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萨义德在《寒冬心灵》中如是说。当我将《知识分子论》逐字逐句地读完时，我便更清楚地知道：其实，寒冬心灵透露出的精神世界是作者正在经受着的心灵寒冬。
　　作为一位出生于耶路撒冷、移民于美国的知识分子，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精神家园的巨大反差使他在自己的学术与思想生涯中一直执著地“破执”一件事情，这就是对“一”的破执，他希望这个破执能够给以势压人的强权世界带来冲击，带来多元的精神“对位”。
　　在知识分子问题倍受关注的今天，关于“知识分子怎么了”的困惑质问，关于“知识分子是什么”的角色询问，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的责任拷问无不困扰着我们。要回答这“三问”，我们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话语系统中，找到了使用频率很高的三个关键词：outsider／amateur／disturber ofthe status quo。对此，我们这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不妨也来个“对位”作业。
　　如果抬出第一个关键词“outsider"，那么面对“局外人”，笔者不免要问：在当代知识界，我们中间甘愿自居“局外人”的人又有几许?
　　做“局外人”，就不能做“齿轮”或是“螺丝钉”。针对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挺身”、于黑暗时代的“担道”，萨义德不无切痛地写道：“虽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问题，而达到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39页)他甚至举出了知识分子近代史上最为羞耻的一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叫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叫骂完全是泼妇式的污蔑与漫骂，与真理和价值根本无关。非理性的情结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达到了高峰，而且是以“棍棒”、“枪手”、“羔羊”的面目出现的。
　　屈从于政治野心，驯服于领袖权威，这同样不能算是地道的“局外人”。所谓局外人，按照我个人不成熟的理解，必须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五四”应该说是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这个精神日出之所以绚烂、多彩，原因就在于它曾经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抵抗力”。“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讲求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注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即是“言”与“行”的一致。从陈独秀到葛兰西，“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的精神指归，成了知识分子锻造文明的心路历程。陈独秀一生作为一个“局外人”存在的有力证明就是他那“终身反对派”角色的“变”与“不变”。正是“变”与“不变”的角色定位使其深为蔡元培先生所首肯：“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陈独秀的“夫子自道”则是：“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延期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陈独秀既是“业余者”又是“局外人”，他一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生活，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和人格。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他的精神世界构成了知识分子的象征。
　　我们知道，传统“士人”对“读书”的理解远不是这样简单，“学而优则仕”的千年古训像散发着金光的“紧箍咒”一样环绕着自己的脑际。中国士人或说深受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要想撂开“达”的情结真乃比登天还难。即使在“达”受挫后，也不会以“局外人”自居，而是要“彻底”改头换面，在“穷”中“独善其身”。这个“独善”可就打消了一切念头，甚至隐居、出家、涅槃。必须看到，萨义德的“局外人”并不是“袖手旁观”的超然万物的“观众”，他必须是“参与”者。像某种行当的侍者是以“特殊材料”著称的一样，知识分子也应该是用“特质”做成的，这种“特质”就是歧义、个性、出奇甚至怪异。用萨义德的原典即：“个体的知识分子希望赋予那种语言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强调、一己的看法。”与这个尺度对位，我们总该心中有数了吧?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显得平庸，总会千方百计地玩命“往里钻”。往哪“里”钻呢?是为了自己的职称、晋升、薪水在“掏死窟”。于是知识分子在“象牙之塔”里费尽了精力、耗尽了青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皓首穷经”的说法，而现今的知识分子则不乏“书呆子”的称号。难怪萨义德感喟说，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专门化”的人才，但"amateur”——“业余者”却寥寥无几。学者成了会学习的人，成了在这一领域用“技艺”操作知识碎片的行家里手。我很是同意朋友老鲍的观点：“物质性史料的积累，确乎是学问之前提，但也仅仅是前提，而不是学问本身，学问本身在于意义的探究与价值的估定。况且既有人从事这物质性史料的钩沉工作，就允许有人利用这史料接手往下做，而不必要求他也从钩沉史料开始。这正如我们不能要求建筑师必从烧砖制瓦开始，木匠必从育林伐木开始一样。任何一门学科，若只是满足于在学科内部积累史料，而不能用这史料为当代社会提供价值，则必然是一门堕落的——至少是没落了的学科，而那种视积累材料为惟一学问的观念，则完全是一种腐朽没落的心态。”现在有学问的老夫子型大腕愈来愈多了，但是如果轻易拿他们那百把斤一堆“未生先死”之学问作标准，并依此要我们尊重，未免太天真了。要知道，一个人有专门化的知识并不一定能赢得尊重。这里的奥妙关键是要看你有没有加上“铁肩担道义”之担待的砝码。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承担，这正是萨义德强调“业余者”这个关键词的意义所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之所以赢得了全球知识界的敬仰，不在于他对历史知识的总结与概括是多么恢弘、翔实，根本点还在于他用实践回答了儿子提出的“历史学有什么用”的命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辈子的光阴都倾注于考订孔夫子第几个脚趾有脚气的学者，要想借此赢得后辈的尊重简直是妄想，除非是与他一样无知、愚昧的书蛀、呆子才会痴情地“生”下去。
