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特约撰稿员 杨素（台湾）

    今年是“五四”运动87周年，台湾政府依往例没有大幅纪念活动，不过新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不但发表专文赞扬“五四”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五四”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为师，建设长远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以突破台湾当前的政治困境，更破天荒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五四”纪念活动中，由党史会展出珍藏数十年从未曝光与公开的毛泽东珍贵手稿，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深厚的重量级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信函、书简，等于继前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宣布开启国共第三次合作后，由国民党再度展现善意，象征国共两党互动迈入全新阶段。
    国民党此举，在言必称反共或中国不是的台湾政坛，当然也是一种挑战禁忌的做法，并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不过马英九倒是坦然地说，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已经三十年了，因此他已成了历史人物，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不必把他跟台湾的现实政治搅和在一起：“毕竟他在中国大陆，曾经有过许多让人遗憾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展出是历史”。
    毛泽东手稿重见天日
    国民党自从东迁台湾后，总是把大陆失守的责任推给中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相互唱和，因此包括胡适在内的“五四”一代知名文人，虽然不乏早就融入国民党党国体系，而在官僚或党务系统有所发挥，但大多数人还是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叹。以胡适之尊，长期滞留美国，却没得到应有的尊荣与待遇，许多自由派人士的活动空间也只能局限在几个弱小在野党内，随着国民党箝制言论等白色恐怖手段的加强，也发生了多起打压言论自由的重大政治事件，例如早期的雷震、殷海光遭迫害，乃至于之后的柏杨、李敖相继入狱，都证明国民党对所谓自由派文人相当不放心，乃至抱持敌对管制心态。
    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在台湾当然更可想而知，在国民党迁台初期，许多保守派人士纷纷批判“五四”摧毁了旧的道德与文化，让青年接受共产主义的催眠，才使得国民党失去了天下，因此虽有因新文化运动名满天下的胡适，为“五四”游行拿大旗的傅斯年，乃至于撰写“五四”宣言的罗家伦，国民党并没有对“五四”运动有太多的着墨与正面评价。
    不过对国民党而言，在文化层面上，“五四”运动强调的是打破旧的文化禁锢，传递新的思潮，以及让科学与民主奠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与高喊复兴中华文化，以戒严手法拒绝阻党、民主选举的蒋氏政权立场实在有段不小的差距。在宣传的方面，要讲到“五四”，就不能不谈到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乃至于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因此这些人与事迹，对当时强调意识形态封锁，要把毛泽东与中共妖魔化、去历史化的国民党，无疑是一大禁忌。
    因此，相关的人、事、物在国民党政府主政下成了被遗忘了的历史，国民党官方鲜少提及“五四”运动始末，当然更不会承认有过国共合作，也不鼓励民间发起纪念，教科书也鲜少谈及。甚至“五四”时期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与国民党方面正式文书往来等大批珍贵的史料都藏在党史馆的档案中不见天日。
    不过在马英九上任后，国民党则首开生面地，决定以“五四名人书札”展览为名，在中央党部展出这段被遗忘的历史与记忆。中央党部前的两扇风水墙也挂上了巨幅的胡适与台湾的白话文学作家郭雨新肖像作为纪念。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也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5年到1923年，面对当时袁世凯妄行帝制与连串的军阀乱政，学生与青年挺身而出，涉及包括文化启蒙、文学革命、五四爱国运动等诸多层面，根据他的定位，国民党认为，“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民族自觉与革新救国的运动。
    此外，这次“五四名人书札”展览中，除了胡适、罗家伦、傅斯年、孙文、蔡元培、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真迹墨宝，以及《新青年》、《新潮》、《民国日报》、《建设》、《觉悟》等“五四”时代重要刊物外，最特殊的陈列展品当属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手札。例如一封于1924年国共合作时代，由毛泽东写给国民党党工林伯渠、彭素民的信函，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毛泽东在信中报告他回到长沙进行组织工作的状况；当时毛泽东才30岁不到，却已经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职务，在信函中，毛泽东的字迹虽然不尽工整，但是相当奔放，挥洒自如。另有一封于1924年，由毛泽东写给国民党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信函，当年的毛泽东表示深受头痛之苦，希望辞去繁重的工作。
    邵铭煌在接受访问时终于正式承认，无可否认地，毛泽东是当时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同时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后，就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也有吃重的工作，所以毛泽东不但曾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更具有相当的地位。展览中另有封毛泽东用国民党中执会宣传部纸张所书的公文信，为宣传部同仁争取加薪。
