质──不仅是题材，而且是整个文化经验──那么他的作品属于哪一国文学呢？我这里不是说的作家的出生原籍。出生于日本的石黑一雄（ＫａｚｕｏＩｓｈｉｇｕｒｏ），他的小说，例如他得布克奖的《长日徊光》（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ｙ），以一个英国老仆看贵族生活，浸透了英国文化的精神，看不出什么日本“民族性”。

　　这样的例子，在东方民族作家中，极少。大部份东方作家的民族独特性，是作品魅力所在。民族性有两种：一是基因层次，家传所得；一是体验层次，经历所得。任何侨民作家都有此二者，往往以其一为主。新移民作家，我称为客居作家，他们与华裔作家的区别，在于“用”什么语言长大。虽然他们现在用来写作的语言相同，他们用来长大的语言不同，就自然留下语言所依存的文化印痕。在中文中长大的中国作家，比起在异国语中长大的中国作家，生活经验的中国民族品格，肯定浓厚一些。

　　简单化的归类：华裔作家，写的是居住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而客居作家。文化上并没有真正“归化”，他们的文字与经验品格，在作品中产生强烈张力，他们的创作，往往是用英语写的中国意识。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一刀切。我最喜爱的美国诗人之一，芝加哥诗人李力扬（ＬｉＹｏｕｎｇＬｅｅ），就是出生在雅加达华人社会，印尼排华时移居美国。很难说他在什么文字中长大。

　　但是我们讨论的也不是一个抽象问题。我在旧金山湾区生活时，就明确感觉到华裔作家，与其他“亚裔”作家，颇为认同，因为同是黄皮肤，在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感性，极为相似。不自报家门，分不出华裔越裔韩裔日裔，有个诗人告诉我她有八个血统，波兰名字。她自称亚裔，只是因为长得象东方人，“认同感”就是皮肤那么浅。这些作家，与客居的华人作家群，各是一个圈子，很少有交流──至少在八十年代是如此。语言虽通。文化背景不同，深交极难，无法成为一个或友或敌的圈子。那时我在编辑一本华裔英语诗选，我的闯入，使这批诗人觉得很奇怪。

　　其实，一读两批人的作品，此事一清二楚。理论把具体的感受抽象成公式，公式却不是共识。

　　因此，真正落在既是中国文学，又是异国文学的边界地带，出了中国海关，却还没有完全进入外国海关，正在文化的不定状态的云雾中盘旋的，是用异国语言写作的客居作家。我们或许可以称他们为“异语作家”。说到此，听起来似乎是文化上的无家可归，足以使作家精神分裂，实际却不一定：特殊的经验，语言的异位，很可能给艺术家更多的生机。多一道镣铐，或许跳出更新奇的舞步。

　　客居者文学，历史与华裔文学一样悠久。华裔作家的祖师母，是笔名水仙花（ＳｕｉＳｉｎＦａｒ）的ＥｄｉｔｈＭａｕｄｅＥａｔｏｎ（１９６５－１９１４），父英国人，母中国人。因为异肤色通婚，十九世纪英国人大惊小怪，不像现在“国际婚姻”让人觉得浪漫。于是举家移居美国，后转加拿大蒙特利尔。水仙花的英文很流畅，中文大概就母亲嘴里听来的几个词。作品有短篇集《春香夫人》（ＭｒｓＳｐｒｉｎｇ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并有自传《水仙花：半这个血统作家的生涯》。她的视野主要是有中国血统的女子在西方的处境，她强调母亲给她的中国文化精神之重要。在本世纪初年，可谓惊世骇俗。

