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的《新青年》创刊一向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相比，“新文化运动”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进行的一场思想革命，用当时人的说法，是一场“启蒙”运动;而“五四运动”则是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之下的一场全民爱国政治运动。
　　《新青年》作为民国时期出现的众多刊物中的一种，它整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其鲜明独特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值《新青年》创刊90周年纪念之时，重新审视它所走过的路程，会唤起我们对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记忆，而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经过的思想历程也会促进我们对历史有更多的反思。
　　看世界:《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什么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关系？
　　袁伟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从《新青年》的创刊开始的。远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介绍新文化的活动，一直延绵不断。
　　首先是蔡元培，作为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一上任就撰文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他认为，应该建立新的道德规范:“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他还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他提出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必须“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提倡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承认再嫁之自由。”“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如此等等。新青年创刊辞叫做《敬告青年》，它的核心主张是提倡人权与科学。这些主张总结了19世纪以来新文化先驱们的一贯要求。
　　为什么很多人将《新青年》的创刊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呢？一是因为《新青年》提出的主张社会效果非常显著。当时社会上好多人都在反思辛亥革命为什么会遭遇那么大的挫折。它提出的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政府和个人都要受宪法约束、都要守法，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以孔教为国教，个人要独立自主等主张，切中时弊，深得青年拥护，几年间有一千个左右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诞生。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文学革命，白话文得以盛行，实现了文字表达习惯的大转变。1920年，当时的中央政府教育部接受了专家的意见，规定白话文作为小学、中学课本的主要用语，报刊也纷纷采用白话文。其次是冲击了以三纲为核心的旧意识形态，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趋于平民化。再次是由于建立了大学自治、学术和言论自由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催生了中国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
　　综合起来，人们把它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可说是顺理成章。
　　看世界:很多人认为，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期刊与传统文化是“绝决地转身”，呈现出激烈的反传统特色。请问《新青年》与传统文化之间真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袁伟时:它确实是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落后的部分，这部分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非常陈腐的意识形态，对这些它确实是毫不留情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挽救了传统。
　　所谓挽救了传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过去大家没有留意或者对它评价不高的传统得到了弘扬。最明显的是白话文学。比如说，现在广为人知的四大古典名著，过去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过新文化运动，大家逐渐认识到，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瑰宝。又如过去被儒家贬斥的诸子百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加得到确认。子学的研究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从19世纪甚至更早一些就有一些学者专心研究。但是子学各个方面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得到认同，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变为多数人的共识。这也是挽救了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另外，新文化运动吸收了很多西方先进的观点和方法，用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超越了前人。所以，简单说它全面反传统，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缺少全面认识的一个误解。
　　看世界:近些年来，以复兴国学、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等为标志，一系列所谓复兴传统文化的活动在全国陆续展开。怎样评价这一系列活动？我们现在该怎样面对传统文化？
　　袁伟时:传统文化应该保护、应该继承，其中的优秀因素是应该得到弘扬的。
　　但是，我对现在提倡国学的做法持批评的态度。我认为:
　　第一，它主要不是要如何进一步研究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学术上的诉求，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是意识形态跟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一种诉求。这对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第二，就是它所提倡的东西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很不利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想完全抛开原有的学术基础另搞一套，但是任何学术都不可能是在空地上生长起来的，这是对学术发展不了解的一种很不全面的想法吧。第三，他们所提倡的读经运动是违反现代教育规律的一条逆流。现代社会承认人生而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读经运动硬讲有一种圣人教导权或所谓“圣权”，他生来就是要教导普通老百姓的，他的教导是不准怀疑的！实际上他们要以先知先觉、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给青少年构筑思想牢笼，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此外，那种死记硬背的灌输，也是对青少年智力发展的摧残。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要用前现代那些腐朽观念来教育我们的后一代。他们要儿童念《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要是亿万中国儿童都变为这样谨小慎微的小老头，中国还有希望吗！第四，他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种神秘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可以修改甚至取代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有这样的打算，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他们认为，中国人或者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一些价值观念，是外国人、外国文化中所没有的，这种东西不但能够救中国，而且能够救世界。这个想法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提出这些主张的人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太隔膜了。
　　看世界:《新青年》杂志是怎样拥有一支思想追求各异、政治理想不同的作者队伍，实现价值多元、求同存异的？
　　袁伟时:《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其内部成员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价值倾向;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讲，彼此之间还是互相尊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在20年代以前，他们之间相处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推动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后来分歧比较大的时候，他们也是采取互相尊重的办法分道扬镳。陈独秀把《新青年》办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但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另外一派，就采取了创办其他刊物的方式，开创新的阵地来弘扬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所以我感觉到，观念不同也不一定搞得剑拔弩张。后来陈独秀受到压制、被逮捕的时候，胡适他们都是挺身而出，积极营救。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里面，其个人关系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比较正常的，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种状态。而且他们有那种尊重不同意见、不以个人观点妨碍整个大局、破坏现代思想文化制度运作的胸怀。
　　看世界:《新青年》杂志为什么能在那样一个时代，和其他进步期刊一道，形成与政府良性互动、互相制衡的局面？
　　袁伟时:当时各种各样的报刊，包括国民党办的《星期评论》、《建设》，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少年中国》，梁启超他们的《时事新报》、《晨报副刊》、《解放与改造》等等各种流派的报刊同时并存。当时的中央政府对这些舆论不是随便采取打压的办法处理，——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总体上还是采取比较尊重舆论的办法。这对促进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也是非常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对任何侵犯言论自由的举措都群起而攻之。例如，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1921年6月6日曾经致函国务院，指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颜色。”公开宣布，今后不再受这些错误法律、命令的约束。（袁伟时编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第1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敢于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这样就容易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了。
　　另外还要看到，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公民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像各种各样的商会、教育会和同乡会一类组织，对国内外的大事经常发表言论。一个政府听这样的意见多了，就习以为常了，而且这成为他们采纳民意、采纳舆论的一个渠道。所以它感觉到应该尊重舆论，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很多智慧。从而形成了政府与舆论互相制约的关系。至少在口头上，大家都在一个法治的框架内运作。当时虽然有很多军阀，但是在大的理念下还是有所认同、有所顾忌的。
　　看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新青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袁伟时:我想《新青年》杂志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思想文化杂志。它总结了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化的成果，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新纪元，而它自由讨论、自由选择、勇于介绍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精神和运作方式，也是应该永世长存的。
《看世界》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