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先生走了。尽管他一辈子期盼回到东北老家，原来受到软禁不得自由行动，但等到恢复自由身时，他却又带着老伴远赴美国檀香山，十余年来婉拒了“叶落归根”的邀约，最终选择埋骨异乡。
　　不仅如此，这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英雄甚至将他的个人资料文件、包括口述历史悉数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996年，张学良发表声明指出，“捐给哥大的材料，是中国近百年来我所参与和亲身经历的事实记录，和我自己研读明史、中国近代史和基督教神学心得的一部分。其余的将在2002年，与哥大为我作的口述历史，全部公开展出。”主持张学良口述历史计划的哥大中文讲师张之丙说，1996年后张学良的材料陆续运来，目前计划依当初的约定，于2002年6月开放部分已整理好的材料，包括颇具争议的如西安事变的相关资料。换句话说，无论张学良如何受到中国各党各派的赞美，他最终将自己的历史的证言存放在美国的学术机构，而不是在北京或台北，其良苦用心，颇耐玩味，也反映了少帅独立于各党派之外的一贯精神。
　　6月转眼将届，似乎很多事情到时可以真相大白，不过海外的史学界是很小的圈子，而且彼此之间口风并不紧，据看过资料的人转述，所谓的机密材料其实已没有那么机密，真正比较值得品味的是张学良对几个军阀的看法，十分生动有趣。至于为何机密不再是机密，因为过去10年内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国际研讨会已开过几次，其中有一些十分出色的论文。至于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大陆方面也陆陆续续公布相关的电文、信函和会议记录，作为当事人的张学良在几次访问中也吐露了不少，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已足以架构历史真相，澄清某些疑点，并打破过去的刻板印象。
　　依笔者浅见，有关张学良的历史争议主要有二：一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二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角色。本文试着整理这两项史实，以为参考。关于“不抵抗政策”，1990年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中已说得很清楚。当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令攻击北大营时，东北军约有四十余万，张学良率十余万主力进入关内，沈阳只留守少数兵力。张学良说：“当时我在北平养病。我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是我邀请英国大使正在观赏梅兰芳演戏的时候。接到报告以后我遂回家，并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为我是全不知道状况，需要暂时观察情势……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根据日方的史料显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战事爆发后，请求朝鲜军增援。9月19日，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向东京参谋本部报告，称该军一部正开往沈阳，参谋本部指示暂缓。这一天若规礼次郎内阁举行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扩大事态，并通知了本庄司令官，然而关东军的高级幕僚石原莞尔等却不服从命令，决定放手蛮干。他们刻意在吉林激化情势，再出兵吉林，朝鲜军亦擅自出动，进入中国境内。关东军和朝鲜军违反军令，独断独行，应属重大罪行。然而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不仅未予咎责，反而被迫追认这项军事行动。可见军部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嚣张至极，既不把侵略当一回事，也没把国际局势放在眼里，他们根据本身的野心和计划，肆无忌惮地用兵，拖着日本政府走向侵略，也就是走向一条最终亡国的不归路。
　　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同对日本的判断有关，他以为考虑到国际的压力，关东军会很快地撤兵，因此东北军若以弱击强，不仅无法战胜，反予关东军扩大战争的口实。不料关东军却一路攻城掠地。受到不抵抗命令的影响，东北军几乎没打什么仗就被赶出了家乡。至于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张学良的回答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口气。他说：“关于这一点，从前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央的国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这等于说，中央政府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没有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我要再重复一遍，当时我以为日本不会来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上日本军部挑衅的当，扩大事端。那时我如果知道日本真正的意图，情况可能变成两样。”
　　张学良的证词绘出了大致的历史轮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原因是他判断日军不会无视国际舆论发动战争，因此希望以忍隐妥协的方式让日军找不到扩大事端强夺土地的借口，只能草草收兵。至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虽然指示“相应处理”，但其对时局的判断与张氏相去不远，何况日本内阁已通过不扩大事态的决定，又有谁能料到军部自行其是不受约束？
　　无论如何，东北丢了，东北军成了流亡部队。张学良在国人交相指责下，既羞愧又焦虑。对这支部队和指挥官而言，没有一件事情能比抗日雪耻、打回老家更重要了。这种心情使得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如何统一全国的力量上很容易出现分歧，急着找日军较量的张学良对于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与内耗，自然较一般人更感到厌恶与不解，东北军也满怀抵制情绪，为日后的西安事变提供了土壤。