　　客居文学的祖师母，来头就大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德龄公主（ＰｒｉｎｃｅｓｓＤｅｒｌｉｎｇ）用英语写的的清宫秘典在西方大受欢迎。其父裕庚，曾历任驻日驻欧钦差大臣。裕庚及其子女帮助戈迪叶（ＪｕｄｉｔｈＧａｕｔｉｅｒ）译成影响遍西方的中国诗选《玉书》（ＬｅＬｉｖｒｅＤｅＪａｄｅ），此事我曾在二十年前所作的《远游的诗神》（ＴｈｅＭｕｓｅＦｒｏｍＣａｔｈａｙ）一书中加以考证。德龄算是光绪帝远房表妹，据说本是选妃之列。光绪见而怜之，说“亏得没有嫁给我这倒霉皇帝”。

　　连慈熹太后都咸与维新时，选英法语纯熟的德龄作了宫廷女官。说纪实说虚构，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混用，反正满洲宫廷，事事新奇，又逢多事之秋，碰来碰去翻天大事。只要一一说来，就够让西人瞠目结舌。现在的客居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大半的书读来都象德龄公主转世，只是下凡了，不复精彩。现在记得德龄公主的人，很少了。只有像我这样嗜旧书者，看到她的书，还会苦恼地掂量口袋。

　　两个祖师母，创造了两种文学，还创造了两种叙述模式。华裔作家，经验中的中国，往往是草根性的：民间情趣，民俗遗风，民情故事。华裔文学重振旗鼓的路碑之作，汤婷婷１９７６年的《女战士》，副标题就是《在鬼神中长大的童年回忆》（ＭｅｍｏｉｒＯｆＡ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ｍｏｎｇＧｈｏｓｔｓ），一直到她最近的后现代式小说《孙行者》，也是从民间传说演化开去。谭恩美１９８９年轰动一时的《喜福会》，故事落在一群打麻将的唐人街妇女身上，第二本书就急着给灶王爷找婆娘。情节当然只是表象：从这群作家的主体特徵来看，他们有个文化的“依母脐带”，似乎这些作家，心里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

我并不是暗示华裔作家出身卑微，相反，当今华裔作家，如任璧莲（ＧｉｓｈＪｅｎ），程美兰（ＬｉｎｄａＣｈｉｎｇＳｌｅｄｇｅ）等，都有名校博士学位，而客居作家，成名前恐怕都洗过唐人街的盘子，等着成名的更多，至今在洗。

　　哪怕是男作家，例如曾经呼声很高的英国作家提摩西茅（ＴｉｍｏｔｈｙＭｏ），第一本小说《猴王》（ＭｏｎｋｅｙＫｉｎｇ）写香港。其１９８２年成名作《酸甜》（ＳｏｕｒＳｗｅｅｔ），对女性心理的拟摹，超出一般男作家的敏感。无怪乎美国作家雷祖威（ＤａｖｉｄＷｏｎｇＬｏｕｉｅ）抱怨说：“我们好像不被看成是作家，而是人类学中的什么主题”。（转引自张慧媛：“新世代华裔作家大竞写”，《世界周刊》８３１期）。

　　我说“依母脐带”，还有一个佐证：华裔作家，往往弄不清他们究竟姓什么。杰出的纽约诗人ＪｏｈｎＹａｕ，我曾讨教他的中国名字，他（请人？）用毛笔写来二字：姚强。当然他既不名强，也不姓姚，应当姓邱，或尤。我不好意思纠正他。在我的译诗集《两条河的意图》中，用了他自己提供的名字。归根结底，他现在只是姓Ｙａｕ，让邱或尤老先生安息吧。

　　其实，我把Ｍｏ译成“茅”，而非“毛”或“莫”，是猜测。找不到他本人印证。他最后的两本小说，１９８６年的《占有岛国》（Ａ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Ｐｏｓｓｅｓｉｏｎ），写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前，占领香港的阴谋；１９９１年的《勇有余》（Ｔｈｅ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ＯｆＣｏｕｒａｇｅ），以东帝汶的宗教冲突与屠杀为背景，场面宏大，题材沉重，突破了华裔作家的藩篱。三次布克奖提名而未得，殊为可惜。我个人认为他比同辈的石黑一雄出色，运气却远不如。两个人都想突破“民族性”局限：Ｍｏ走外线，走大气派路子，石黑走内线，做婉约派。他们的经验很有启发，不过当另文为之。

