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剑桥战争史〉》和《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两篇小文（见《读书》二○○二年八至十期，二○○三年一期）中都提到一位古人，即《左传》庄公十年讲齐鲁长勺之战时提到的鲁庄公的谋臣曹刿，而且是把他和司马迁笔下的第一刺客，即他在《刺客列传》中讲鲁庄公十三年柯之盟，用匕首劫齐桓公，求返鲁地的曹沫直视为一人。这是杂文中的插叙，本不必说明。想不到，此言一出，竟令某些读者大惑不解。曹刿者，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他的“卑贱者最聪明”说大出其名，但大家对他与汉代刺客“曹沫”的关系却不甚了然。他们说，“曹刿”和“曹沫”，分明写法不同，两人的表现也不一样，一个是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一个是恐怖分子亡命徒，两人怎么会是一人。他们怀疑，我是一时糊涂，记忆有误，犯了实在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即学界称为“硬伤”，很多人都乐此不疲的错误）。我承认，自己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犯糊涂的事也时有发生，但说到此事，却并不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前人成说，早有定论，我并没有任何发明。比如，随手翻一下吧：
　　一、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史记·刺客列传》“曹沫”即《左传》、《谷梁传》“曹刿”、《公羊传》“曹子”说：“沫音亡葛反。《左传》、《谷梁》并作曹刿，然则沫宜音刿，沫、刿声相近而字异耳。此作曹沫，事约《公羊》为说，然彼无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传》鲁庄十年，战于长勺，用曹刿谋败齐，而无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论曹子。《谷梁》此年惟云‘曹刿之盟，信齐侯也’，又记不具行事之时。”
　　二、清梁玉绳《人表考》卷三解释《汉书·古今人表》“鲁曹刿”，而列举异名说：“曹刿始见《左》庄十、《谷梁》十三、《鲁语上》、《管子·大匡》。刿又作（注：《吕览·贵信》），又作沫（注：《战国齐、燕策》、《史齐、鲁世家》、《刺客传》），又作昧（注：《史鲁仲连传》索隐），亦曰曹子（《公羊》庄十三、《齐策》）。”
　　三、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解释《左传》庄公十年“曹刿”即《史记·刺客列传》“曹沫”说：“刿音桂。《史记·刺客列传》：‘曹沫者，鲁人也。’沫、刿音近。关于曹沫事，古代传说不一，详十三年‘盟于柯’《传》、《注》。”（中华书局一九九○年，第一册，182页）
　　四、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解释《史记·刺客列传》“曹沫”即《左传》“曹刿”、《吕氏春秋·贵信》“曹”说：“张照曰：‘按沫、刿声近而字异，犹申包胥之为芬冒勃苏耳。’必音沫为，反涉牵混，三传不一其说，传疑可也。苏子《古史》据《左传》问战事，谓沫盖知义者，安肯身为刺客，则直以沫为刿未免武断。《吕氏春秋·贵信篇》曰：‘柯之会，庄公与曹皆怀剑至于坛上，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管仲、鲍叔进，曹按剑当两陛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毋或进者。桓公许之，封于汶南，乃盟而归。’按此则以沫为刿之证，而字又小异。《胡非子》：‘曹刿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万乘之主，反鲁侵地。’亦以为曹刿。梁玉绳曰：‘曹子之名，《左》、《谷》及《人表》、《管子·大匡》皆作刿，《吕览·贵信》作，《齐策》、《燕策》与《史》俱作沫，盖声近而字异耳。《索隐》于《鲁仲连传》作昧，疑讹。’”（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本，上册，1550页）〔案：梁说见该氏所著《史记志疑》〕
　　五、今人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解释《吕氏春秋·贵信》“曹”即《左传》庄公十年“曹刿”、《史记·刺客列传》“曹沫”说：“案、刿、沫三字同音通假。”（学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三册，1308页）