　　在进入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局势此一课题之前，我们或可对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实际政治军事操作以及中国之一般国情，有一客观的理解，如此比较能解释某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清朝覆亡，共和成立以后，尽管孙中山心仪的是西方的代议政体，然而代议政治的基本发展条件如中产阶级兴起、资本累积、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公共传媒、社会团体、城乡规划等等，中国几乎都不具备，或者只是在起步阶段。而上述条件的累积只有依赖国家性的组织力量始得以进行，老式科举制度为本的文官体系已被打破，近代的官僚体系尚未成型，较具组织功能的机器只剩下军队，因此军队的职能必然膨胀，作为维护秩序、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清朝骤亡以后的中国即处于这种微妙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国家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催生强大的组织化力量，以抵御外侮、维持秩序、发展民生和解决各种问题等等。另一方面，过去王朝崩溃后的现象又起，包括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根据过去的例子，最后脱颖而出的通常是眼界开阔、惟材是用、善于隐忍并在关键时刻绝不心慈手软的人物。可以说，民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呈现的就是以上两种时代特色的混合。孙中山最初奔走革命，依赖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宗亲组织和江湖帮会，成员之间的从属关系几近于老式的兄弟拜把。组织力量如此薄弱，又无法切合整个社会体制演进的方向，战斗力自然有限，无法与取代清王朝的北洋军阀抗衡。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和黄埔军校的建立，集合了东京学成归国具有近代法政军训练的精英、欧洲回来的满腹马克思理论的俊彦以及在苏联顾问指导下成立的新型党军。应该说，这是百年来中国最强大的组织性力量，啼声初试后果然无坚不摧。虽然如此，传统的残留毕竟不会一夕之间消失，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仍然带着过去改朝换代的色彩，任何见风转舵的地方军阀都可就地获得合法的地位，挂出同一面旗帜，然后一有称雄的机会就兴兵“讨逆”。这跟楚汉相争或《三国演义》中，各路英雄好汉伺机称王，或在几大阵营中待价而沽的情况并无二致。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国民党内各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理应以这种角度看待，蒋介石是各路诸侯形式上的共主，但地位并不稳固，1930年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张学良掌兵东北，在相当的观察等待后一举带兵进入北平，支持蒋介石扫平反叛。事成，张氏权力大涨，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政军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各据南北一方。
　　九一八事变后，张氏地位大受影响，1933年长城抗战，张期盼有所作为，却遭蒋以抗战尚非其时所阻，随后放下兵权出国考察。1934年张学良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时，基本的思想就是维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同时以和平手段团结各党派势力共同抗日。这一年他在接见记者时表示：“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为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派，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惟一途径。”此时的张学良已有明显的联共思想，不过此时处于抵抗追剿的中共尚未意识到张学良是潜在的盟友。8月1日，中共机关报《红色中华》公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一开始就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侵略掠夺，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
　　有关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和具体会商的过程，近年大陆史学界引述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打开了一扇过去幽禁的大门，解开了许多谜团。不过在解释这些材料背后的主观情境时，似乎过于渲染了张学良对中共的景仰之情。毫无疑问，江西苏区时期的中共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领导阶层年轻，满怀理想，而且愿意为内心描绘的人间天堂赴汤蹈火。由苏联引进严密组织形态、清规戒律的生活方式加上定期的清理革命队伍，使得这支人数不多、武器简陋的革命组织具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在纷乱自私的年代，这种纯化的组织和思想犹如黑暗中的明灯，代表着绝不打折扣的承诺，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投入，以他们的智慧和英勇，播下革命的种子，并在关键时刻发挥扭转大局的作用。
　　虽然如此，政治最终毕竟是讲求实力的，权力的互动关系取决于实力强弱的对比，在战争的年代，实力更取决于枪杆子的多寡。试想连拥兵自重的张国焘在一个时候都不把党中央放在服里，更何况领有17万优良装备部队的张学良？事实上，处于存亡关键的中共在掌握东北军厌战的情绪后，即展开大量的工作，1936年1月间，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见张学良之后，双方实质上已建立了联合抗日的默契，但对于如何对待蒋介石则还有基本的分歧。4月9日，张学良再与周恩来举行关键性的延安会议。席间，张学良坚持“联蒋抗日”，不同意中共的“反蒋抗日”，周则以惯有的圆熟的外交手腕答以“是可以考虑的，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会谈后，张学良拿出两万银圆捐给红军，双方实际上已成盟友的关系。
