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的联盟关系在美国和英国的双边关系中的突出反映，集中表现在双方在涉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危机和非危机的情况下对双方外交决策的制约、作用和影响。就美国的外交决策而言，依据危机的程度和美国对危机性质的判定，联盟关系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作用和影响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协调与盟国的关系、力图获取主要盟国对美国政策的支持，是美国危机决策的基本模式。但更多的情况下，在美国做出相关的决策后，即使是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决策者基本上不会改变既定的战略，但大体上会在策略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主要盟国考虑到美国在联盟关系中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除个别的例外，主要盟国最终大多改变立场，转而支持美国的政策，甚至会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主动措施，修补因反对美国的政策而造成的双边关系的裂痕。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为认识英美“特殊关系”以及联盟关系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作用和影响的上述特点，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一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后，美国决策者通过内部讨论，确定了向国民党对金门守军实施补给的船只提供护航，以及考虑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协防沿海岛屿的强硬路线。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协调与盟国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成为美国实施强硬路线的一个主要内容。因此，美国在危机前期积极协调同英国的关系，希望获得英国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在此特别需要简要回顾的是麦克米伦1957年1月就任英国首相以后英美关系的发展和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一方面，麦克米伦积极主张发展英美“特殊关系”，修复苏伊士运河危机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英国希望利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放松对中国所采取的贸易禁运，特别是巴黎统筹委员会所制定的对华贸易管制中的所谓“中国差别”（China differential），并表示英国将采取单独行动。1957年3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Selwyn Lloyd）同杜勒斯在百慕大会谈，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以及放松东西方贸易管制的问题。劳埃德表示，对英美两国而言，公开表明继续承认国民党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政策是非常容易的，但他强调，“只要与此同时迅速处理‘中国差别’问题，以及美国对此并不加以反对。”杜勒斯同意劳埃德的看法，并认为英美可以进行合作，实际上也可以在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取得进展。1957年10月麦克米伦和劳埃德访问华盛顿时，英美两国签署了共同宣言，美国同意在核武器和原子能领域同英国执行“共同政策”，英国则表示在具体的远东问题上同美国合作，特别是没有美国事先的同意，英国将不会改变其有关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美国同意将香港包括在“共同防御”的范围之内。因此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前，英国方面认为中国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不会成为英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麦克米伦1958年夏天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甚至没有讨论中国问题。
　　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英国在危机前期的立场显示了英国政策的矛盾。一方面，英国不赞成美国协防沿海岛屿的政策，宣布将不支持由此而引发的任何战争。另一方面，英国又坚持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英美关系的重要性显然远远地得到大于英国对华政策的考虑。危机爆发后，麦克米伦在日记中写道：“按照我们的观点，中共无可争辩地拥有这些岛屿……但是如果我们背弃美国人（我是指道义上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实际的帮助），那将是对友谊和联盟的巨大打击。而这种友谊和联盟则是我要竭力重建和加强的。”麦克米伦表示，英国将根据情况的变化，在处理危机的方法上有“某些细微的差别”。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时，劳埃德和内阁其它部长都在度假。麦克米伦回顾英国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的政策后，决定支持美国处理危机措施的前提是，不引发战争。但这一政策一开始就遭到外交部的反对。8月29日，英国外交部给驻美公使文森特霍德（Viscount Hood ）发去指令，指令在分析台海局势及美国可能的反应，特别是分析了英国可能采取的影响中国的政策后认为，英国唯一适当的选择就是通过苏联向中国施加影响解决危机。
