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1949年春大陆发生剧变时到美国的，1958年春，在美国定居九年的他重新回国，回到了台湾。胡适为什么回台湾?这可能需要从他回台前后的政治气候说起。
　　1949年因在大陆失败而退居台岛的国民党在没有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以前，当然要拉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招牌，目的是吸引美国的眼球。然而，韩战爆发尤其1954年”中美协防条约“签订之后，国民党政权有恃无恐，不但逐渐改变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而且政权本身也往极权路上倾斜。因此，台岛自由主义逐渐进入一种危机状况，它的寿命事实上已经不长了。尽管胡适本人因其巨大的声望，体制不能拿他怎么样，但对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国民党政权显然不能容忍而要开始清算。
　　1956年十二月，蒋经国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签发“特种指示”，并将这“特字第九十九号”文发至区分部以上单位，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执行，开始向自由主义进攻。该指示的开头便是：“有一种叫作《自由中国》的杂志，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滥调，……因为这种刊物的滥调，与过去在大陆上共匪民盟，所谓‘民主’‘自由’的滥调，在根本上并无不同，……”所以我们要提高警觉，动员力量，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以下则是具体的计划部署。
　　文件签发后，周国光(蒋经国)以其“特种指示”过于简略，遂又于次年元月，另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更直接把矛头对准胡适。小册子明确指出：除去苏俄是思想上的敌人外，“思想上的敌人不止一个。实际个人自由主义者散播的毒素思想，亦同样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这是台湾政权对自由主义的定位，而所以在自由主义之前加上“个人”，不仅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个人的，而且还可能因为1954年胡适回台讲演，把殷海光翻译的书(《到奴役之路》)称之为“新的主张个人自由主义的名著”。小册子说：“近六七年来，自由中国的思想战场始终有着激烈的战斗，一般的、零星的、小的战役且不去说它，就以民国四十二三年之间两个比较重大的战役来说：原因是有一知名学者发表所谓‘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的言论，以及吴国桢公然叛国两件事情所引起。”前者虽然姑隐其名，但谁都知道这是指胡适。“四十二年某名学者回国‘讲学’，有一次‘讲学’，他已离开学术本位，而作政治性的煽动(鼓励人民向政府争自由)”。这是指胡适1953年第一次回台时的一系列讲演。除了这一桩罪过外，还有就是胡适在《自由中国》上“批评总统个人”，“‘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要总裁仿效他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
　　在小册子看来，胡适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而批评总裁，要他“无智、无能、无为”，“目的想总裁从此少管闲事，削弱他对党政军的领导力量，使国家重心得不到巩固，便利阴谋分子计划的发展，以破坏反共抗俄的大业。这是批评者的重大毒辣的阴谋”。而这些“毒素思想散播，名为自由主义，或者是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其实都是骗人的；就是表面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而私下里则做着一种卑鄙的政治买卖”。今天如果要讲自由，那就是“牺牲个人自由来为国家争自由”，因为“总理说过：‘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因此，小册子声称：“不论是在学理上、法律上、事实上都要使个人自由主义无法立足”，这不啻是体制向，自由主义发起总攻的动员令。
　　此时胡适人在美国，更大的压力是承受在《自由中国》杂志及其实际负责人雷震那里；然而鞭子打在《自由中国》身上，矛头对准的还是胡适；谁都知道，胡适是《自由中国》的精神领袖。那么，胡适的举措是什么呢?
　　回去，回到台湾去。
　　当然，胡适回台，有公私两方的原因。从私的方面说，原因之一就是经济问题。还在周国光的“特种指示”没出来之前，胡适就打算回来了。1956年十一月十八日夜，胡适写信给好友赵元任：“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寻一所房子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 (我也知这一定有人不欢迎我长住下去)。”其所以如此，原因有几点，最后一点是“我老了，已到了‘退休’的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但从公的方面来说，胡适决定回台，是出于他所自觉承领的一种道义。此时已是1957年夏，半年过来，周国光的“特种指示”“向毒索思想总攻击”之类的东西，胡适也已知晓。依然是给赵元任的信，他再度解释自己为什么选择回台：“你大概不知道，或者不很知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seriously’。
　　“我underscored the word‘more’，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话，实在have taken me seriously，甚至于我在一九五二至五三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帐上，没有忘记。
　　”这里你和我的意见没有‘谬乎?高乎’的争论，完全是个standpoint的问题。”
　　胡适这封信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是我们认知胡适尤其是晚年胡适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当年受殷海光影响甚深的林毓生在做学生时对胡适十分不屑，认为胡适“内心深处平淡的像一杯白开水”，不解他“怎么会领袖群伦数十年?”如果当年林毓生能够读到这封信，那“内心深处平淡的像一杯白开水”的话是否还能说得出?当软弱与妥协几乎成了胡适的代名词时，这封信让人感到的恰恰是一种内在的坚定。胡适素不惯高调，他的信波澜不惊而波澜自在，几个段落间，一波又一波，平静、沉稳而有力量。
　　因为围剿，所以我要回去，而且“不能不回去”。胡适知道，台湾当局要围剿的不仅是他，更是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然而，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殷海光对胡适有过较深的误解，认为胡适：“代表自由主义，享受自由主义，却未替自由主义流一滴血汗。”此刻，这位只代表和享受自由主义的胡适已经决定回去“享受”了。
　　自由主义从不回避对国家政府的批评，但胡适的戒约是，有话回来说。因此，他感到有话要说的时候，就必须回来，这是“一个责任”。认领这个责任的胡适不需要“流一滴血汗”，他一张口，就有人怕他说话，尽管当局have taken me seriously(“拿我严重地对待”)，这反使胡适觉得自己在国内比在国外更重要。
　　这里，胡适特别强调了一个字“更” (underscored the word‘more’)，索性让他们更严重地对待我吧，这是胡适对国内事态的一种判断和态度。他并非不知道他回去所面对的困局，但，不是怕我说话吗，不是把我的话都记在账上了吗，我“更”要如此这般了。这不是什么壮怀激烈，胡适保持的只是惯有的平实和坦然。
　　以上所有，都无关其他，胡适把它归拢到一点，就是“立场”(Standpoint)。这是什么立场?如果有答案，只有一个：自由主义。
　　胡适是在写此信的近九个月后回台定居的，主要因为有病一时走不掉。此时胡适不仅人到晚年，且久受心脏病缠磨。胡适写信的前后，其日记记载，大都与在医院检查治疗有关。这样的书信，这样的心志，这样的健康状况，对老年的胡适来说，的确是一种“落日余晖”了(余英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