　　对主流出版社失望之余，１９９５年他自己登记一个“无桨之舟”出版社（ＰａｄｄｌｅｌｅｓｓＰｒｅｓｓ），出版《在面包树大街烤黄爽》（ＢｒｏｗｎｏｕｔＯｎＢｒｅａｄｆｒｕｉｔ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写欧美白人在菲律宾的行径，倍受批评家赞赏，却因无销售网而无法维持。ＴｉｍｏｔｈｙＭｏ原先供职于一家拳击杂志，四年前，放弃了文学生涯，离开英国。笔者百般打听，无法知其下落。看来，走出“人类学”范畴的华裔作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沿用同一个逻辑，客居作家应当抱怨：“我们好像不被看成是作家，而是政治学中的什么主题”。这批作家，主体特徵中，精英色彩很浓。我不是说德龄公主那样的显赫出身，而是作者的精神意识与社会归属。毕竟，中文之难，使中国社会一直是个文化分层严重的社会。

　　华裔小说突然兴盛，是从汤婷婷１９７６年的《女勇士》起。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以美国黑人为首的少数民族权利运动，唤醒了华裔精神。追溯远祖脉络，也是回顾。而客居文学的传统，却绵延不断，只要有中国文化人来西方，就会随身带来。

　　第一个中国英语诗人，１９２０年在美国出版《珠塔》（ＡＰａｇｏｄａＯｆＪｅｗｅｌｓ）的诗人ＭｏｏｎＫｗａｎ，看来是华裔青年，就学于落杉玑。我弄清中文名关文清后，依然无法寻找其踪迹。最近读电影史，才发现他后来回国主持上海联华三厂，三十年代在香港创立大观影片公司，是香港电影业鼻祖。鼎鼎大名，只是我没有想到隔行去找。

　　二十年代后期，出现华人英语作家蒋希曾（Ｈ?Ｔ?Ｔｓｉａｎｇ），他曾任职于孙中山办公室，后来到美国攻读。国民党清党时，在美国被捕，经杜威等人营救出狱。虽然以酒吧打工谋生，他开始用英文写作，１９３１年的《中国红》（ＣｈｉｎａＲｅｄ）一书开始其普罗小说家生涯。同时，他在纽约从事民众戏剧运动，三十年代后期从文坛消失。这次我有了经验，“跨学科研究”，到影剧人名录中去找。果然发现他在好来坞做演员终其一生。

　　紧接着出现的名字，就尽人皆知了，三十年代的林语堂名震一时；四十年代初写《花鼓歌》（ＦｌｏｗｅｒＤｒｕｍＳｏｎｇ）的黎锦扬，是着名语言学家黎锦熙三兄弟之一；五十年代，在英国有蒋彝，在法国则有盛成，连张爱玲这样的中文大师都用英文写作；六十年代有韩素音的一系列小说，七十年代则是《自由中国》钦案犯聂华玲的《桑青与桃红》，后来成为驻华外交界女主人包珀漪（ＢｅｔｔｅＢａｏＬｏｒｄ）的《春月》（ＳｐｒｉｎｇＭｏｏｎ）。由此雪球越滚越大，文革后，来了大陆留学生的西行大军，于是雪崩之势已成：我扳着指头算，从中国文化区来的客居者，众多诗人暂不数，用西文写作出版的小说家，已有几打之多。

　　如此宽广的锋面，击中目标是必然的，多次的，脱颖而出的将不会是一个两个。

　　客居作家的主体性中，文化“依父脐带”，难拆难解。他们的作品，对中国文化是直承式的──他们大都是用西文写中国故事。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作为文化遗产传递者，中国根深蒂固地长定在他们的体验世界里，完全不可能漠视。他们写到的中国，不可避免是政治性的，现代中国本来就是政治中国──中国的现代性，根本上说，是政治问题。我说的不是谁上台谁下台的权力政治，而是广义的政治，生活的公众性，也就是说，文化政治。