    邵铭煌也表示，毛泽东笔迹乱中有序，整篇手札运笔气势磅礴，若字如其人，大概可以看出来，他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具有雄霸天下的一种性格，内心已潜伏一种很大的企图心。这次展览中也特地展出毛泽东年轻时期，以名字笔画数，取成笔名“二十八画生”，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投稿，题目是《体育之研究》，毛泽东在文章中力陈体育与国力的关系，认为若“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字里行间忧国忧民。
    罗家伦的情书与胡适的仰慕者
    除了一些政治性相当高的手稿、笔迹外，国民党也安排了些软性的展览内容，吸引民众的目光。例如以写作《新人生观》而著称的罗家伦，年轻时写给夫人的情书便是一例。
    当年“五四”学生爱国游行所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当天惟一的中文传单，总共印了二万份。这份宣言就是由罗家伦所写。让他因此而成名，之后并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不过游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却没能拿到学位，返国后即投身国民党军旅，曾助蒋介石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北伐成功后被派任清华大学校长，却因军阀杯葛与学生不支持等因素南返，又在抗战前接受中央大学校长，来台后历任党史会主委、国史馆馆长等职务。
    只是其貌不扬的罗家伦靠着百余封情书追到北大校花的浪漫传说，各界一直耳熟能详，尤其丑男靠着才华洋溢克服了外貌的限制，两人于1927年11月13日在上海结婚，让苦恋开花结果，更为外界所称道。但根据国民党的史料与罗家伦的情书，却证明这个逸闻纯属虚构，因为罗家伦经过多年爱情长跑追到的爱人张维桢，根本未曾念过北大。自然也没有所谓下嫁三条件：留洋博士、大学校长、夫妻同行须保持相当距离之事。罗家伦女儿罗久芳在所著《罗家伦与张维桢》一书中也记述，她自小便已听闻“北大校花”的说法，因此向母亲询问，张维桢则轻描淡写地说，“哪里有这些事？都是那些大学男生追求女生太辛苦，才编出来互相鼓励的”。
    原来1919年“五四”运动后，出了大风头的罗家伦前往上海展开学生团体串连，另一方面也在逃避北洋军阀搜捕，当时他是在“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中认识张维桢并一见钟情；张维桢当时是上海女子学校的学生，并非大学生，当然更不是北大校花。之后罗家伦周游欧美，张维桢紧接着前往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因此两人是靠频繁的鱼雁往返联络感情，一直到张维桢取得硕士学位返国，长跑九年、双方年近卅，才在上海共结白首。
    国民党这次展出的“五四名人书札”中，就有罗家伦当年写给张维桢的情书，用国民党专用的红框十行信纸所写成，相当令人意外的是，罗家伦的热情澎湃，写给张维桢的情书，由刚开始的“维桢吾友”，逐渐变成“维桢”、“维桢吾爱”，到最后更成为“我生生世世最爱的维维”。这封公开展出的情书，信末还写到，“怀中的热火烧着，口中还是发生津液。想你的吻，一次、两次……至无限次。望你好好保重，永久爱你。只希望永久被你所爱的志希”。连马英九看了都直说“这已经是限制级了！”
    此外，国民党也特地把一位当年北大女学生、诗人徐芳请到现场，这位如今已白发苍苍、高龄九十五的老奶奶，当年还先进得很，曾经主动以书信向胡适表达爱意。1936年8月21日，徐芳还寄了一张照片给胡适，照片背后写着：“你看，她很远很远地跑来陪你，你喜欢她吗？”但胡适已有妻室，两人始终以礼相待。徐芳来台后另嫁他人，生活幸福，相夫教子，淡出文坛。夫妻还一起去中研院探望过胡适，他甚至与夫婿都参加了胡适的葬礼，直至今日，徐芳仍坦白表示，胡适“是她最敬最爱的人”。
    国民党谈“五四”  步步为营
    国民党在这个时候纪念“五四”，并由马英九以“开创理性政治的新时代”为题，在平面媒体发表纪念“五四”的专文，当然有所政治考量，甚至步步为营都是计算。例如国民党选择胡适与张我军作为“五四”纪念性人物，张贴在中央党部正前方公告周知，也都有几分特殊的考量。
    胡适对五四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影响，早已史有定论，但张我军又是何许人也？张我军是日据时代人物，台北板桥人，幼年贫苦而勤奋自学，后负笈北京，与当时旅居北京的台籍菁英连震东、洪炎秋、苏芗雨并称“四剑客”。由于接受到“五四”运动的新文化与白话文浪潮冲击，启发了张我军的白话文主张，认为台湾文学若自限古文唱和，将无法唤起民众奋起反日的热情，所以多次投书呼吁台湾应推行白话文运动，进行思想启蒙。
    国民党选择纪念张我军，主要还是放眼台湾，希望建立台湾民众与“五四”运动，乃至于中国文化的连接。马英九专文中强调，早在日据时代，胡适的文章就经常转载于蒋渭水等人创办的《台湾民报》介绍到台湾来。同时胡适支持雷震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更播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成为台湾今天民主思想的奠基者。纪念胡适、“五四”，就是希望根据胡适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与理性启蒙精神，规划台湾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马英九也提及，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另一个贡献。因此“五四”的经验正可为台湾去古文教育，乃至于中文正体字与简化字的争论提供重要参照。他说，“五四”时代的白话文作家，包括胡适、鲁迅、沈从文、闻一多等，都是古文根底深厚，中外学养俱佳，才能写出优美而独创的文学作品。因此文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古文学的基础上，学习文字的丰富与深厚，才能具备更全面的表达方式与写作能力。即便欧美国家，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课程会放弃自己的古典文学，试想，没有莎士比亚的英文，会是怎样的面貌？
    马英九并指出，有关正体字与简化字的争论，事关文化传承，值得关注。他长期主张正体字不宜称繁体字，应持“识正书简”(认识正体字，书写简化字)原则。基于大陆当局近年提倡中华文化值得肯定，马英九建议在“两岸书同文”的愿景下，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希望中国大陆能逐渐恢复正体字在印刷上的使用或正、简化字并用。
    只是从冰冻库到宣传议题，“五四”没变，国民党在变。在国共合作的气氛发酵下，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定位，自然也就不再是件太奇怪的事。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