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研究成为海峡两岸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台湾著名学者王汎森教授《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就是台湾学者在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方面的力作。虽然该书的文字都是作者先前发表过的，但处于一个很难接触到台湾、香港学者研究成果的环境中，通过此书管中窥豹，以了解王先生的治学风格与研究方法，仍大有裨益。
    一
    王汎森，1958年10月出生于台湾云林。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所毕业，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师从余英时先生，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199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2003年迄今，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院士。
    王先生著述甚丰，主要学术成果有《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年）、《古史辨运动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2000)、《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著作，另有论文数十篇。（P396-401）
    二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是作者最近十多年来发表的部分论文结集，全书在内容上共分三个部分：“传统思想与学术内部的危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命运”。
    第一部分“传统思想与学术内部的危机”收录文章四篇，论述了晚清思想界的内部变化及不同思想家或派别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思想资源加以利用和改造，以图适应这些变化的尝试。《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讨论方氏对汉学的攻击及其在晚清思想史中的意义，作者没有把方东树简单地放到“汉宋之争”的学术史理路里，而是着重强调，在传统学问的变化背后起作用的“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正是后者使人们对汉学产生了疑虑。这一思路在全书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著者以丰富的材料和卓越的史识向人们表明，近代的知识者如何动用传统的学术和思想资源来因应社会的变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关于太谷的学派的研究》的主要意义也不在于“一般思想世界”和“精英思想”的分流，而在于指出“中下层士人与民众也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在运用传统的资源”，以“回应时代的挑战”。（P46）由于儒家经典失去了引导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效力，由于传统经学过重的权威，太谷学派发展出一套在儒家经典背后找意义的谶纬的技术，将儒学宗教化以便在下层社会中引导社会道德，因此它既有其思想背景，也是“内部社会问题所刺激出来的运动”。《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一文，王先生抛弃了传统学术范式下“武断”的“线性因果观”——也就是思想发展过程中某因必然产生某果，或思想必定是在某个学派内师徒相传，认为邵氏《礼经通论》这一“深受理学传统影响的考证之作”之所以对晚清今文经学的产生起到关键作用，是因为传统的儒家思想渐渐不能对付时代的困局。《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一文主要讨论了在清季革命进程中，被压抑已久的“汉族记忆”如何重新浮现、“并被赋予政治意义”，进而参与到“现实行动”中。
    该书的第二部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则从更为复杂的层次讨论了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两种“对立倾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辨证关系。《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和《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两文，主要讨论了反传统的成因问题，作者以廖平、康有为为例，探讨尊孔与复古这两种精神动力为何可能开导出一开始完全意想不到的反传统结局来。廖、康那样“全盘性”疑古的主要动力恰在于他们强烈尊孔卫道的企图，然而，造成的最终结果却是反传统的健将们搞的古史辨运动。“本意尊圣”到以后导致“乃至疑经”的悖论的确非廖康等人始料所及，“其尊孔意图被全部舍弃，发展成一个纯粹性的反传统运动”。（P103）这不能不说是廖、康的悲剧，但这种现象也反映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性特质——强古人以就我。
    在接下来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和《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两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了来自日本的“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等概念“重新规范了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的看法”，并且参与到新的史学范式的建立之中。作者并未流于此类研究中常见的繁琐的词源学考证，而是关注它们的功能，关注它们怎样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生作用。不仅它们的被选择有赖于“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这一近代中国亟需完成的任务，它们的功能也落实在近代的社会变迁上，用作者的话说，它们“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至中小学的教科书，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建构\'（culture infrastructure）”；落实在新的史学范式的建立上，即“开启了一个以国民的活动为主体的历史探讨空间”。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一文，则讨论了近代中国最“善变”的思想家之一刘师培最“激烈”时期(1907-1908年)的思想与心态的两难处境：既批判传统，又向往“更纯粹的传统”；既“痛恨”西化，又想从西方取“万灵丹”。通过对刘师培这一心态特征的剖析，也为刘氏从“激烈之第一人”突然转离革命阵营的令人费解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解说。
    该书的第三部分“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命运”共收文四篇，集中讨论了在现代世界中，传统中国的仕、学分途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分析了王国维、傅斯年这两位相差近二十年的学人在学术意趣上的相似性及傅对王古史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一文则针对学术界“一般只留意胡适对傅斯的影响，而少探究傅氏对胡的影响”的现象（P284），利用大量一手的档案资料，探讨了傅斯年在古史观、文学观及哲学观三方面对胡适的巨大影响，而“这些思想交涉，对当时中国整个学术界具有相当的意义。”（P306）《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一文中，作者以明清档案、殷虚发掘等为例，讨论了新旧学者在史料观点上的冲突与更迭。这种更迭充分说明了“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P373）