　　至于南京方面，戴笠所掌握的情报系统对张学良与中共的亲密关系却毫不知情，但东北军不接受“剿共”的命令却是明显的事实，蒋介石开始开口骂人，言词粗鲁，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十分沮丧，并在中共代表刘鼎的面前指责蒋介石。7月2日，张闻天给王明的电报中说：“张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要求加入我们的党。”然而海外学者并不采信这份电文的内容，因为随后7月6日，毛、周、张（闻天）、李（克农）、刘鼎等人在安塞举行会议，完全没有讨论张学良入党的问题。周恩来反而要刘鼎“争取张学良，做好东北军的工作”。至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更有10年之久，其属下要员许多是共产党员，尽管他对红军采取尽可能不打仗的做法，但作为据守一方的军事实力派人物，本能上他更在乎保存本身的实力。因此在要求一致抗日以及保存本身军队的实力避免自相残杀的情况下，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出现具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空间，三者之间实唇亡齿寒。从蒋介石对中央军的布防和调动来看，红军被消灭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紧接着改组解散已不可免。
　　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明确指示只能“联蒋”，不能“反蒋”。策略上，中共调整成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进而联合蒋介石推动全国性的抗日政府。在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写给国民党要员和地方实力派人物许多私人信函，以感性的口吻呼吁团结抗日。11月，中共代表潘汉年抵南京，两度会晤陈立夫。12月1日，毛泽东等19位中共领导人致蒋一函，言词感人：“介石先生台鉴：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中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
    这封半文言体的信函洋溢着少见的书香味和复古风。红军的处境仍极为艰困，虽然在山城堡打了一场胜仗，但弹药粮草难以补给，兵员不断流失。毛泽东几次电请张学良再助一臂之力，但张一时也无计可施，东北军正受中央军的压迫，本身都有被牵制的可能。12月4日，蒋介石率文武大员二十余人，乘火车抵西安，连日召见东北、西北两军师长以上军官个别谈话，并在排除张学良、杨虎城的情况下，举行了部署第六次“围剿”的军事会议。蒋已决定东北军和西北军为第六次“围剿”打前锋，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如两军不战，则调往他地，由中央军直接“剿共”，但张不从此议，反而连日力劝蒋改变“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7日张、杨初步提到对蒋实行兵谏的计划，9日西安大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共同抗日，军警开枪，张大受刺激。11日，蒋介石在召开“剿共”布置会议时，东北军和西北军要员群聚绥靖公署大楼，由张、杨宣布对蒋兵谏，并规划各部任务。12日清晨5时许，蒋介石的行营华清池外枪声大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爆发。关于事变前后数日的情况，各方多已留下丰富的证言，但仍以张学良本身的说法最为直接。1990年，张学良曾接受台湾史学家郭冠英和旅美学人唐德刚制作口述历史，张学良过世后，这段访谈终于公开。他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又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了，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红了。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有做过与我私人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如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我俩冲突就为这件事，没旁的冲突，一点没旁的冲突。”
　　此外，对于他和周恩来的会谈，张学良的回顾亦十分生动。他说，在当代人物中最佩服周恩来，而周恩来也相当佩服他，两人见面一见如故。周恩来说，共产党可以放弃一些事情，愿意接受领导，只是有两个条件：一是陕北仍然给他们，让后方家眷待在那，二是不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其余的一切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张学良说：“只要你们说话算话，条件是真的，我负责去说服蒋先生。”事后张说：“我太自骄了，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说不定。”张学良说中央糊涂，抗日时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大家都说好了部队就这么摆着，绝对服从中央指挥，共同作战。张群曾对张学良说：“蒋先生当时怕你啊！拿你当个宝贝。这边拿着你，怕那边也拿着你，怕你跑到那边去。”张说：“我怎么会跑到阎锡山那去？中央啊！现在事情都过去了，我已九十岁，什么也不怕了，中央一直不晓得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有一次和戴笠见面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蛋的特务，你特务什么了？你特务！……’”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史料，尤其张、周这般的对话内容未曾见诸于中共的文件，但以张学良的真实性情以及红军极端艰困的处境，以上证言应属可信。事实上，这是研究西安事变的基本立论。论军事实力，东北军最大，张学良联合红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之后，他的发言权必然也是最大，更别说事变之后，蒋介石等中央大员是落入他的部队的手中，他找中共派代表来会商是以某种“盟主”的身份，无论主客观因素为何，如何善后西安事变，也惟有张学良能做最后的决断。
