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性豪逸，众易之，法眼独契重。一日眼问众：“虎项金铃，是谁解得？”众无对，师适至，眼举前语问，对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录》

文 □ 特约撰稿员 章立凡

    国号之铃 至今无解
    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团由陆征祥率领，成员包括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其中王正廷系广州军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中，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以上国民党）、胡适、吴贻芳、胡霖（以上无党派）、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为代表，并共同在《旧金山宣言》上签字。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共享中华民国名器的历史就此终结。此后大陆与台湾（背后是统治这两块中国领土的党派）分别使用两个国号，并为联合国的“CHINA”席位争斗了25年，最终大陆取胜，但国家至今分裂依旧……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统一障碍，皆与国号问题有关。“台独教父”李登辉于1991年6月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毛泽东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叫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关于更换国号的故事，《黄炎培日记》1949年9月26日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在《美堂老人的“烈士暮年”》一文中，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形势很快逆转：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李敖在2004年10月27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168集里，谈到了国号问题的另一版本：
    1965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当时就在大家投票决定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清客，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也）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个臭招牌砸掉了，而16年以后毛后悔了。
    李先生讲的这段古，我在少年时代就不止一次听长辈谈论过，看来也不像空穴来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查过很多资料，都无法证实此事。中国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决策，若此事属实，则六国饭店的午宴，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这种私下说的话，正史也不会记载，当是作俑者自己对外吹嘘，才以口碑流传至今。
    官场商场 轮番投注
    巴蜀网对周善培生平事迹记述如下：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等。
    周善培在清末属于维新派，为官任内积极兴办实业，政声鹊起。他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辫的一位（四川人称“周秃子”），其思想之新锐可见一斑。入民国以后，他虽以遗老自居，但长袖善舞，仍系“与时俱进”的人物。上述小传称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显然遗漏了不少重要历史情节。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此即所谓“旧政学系”之由来。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倒直“三角同盟”。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22年3月20日“伍朝枢偕张作霖之代表朱庆澜、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邓铿、谢持自广州来晤。”
    周善培因此卷入一宗历史血案：邓是粤军参谋长，谢是大总统府秘书长，二人皆周之学生，陪老师甫抵广州车站，邓即遭遇刺杀。而周自述此事，则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资于戴传贤（季陶）、张人杰（静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损失，听说张人杰电求陈炯明借100万元为交易所复业，立刻电知邓铿即日赴粤，不料抵达后发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前夕，周善培曾与韩国钧、张一等耆宿，奔走调停于两省督军齐燮元、卢永祥之间。1925年，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遗老，又卷入宗社党人的政治阴谋，企图利用白俄将军谢米诺夫帮助废帝溥仪复辟。其间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机家，曾在给溥仪的奏折中密陈：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对在战犯看守所中关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于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黄炎培，为溥仪开脱说：“此公真是伤心人，丁巳误于康（有为）、沈（曾植），辛未误于罗（振玉）、郑（孝胥），皆自许为臣，共推为学者、为诗人。旧书真有毒，可叹！”丁巳指1917年张勋复辟，辛未指1931年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还拜托黄炎培：“对于溥公，我却有几件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写如别纸。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
    在“别纸”中，他提到两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间，溥仪捐款支持朱庆澜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二是1932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赴旅顺为溥仪祝寿时，溥仪曾对他指天画地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国人”，故其出任伪满“摄政”绝非本愿。黄炎培接到此信后，于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来，转呈周善培来信并有所关说。
    历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遗老周善培为故主求情，将视线引到了密筹伪“满洲国”的历史关节点上，也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且看溥仪对这位旧臣的回忆: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溥仪：《我的前半生》）
    溥仪这段文字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谈及罗、周二人“说他们可以凭此去联络那些热望我‘复位’的日本军方人士和东北的军政要人。”（溥仪《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
    原来“自许为臣”并将故主推上认贼作父之路的，不止罗振玉和郑孝胥，周善培也在其中，不过是各怀心思，争当拥戴的功臣而已。最后郑孝胥凭藉日本人将溥仪抢到手，“躁进之人”罗、周被排斥在外，没有当成“开国功臣”，才侥幸洗脱了历史罪名。
    从以上这些历史片断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周善培，一个不断用商业法则进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遗老善舞 信之不祥
    进入民国以来，以遗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后勾挂过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
    国民党元老谢持父子，与周善培有两代师生之谊。谢持的孙子谢幼田，曾有如下回忆：
    我祖父和父亲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远长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护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张澜和罗隆基，与周恩来也有往来。他告诉我父亲，中共将会需要我父这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我父对家人讲，他“一生不问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就研究过，不过凭本事吃饭，不必怕。”于是就留下来了，并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谢持这位不问政治的儿子谢德堪，回到四川富顺老家后，很快在土改镇反中被捕。谢家人十万火急地跑去恳求周善培，请他出面找陈毅营救：
    周郑重告诉我大哥转家母：“不必急，你父亲迟早会受欢迎的。”周没找陈毅。当时，周很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即由他取，毛泽东到上海数次登门请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请吃饭。于是我母亲没找在北京教大学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济深和周恩来，周在法国与我父亦有交情。（谢幼田：《我父亲的一张判决书》）
    由于“周很忙”，而谢家人又过于信任这位两代恩师，放弃了直接找李济深、周恩来求救的机会，结果谢德堪于1951年3月14日以“恶霸罪”判处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运的前辈，与“船王”卢作孚的交谊非同一般。新政权成立之后，周力劝卢及其民生公司船队从香港来归，功不可没，他还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长。
    1952年“五反”运动中，高压下的卢作孚于2月8日夜间自杀，西南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据《黄炎培日记》记载，2月15日从周善培的来信中得知卢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仁盘问详情，接着往访张澜磋商，下午便将周的来信交给了统战部长李维汉。其后数日间，卢作孚自杀的内情在北京上层逐渐传播开来。
    周善培同时将消息透露给《大公报》记者张蓬舟，22日该报二版披露卢“病故”消息后，当即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春桥的严厉责问，总编辑王芸生被迫做检查并受记过处分，该报副总编辑李纯青、编辑主任孔昭恺、副编辑刘克林、采访课主任周雨分别受到警告处分。
    亲朋好友不断触霉头，周善培却始终安然无恙，还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长。素以“眼光远长”著称的他，常在不经意间给人瞎马骑。他表字致祥却多致不祥，友人从卢作孚到王芸生，弟子从邓铿到谢德堪，主子从溥仪到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种不祥。
    另据《张元济日记》记载，1949年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周善培两位前清进士到中南海晚餐，陈毅作陪。毛谈及章士钊欲居北京经营商业，并为老东家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反对，张元济也认为杜月笙的名声不佳，门徒众多，恐地方受扰，陈毅表示将对此事慎重处置。周在席间主张读经，张则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对待杜月笙的问题上，周善培颇有见地，因为伟大领袖肯定不会喜欢帮会领袖。他的“读经”主张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为“圣之时者”。而张元济别立经学一科的倡议，如今已在大学中现身……
    敌人的敌人即朋友，前清遗老支持新政权，毛泽东也显得特别敬老尊贤，盖因国民党乃共同宿敌也。遗老周善培对中华民国“毫无好感”、卷入复辟密谋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换国号的理由点拨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
    周善培晚年终于过了一把“开国功臣”瘾，于1958年寿终正寝。新国号满足了毛泽东的历史舞台感，却令他在统一大业上抱憾终生。
    系铃人去矣，周善培拴在历史虎项上的金铃铛，至今犹未能解……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