    三
    虽然这些文章并不是有系统地写成的，但通读全书，作者的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还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和一贯性。我们通过这些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余英时先生“内在理路说”对作者的深刻影响。当然“内在理路”并非研究思想史、学术史的惟一途径，但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始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竞其全功。”（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总序）
    王先生秉承其师余英时先生治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研究路径，从晚清思潮的内部变动来探求中国近代百余年内思想与学术发展的脉络。这一“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在本书中有相当的普遍性。《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近人因受西方“冲击——变化模式”的影响，讨论近代思想的变化喜从鸦片战争开始，而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部就已经面临了各种挑战。正是这种内部的挑战、知识与现实世界的断裂，使得当时传统学问发生变化，产生了所谓“典范危机”。方东树则正是道光年间一大批不满于传统学问、希望转向的士大夫中的一员。方氏按传统儒家的理想标准，认为当时的学问“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均无任何益处，而真正的学问应当“崇德修慝辨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究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他一方面批判汉学，从多个侧面攻击汉学行之愈百年的典范，同时也处处指出它内在的技术危机，试图恢复宋学，挽救知识与道德、知识与社会断裂的危机。所以，王先生强调只有理解鸦片战争前士大夫们或所谓知识圈中已经存有的这一“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方能真正理解清代后期思想史由汉而宋的转向。当然，王先生强调晚清思潮内部变动的内在因素外，并没有完全否认外在环境对这种转向的作用或影响，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这一发展变得更加激烈。”（P6）
    再如《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一文，以刘师培为例说明了西方的学说、思想如何能以中国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当时的困境又何以能迫使这类思想更易于为人接受。王先生从中国传统学说的内部变动入手，认为“虽然传统儒家的基本关怀是现实世界，但是其中仍潜在一般乌托邦思想”，（P198）当社会面临各种严重危机时，传统的这一潜流便常会浮现。晚清社会即面临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危机，清政府为此而开始了自强运动与新政，但因拯救危机又引起了更大混乱与危机。这种紧急的危机，压迫“人们想望紧急的救赎，最好是可以逃脱所有恼人的羁绊而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次解决所有问题。”（P199）所以，中国近代今古文两派的领袖人物，都发展出某种乌托邦的倾向。王先生正是从传统思想内部的这种变动，揭示20世纪初年刘师培思想动迁的历史轨迹。同样，王先生依然没有否认外在环境（社会危机、幸德秋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刘师培思想变化中的作用。
    四
    众所周知，余英时先生以治学宽广而享誉学界，其学术领域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包括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等等。相形之下，王先生的治学范围显然没有其师余英时先生的宽广与宏大。然而通读此书，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王先生在明清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方面的功力显然胜其师一筹，且往往深入浅出、见微知著。
《系谱》一书所收文字大多为非常具体的小题目，如方东树、邵懿辰、太谷学派、刘师培、傅斯年等等，但作者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表层，往往是通过对这些具体的小题目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折射出题目之中隐含的大道理——近代思想史发展的趋势和某些普遍性的规律。如《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主要是讨论方氏对汉学的攻击，试图恢复宋学以挽救学问与社会断裂的危机。王先生显然并没有局限于方氏一人身上，而是通过方氏一人透视出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转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们不满意道光年间学问的性质及学问与社会的关系，为宋学伸冤。“这一个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是清代后期思想史中一个关键性的变化。”（P6）《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注>》探讨邵懿辰一例，更深刻应映出道、咸年间，中国传统学术的每一门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对儒家传统再诠释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是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王先生指出包括邵懿辰等人在内对儒家传统所作的再诠释多是为应付内外乱局，但“一旦再诠释的工作因现实的逼迫而进行得太过急躁大胆，则学问便脱离了它原来的脉络，并逐渐失去其自主性，而一步一步的‘工具化’。”（P45）这实为真知灼见。
    该书的第二部分《从传统到反传统》一文，通过廖平、康有为“本意尊圣”，但最后“乃至疑经”的悲剧，揭示出“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有著千丝万缠之关系，使得传统与反传统之两个名词将不再是那样容易界定”，“对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关系，恐怕是需要更深入地探讨”。（P116）王先生通过这一悲剧还折射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有特质——“在解释经典时，常为了经世的要求，刻意与时代寻求关联，最后竞至严重扭曲历史的客观性”，“解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自己的意见来支配经典。强古人以就我的结果，是使经典成为为个的思想服务之工具。”（P102）另该书第三部分的《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与《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两文，通过讨论史学研究方面由古史一元到古史多元观的形成与传播，说明在新诠释不断出现的现代中国学术社群中，又一个学术诠释典范的形成。同时，这两篇文字也反应出现代思想中讲多元、强调变化的观念如何体现在学术研究之中。
    王先生在《系谱》一书中展现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研究风格，在明清思想史方面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对史料的熟悉与驾驭程度，都需要我们去认真领会，虚心学习。这实为我们读此书的真正价值所在。以上是我读此书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