　　《今天》这次介绍的哈金与程抱一，他们的作品就是好例。本期有众多评家高手的分析，我就不插嘴了。不过我认为哈金写的不是离婚，他写的是中国人过份的忍耐；程抱一写的不是三角恋，而是理想主义的错位。这两部小说的悲怆旋律，靠中国文化政治史的背景音，才成为动人的主题。

　　德龄公主的书，不断谈到的是她的父亲：裕庚在中国危亡之秋，曾协助恭亲王主持最吃紧的军机处，历任最重要外交使节：中日开战时任驻日公使，拳乱杀教民时任驻欧钦差，被巴黎抗议的暴民追打。她能放着这些精彩场面不写，一味写闺中琐事？

　　这是最远的例子，再跟一个最近的例子：闵安琪以《红杜鹃》（ＲｅｄＡｚａｌｅａ）的强烈私人性开始她的写作生涯，第二部小说《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就沉入了中西文化冲突──现代中国最使人困惑的文化政治问题。最近她刚写完的近作，则是写二十世纪头号政治女人江青的一生，反过来点出了《红杜鹃》里的同性恋，在文化革命的背景上，的确是个政治行为。

　　我仔细查了几遍，实在找不到几个客居作家迷恋母亲讲的民间鬼神故事。可见，他们只是从仓颉与孔子跨出了半步，华裔作家则跨出了一整步，走出了边界。

　　今后，这两部份作家，不会再只闻标题名字，老死不相往来。客居者不可能永远写中国故事，ＡＢＣ或ＢＢＣ也不可能不走出母亲传奇。可以预见这两部份文学，在今后十年，将渐渐汇合成一个更壮观的文化现象。

　　回到本文开场：中国文学，是否即中文文学？我依然坚持作如此观。这是文化中国唯一的稳固立足点，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坚持点。

　　但是，文化中国不需要，也绝对不能要文化排他，面对“全球化”，中国并不一定要关门抵制。毕竟，今日并不是汉族中心的第一千年，也不是只能靠“以文化夷”的第二千年。中国现代性的一大特徵，就是中外文化在各个领域中的渗透融合。以中文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应当拥抱世界。这不仅是信心，这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唯一前行道路。外语客居文学，与华裔文学，并行努力，互依互补，中国文学终于推开了中文的自我封闭。

　　由此，地平线上冒出了中国文学的新边疆：中国人聪敏才智，用外语写作的能力，在这个边界区，已经繁花似锦，令人目不遐给。二千年后的蔡文姬，用胡语写十八拍，中国文化延伸到异国文字中。

　　夏志清先生最近着文，认为“要二十一世纪的中文文学迈进一步，超过二十世纪的成就真是难上加难，我对中国人在海外从事英文创作】却十分乐观”。这意思是，今后的中国文学没戏了，中国人用英文写作，才是希望所在。根据何在？“严肃文学的读者愈来愈少，作者同读者一样对中国的古老传统不感兴趣，国文的根蒂也愈来愈差”（见《明报月刊》２０００年１期，２４页）。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夏先生的观察或许有道理，他的理解却很成问题。世界各地拥出的中文作品，一直在产生越来越出色的中国文学。近二十年的中文文学，与世界上任何文学比较，都并不逊色。

　　但是，笔者能够呼应夏先生的热情，他的乐观本身并不错：海外的中国作家，背景不同的中文作家，客居英文作家，华裔英文作家，正在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文学奇迹。哈金，程抱一等人，是中国文化圈产生的新的文化英雄。

　　正由于此，我们编辑了《今天》这一期，献给客居的西语作家们：祝贺他们的成就，研究他们的艺术，阐说他们的特殊文化体验。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写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学。

　　（《今天》２０００年第三期哈金专辑代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