　　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必讨论，但因为最近发现了上博楚简《曹沫之陈》（尚未公布），我是竹简整理者，现在回想过去的讨论，我觉得，曹刿为什么就是曹沫，这件事倒还值得补说几句。
　　案古书所见人名，同人异名，情况很多（如上引梁玉绳书就列有他的四种异名），本不足怪。一种可能是，它们是一名一字，名字互训或反训，但写法不同。一种可能是，它们是传写不同，或者同音假借，或者形近讹误。甚至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过去，学者为什么认定曹刿就是曹沫。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叫这两个名字的人都是鲁庄公的重要谋臣，它们的写法虽不太一样，但都是曹氏，名字的读音也十分相近，不太可能是两个人；第二《左传》讲柯之盟，虽未提到曹沫，但战国古籍，如《管子·大匡》、《吕氏春秋·贵信》，分明已说登坛劫持者，其中就有“曹刿”或“曹”。“曹刿”和“曹”显然是通假字，并且他们是参加同一事件，无疑就是《史记》提到的“曹沫”。只不过，二书不像《刺客列传》，只是突出曹刿一人，它们还提到另一位劫持者，即鲁庄公本人，《荀子·王制》也说“桓公劫于鲁庄”。
　　这是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经过反复查证，已经搞清的事情。
　　现在，我想说的是，上博楚简《曹沫之陈》中的“曹沫”，他的名字，写法和传世文献又不一样，是作“蔑”。我们不能认为是又出了个什么人。我们看简文，这个人也是鲁庄公的谋臣，不但劝谏庄公勤俭，还和他讨论军事，他能是谁呢？我看没有商量，他只能是曹刿或曹沫。因为简文“”有异体，但都是从告得声，此字应该就是曹国之曹（封地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南，与鲁相近）的通假字，或原本相当郜国之郜（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后以音近，传写为“曹”；“蔑”也有异体，但都从蔑得声，此字也很明显是相当于曹刿的“刿”字或曹沫的“沫”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刺客列传》索隐对曹沫之“沫”的读音，所注反切是“亡葛切”，从道理讲，它是上古音的明母月部字，即相当于“沫”字，而不是“”字。这两个字，字形、读音都有区别，“沫”是明母月部字，两横是作上长下短；“”是明母物部字，两横是作上短下长。虽然在古书中，“”、“未”两字经常混用（参看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一九八九年，610—611页），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曹沫的名到底是“沫”还是“”，前人有不同看法，如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一认为，《索隐》作“亡葛切”不对。但我认为，其标准写法还是以作“沫”更好（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作“沫”）。在上古音中，“曹”是从母幽部字（从曹得声的“遭”是精母幽部字），“告”是见母觉部字（从告得声的“造”是从母幽部字），读音相近，可以通假；“刿”是见母月部字，“”是明母月部字，“蔑”是明母月部字，读音相近，也可以通假。读者要想知道有关的通假实例，可以查看上引高亨《古字通假会典》的618—619页、656、726—728、760页。特别是其中的618页，正是把“刿”与“”列为通假字（原书“”当作“沫”）。简文“蔑”与“岁”读音相近，字形也相近（“岁”，繁体作“”）。所以，从各方面看，《左传》的“曹刿”、《史记》的“曹沫”、上博简的“蔑”，他们肯定是同一人。
　　当然，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前人对《左传》“曹刿”和《史记》“曹沫”是否为一人，这件事也不是没有争论。但一般说，大家的疑点，主要是此人是否真的当过刺客，而不是说“曹刿”和“曹沫”是两个人。比如，大家可以读一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194页的讨论。前人讨论这一问题，谁都承认，曹刿（或曹沫）曾为刺客是战国秦汉流行的说法（不但见于梁玉绳引用的上述各书，汉画像石也有曹刿劫桓公的图像，说明当时很流行），惟各书所记，某些细节，似仍有疑问。如长勺之战，《左传》既言齐败鲁胜，为什么《史记·齐世家》反言柯之盟，齐尽返“曹沫三败所亡之地”；《春秋》经传既述齐灭遂于柯之盟前，为什么《齐世家》反言“桓公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学者复疑《管子·大匡》、《吕氏春秋·贵信》所言“鲁请比关内侯”，《公羊传》所言“请汶阳之田”，皆为不可能之事，甚至说春秋不应有刺客，当时不用匕首。所以，前人有指这类描述都是战国人编撰的故事。