　　我们知道，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史学家，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也不过是其痛苦的“呓语”，“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就连这痛苦的呻吟都来不及杀青，作者就赍志而没了。《史家匠心》又名《为历史学辩护》，其中有言曰：“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繁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表，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而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历史学的“冷遇”古今中外都不例外，抱着那些物质性的古董、废纸、旧书、遗址，历史学家不被众生质问才怪呢!在喧嚣嘈杂、人欲横流的名利场中，史学家要求“理解”的呼声是多么微弱啊!然而，当法西斯的铁蹄临近之时，布洛赫投笔从戎，从书斋走向街头，从微弱的“辩护”走向了残酷的证明。本来，他完全可以避开枪弹，有机会亡命英美，或袖手旁观、“独善其身”，由此也会有更多的历史学传世之作。但他没有以“学者以学术为生命”为鹄的，却将“业余化”的抉择当作了非“专业化”的“遁词”。运笔及此，不禁联想到英国著名思想家以塞亚·伯林(1saiahBerlin)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对从事精神活动者两种类型的划分。他通过对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前思想状况的考察，将两种不同精神活动的知识类型划分为“刺猬与狐狸”。在他看来，“狐狸多知，刺猬有一大知”。从其划分的两种不同精神活动类型来看，狐狸是业余化的精神载体，刺猬则是单打一、掏死窟的专业化“高手”。显然，萨义德不稀罕“刺猬”。(《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在社会动荡的关键时刻，在“生”与“义”的两难之境，有不少埋头学术、钻故纸堆、考古拓碑的学究不仅免于战乱，而且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战死疆场、倍受拷问的“业余者”却显得如此寥落寂寞。对此，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那“历史学有什么用”的追问吗?《麦田里的守望者》有言：“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成熟的男人”诸如周作人之流，的确留下了不少供人咀嚼的苦茶式“小品”，但最终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寿则多辱”。
　　回到萨义德，他的"ama~ufism"来自他对知识分子定义特殊的悟性。他解释说：“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与之相对，“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当然，没有人会反对专业能力，但……成为文学专家也常意味着把历史、音乐或政治排除在外。到头来，身为完全专门化的文学知识分子变得温驯，接受该领域的所谓领导人所允许的任何事。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总之，我一向觉得，陷入专门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67页)照萨义德的说法，“兴奋感”和“发现感”是知识分子性格中至关重要的两个砝码，如此这般，才有热爱生活的性情、珍惜生命的品格、守护正义的勇气。这里“卖弄”一下我所知道的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的一桩轶事：在游览斯德哥尔摩大街时，皮雷纳力主到新落成的市政大厅观光，面对同行的异议他解释道：“如果我是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只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
　　是的，再也没有比贴近生活的承诺更能让人感受温馨了。当人们把“迂腐”、“书生气”、“一丝讥笑”、“象牙塔”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独立行事的能力，总是在唯唯诺诺中生活，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应声虫”。萨义德之所以强调：“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力而丧失天性；而是——再次重申我的论点——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82页)先生在这里给“知识分子”四个宇加了黑体。其实，他的意思是在强调知识分子的“天性”。这个“天性”就是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别个性。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不从流、不从众、不趋势的代名词，他们还有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名字：“刺头”。这个刺头原则被萨义德概括为“dis-turber Ofthe status quo”。言下之意，知识分子在有很多术语、话语、高调的同时，必须培养自己“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去生活”的勇气。我们用萨义德的话表述即是：“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公共领域是极端复杂的，包含了许多令人不适合的特色，但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异，而不委身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今天，每人口中说的都是人人平等、和谐的自由主义式的语言。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境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80页)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过“言”与“行”的两难命题。五四前夕，陈独秀们的立场是：“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抵抗力》)五四之后，包括鲁迅这样执著的启蒙者都曾经说过，现实的知识分子重要的是“行”，不是“言”。的确，谁都会说，而且会轻易走向高调的“引吭高歌”、“言过其实”。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使“言”泛化开来，成为大众生活的向导。这样看来，言与行同样重要，根本性是要与现实契合。
　　问题往往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当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从不要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祗”时，也在述说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性，可恰恰在这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本身所代表的以及那些观念如何向观众代表——总是关系着、而且应该是社会里正在进行的经验中的有机部分：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95页)吊诡来了，真正的吊诡还在于下面的质疑：“为什么身为知识分子的你竟然相信神祗?此外，谁赋予你权利去想象你早先的信仰和后来的醒悟是那么重要?”这些质问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总而言之，知识分子必须像他所说的那样去生活。
　　做一个世俗的人，才能摆脱“全知全能”的“代表性”和“代表大众”的“从流性”。因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而这个“道德”起点有这样一个原则：“不该构成一种封闭的变速器，驱使思想和行动前往一个方向，而且提供动力的引擎只能使用单一的燃料。知识分子必须四处走动，必须有立足的空间并反驳权威，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毫不质疑地屈从于权威是对主动的、道德的、知识的生活最大的威胁之一。”(100页)
　　也许，萨义德给出的答案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但他还是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躬身自省提供了一种可资感悟的意义资源。凡此种种，足以让目前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人文学者汗颜。
　　(《知识分子论》，爱德华，W·萨义德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4月版，1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