　　事变发生的隔天，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称：“全国民众正纷起赞助此革命的起义。全国人民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接着一期的社论又称：“蒋介石的罪恶滔天。他的罪状是数不尽的，他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裁判！”虽然如此，党的喉舌的激烈的声讨很可能只是表面要价的一种方式，15日毛泽东等15名红军领袖致国民政府电中，反而将中共置于第三者的地位，提出解决办法：“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两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到了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时，已不提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而更强调停止讨伐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显然中共方面充分理解张学良并无真正反蒋的本意，如果对于处置蒋的态度过于强硬，会使得抗日联盟瓦解，并使得红军再度成为中央军主要攻击的目标，因此公开采取第三者调解的姿态，可以避开主要风头，保持弹性，有利于争取各方力量。此外，共产国际的电报更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17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罗瑞卿等人抵西安，立即与张学良会商。双方讨论这三股军事力量如何联合起来，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应付来势汹汹的中央讨伐军。不过共产国际反对西北独立的做法，事实上，面对日本增兵东北威胁西伯利亚，共产国际考虑的重点并非中国的革命情势，而是由苏联本身的利益出发。中国是苏联抗拒日本入侵的前哨站，西北独立从而引发另一场大内战不利于中国抗日力量。因此，几项因素皆使得事变倾向于和平解决，不过就如上述，张学良本身的认知仍然是最具关键性的。他在接受NHK访问时说：“我如果继续扣留蒋先生，南京政府与我们之间势必开始新的内战。我们是为反对内战而发动这个事变的，所以如果发生新的内战，将全功尽弃。当时，南京政府的人非常强硬，他们的态度是不惜与我们一战。因此我觉得我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我的思想是这样，但杨虎城却不能决心，这一点后来成为很大的争论。我逼杨虎城：‘你的做法，与我们……想法相反……’”在南京中央扬言讨逆的同时，宋美龄、宋子文飞来西安谈判。蒋介石本人承诺停止“剿共”，张学良则答应释放蒋，并随蒋回南京请罪。至于中共方面的纪录，1993年人民出版社《周恩来选集》中首次公开了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拍发给中共中央的三份电报内容。其中12月25日电文中提及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的谈话，张学良也在场。摘录如下：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这封电文清楚证实了一些基本的事实：蒋见周时基本上只说停止“剿共”，共产党必须接受改编，其余细节你们去谈。此前蒋与张实际上已取得谅解，也就是说，在周见蒋之前，西安事变实质已经落幕。因此尽管周恩来与宋美龄、宋子文两度谈判，提出释放政治犯蒋必须签保证书、甚至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改组政府等等条件，所据以的筹码就是蒋正处于监禁中。然而只要张学良决定放人，在中共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时，张学良已亲自护送蒋至洛阳。既然蒋介石得以安全回到南京，首要工作自非释放政治犯，而是对张学良进行军事审判，以重振其领袖的威信。12月31日，张学良遭受军事法庭判刑10年。隔天，蒋再呈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走上了半世纪软禁的人生。
　　不过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势力犹在。尽管张学良之后，杨虎城接过指挥权，不过西北军力量最弱，杨无力支撑局面。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东北军或西北军均缺乏有力的政治组织作为指挥机制，一旦群龙无首立刻面临崩解之势，虽然诸将有再战之议，但在南京中央软硬兼施之下，各部倒戈情况普遍，东北军与西北军几乎瓦解于无形，杨虎城被迫于1937年初出国考察，最终只剩下红军单独面对南京中央。1937年上半年，南京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与中共进行政治谈判，其间国民党派遣“中央视察团”前往延安，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在全国军民的要求下，双方迅速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国民党则同意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其军队有一定发展空间。可以说，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均有所获，蒋介石取得全国领袖无可争议的地位，中共则渡过一场巨大的危机，重得发展的机会，而中华民族则得以整合内部使得全面抗战得以进行。张学良虽牺牲了自我，但却成了千古英雄。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各党派都有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说法，然而半世纪以来这些说法常反复多变，前后不一，惟独性情率直的少帅的证词前后一致，填补了一些关键的历史空白。“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预备死，我这个人还是这么一个人啊，我不在乎，真的不在乎，我今天还是敢说这句话……好事我不干，假使那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干！”张学良在访谈中的豪迈口气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读书文摘》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