这类问题，涉及古书研究的方法，涉及辨伪学的重新思考，当然可以讨论，而且也应当讨论。战国时期的传说，肯定有添油加醋的文学夸大（这类问题在诸子和事语类的古书中极为常见），但哪些是真有所本，哪些是羌无故实，应当细致甄别，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切忌使用默证（这是司马迁作《史记》的一贯态度，我也这么看）。比如，上面讲的基本史实，长勺之战在公元前六八四年，齐灭遂和柯之盟在公元前六八一年（灭遂在夏天，盟柯在冬天）。《齐世家》记齐败鲁，上距长勺之战已三年，鲁胜长勺，并不能证明柯之盟前，鲁未三败（当时齐强鲁弱，鲁一胜三败，不足为奇）；鲁献遂，可能也是对齐灭遂的承认（属于合法性问题）。至于春秋时不应有刺客，或当时还没有匕首（见上引《史记会注考证》，1551页），这些也是揣测和估计，不能当证据。研究宋代辨伪学，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这里面有儒家道统的干扰，比如宋人疑《孙子》晚出，诋其书下流，即多源于他们对世道人心的估计。前人不敢相信《刺客列传》，主要也是这类考虑。这就是，凭他们估计，春秋时代，世道人心虽不好，但尚未堕落到战国水平，鲁庄公和曹刿都是体面人物，不该在国际外交场合，行此野蛮无礼之事。况且，即便真干，也只能雇佣杀手，何必亲自为之。其实不然。我不但相信，春秋时代可能有刺客，而且从考古发现看，当时肯定有匕首（中国的兵器，短剑实早于长剑，西周、春秋皆有之）。证据是什么？很简单。司马迁讲四大刺客，其中两人都是春秋时人，一是曹沫，一是专诸。如果大家对曹沫有怀疑，专诸刺王僚，怎么否认？他可是明见于《左传》的著名刺客（昭公二十和二十七年，写法略异，是作“设诸”，《汉书·古今人表》把曹刿列入第三等，把专诸列为第七等，似以后者身份比较低贱，但曹刿的出身也并不高贵），绝非太史公的杜撰。更何况，还有一条很过硬的证据是，《孙子·九地》说“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巾，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诸”是专诸，“刿”是曹刿，也分明是以这两大刺客并说，用他们的榜样，鼓励士兵拼命（等于林彪说的“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了”）。现在，治军事史者，或以为只有“堂堂之师”、“正正之旗”，才叫军事，殊不知我国兵法，自古就有另外一路。比如，《吴子·励士》说：“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夫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这和《孙子兵法》的说法就是完全相似。我们看吴起之死，犹“示子吾用兵”，令围攻他的楚国大臣坐三族之罪，他是实践了自己的理解。自古师旅，皆道孙、吴，这不是兵法是什么？我们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说，军事家怎么可以当刺客了。其实，什么样的暴力都是暴力，美国这个国际警察说流氓国家不许有大规模杀伤武器，那只是合法性的解释权在谁手里。其实，在使用暴力这一点上，历史上的流氓、黑帮和警察，他们的角色经常是互换，比如黄金荣，他就既当过小流氓，也干过巡捕房，而且还是总统的老师，上海和全国的闻人和贤达。看看美国的黑帮片（如著名的纽约黑帮和芝加哥黑帮）吧，这对理解当代的政治和军事很有帮助（美国的国防部长就很欣赏这些老前辈）。现在，没有哪个词比“恐怖主义”更为流行，也没有哪个词比“恐怖主义”更为混乱，光是定义就有一二百种，剑拔弩张，各说各的道理，立场不同，根本无法对话，这里不必多谈。但军事家也可以当刺客，还是不必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拿道德来说事。
　　刺客不等于坏蛋，军事家也不等于好蛋。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曹刿就是曹沫，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此人是否当过刺客，我只能说，这是古人的成说，而且从《孙子兵法》看，还很有根据。它不仅见于战国秦汉的古书，也被《史记》采用。司马迁讲曹沫，特意记载的就是他劫齐桓公的壮举，不但《刺客列传》讲，还载之《年表》与《齐世家》、《鲁世家》，反于论战之事不置一词，可见这种说法在汉代影响非常大。学者怀疑，可以，但如果不是别有所见，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古人，至少是留有余地。
　　我希望和古人沟通，也希望和读者沟通。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读书》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