　　8月30日，霍德同代理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Herter）会谈，了解美国的政策立场。赫脱表示，美国对英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政策表示关注。霍德回答说，英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同第一次危机时一样没有变化，“英国政府对由于守住沿海岛屿而引发战争深感痛惜，这种敌对状况在大不列颠最不受欢迎；对英国政府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为美国的立场辩护是困难的。”赫脱明确表示，中共的战略就是继续封锁和切断沿海岛屿的供给，希望以此摧毁岛上守军抵抗的士气和能力；美国并不认为在这一地区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但必须承认自己面临一个难以应付的事实，那就是国民党在岛上部署了大量部队来防卫这些岛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占领沿海岛屿将使国民党遭受海空军及大量地面部队的损失。如果那样的话，“台湾怎么办？美国对此种前景显然不能泰然处之。”对于一旦中共对沿海岛屿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的询问，赫脱解释说，美国对局势的反应是依据《福摩萨决议案》，“这是一个极其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政治和心理上的问题，还涉及到纯军事上的考虑”。赫脱强调，中共并非是制造冷战的紧张局势，而是夺取这些岛屿的重大步骤的第一个阶段。
　　对于霍德询问，是否需要英国告诉苏联，中共进攻沿海岛屿将会导致一场更大范围的冲突，并请苏联敦促中共采取克制行动，赫脱感到，由于英美都反对中共以武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方法的作用是有限的。霍德还询问是否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到联合国。赫脱认为，联合国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令人不快。对此霍德表示同意，认为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将是一个棘手的举措，能不能带来实质性的结果令人怀疑。
　　赫脱在会谈中还说明了美国对中共炮击动因的分析。他指出，中共炮击的动因尚不明确，中共可能是利用这一局势为获得联合国席位而施加压力，或是达到其他政治目的。当它们的目标变得明确时，“我们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通过向国民党提供更多的装备来提高其守住沿海岛屿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我们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赫脱强调：“中共显然是在试探我们卷入这一事态的程度，假如它们试探我们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其结果将是极为严重的。”赫脱还向霍德透露，艾森豪威尔总统8月2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应被视为美国支持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的坚定承诺。赫脱的谈话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对这一时期危机形势的判断和基本政策立场，并反映出英美在危机中的基本分歧。
　　9月初，美国决策者重新探讨了危机爆发以来的美国政策，并在9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同军方的联合会议上，再次做出了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协防沿海岛屿决定。9月3日，杜勒斯国务卿同军方再次举行会谈。参谋长联席会议首先递交《美国政策声明》草稿，其中声称，美国“不能允许由于共产党的侵略而丢失沿海岛屿”，假如沿海岛屿由于遭受大规模的进攻而受到严重威胁，美国将同意国民党对大陆某些基地进行攻击，加强国民党的力量以确保沿海岛屿的安全，如有必要，则在进攻中使用原子武器。该文件的附件《台湾海峡局势》中列举了美国必须协防的主要沿海岛屿包括大小金门和马祖列岛中的五个岛屿。杜勒斯肯定了军方的意见。
　　9月4日，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发表了所谓的《新港声明》。杜勒斯在声明中宣称，美国负有条约义务帮助台湾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杜勒斯强调，美国“已经意识到确保与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相关。这一点确实为中共所认同。美国已经做出军事部署，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杜勒斯甚至强硬地说：“任何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行动将引起一个远远超出沿海岛屿、甚至远远超出台湾安全的这些范围以外的问题。这将预示着在远东地区广泛地使用武力，从而危及自由世界的极为重要的阵地和美国的安全。”《新港声明》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在危机前期行动路线的确定。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强硬的路线，美国除公开表示要在军事上协防沿海岛屿外，在内部决策过程中已达成一旦危机升级便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共识。这种政策的实施不仅依据台海地区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时更为重要的还要考虑盟国关系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反应等因素。
　　二
　　《新港声明》发表后，美国决策者一方面公开表明美国的政策立场，协调与盟国特别是英国的关系，期望获得国内舆论和盟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加快军事部署，特别是与护航相关的军事行动，力求尽快打破对金门的封锁。
　　从9月期开始，英美决策者频繁交换信函和进行会谈，力图协调双方的政策立场。英国强调利用苏联以及自己的调停和联合国的作用，并提出解决危机的具体方案，如沿海岛屿非军事化、重视华沙会谈以及召开更高级别的会谈等。但同第一次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并不祈望英国公开支持自己的政策，并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对英国提出的建议，除考虑第三方的调停或许还有危机后期所考虑的“非军事化”外，美国均未采纳，而英国最终则接受了美国的政策。这种变化也反映出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英美关系的某些新的特点。
　　《新港声明》发表后，9月4日杜勒斯致函麦克米伦，向英国方面解释美国的政策，希望获得英国的理解和支持。在这封篇幅颇长的信函中，杜勒斯首先强调了协防沿海岛屿的重要性。关于沿海岛屿的地位，杜勒斯强调了美国情报机构、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局势的深入研究后的结论，即假如金门由于进攻或放弃而丢失，那将对台湾岛上的现行政府在统治上和军事能力方面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还有可能出现颠覆和兵变，从而成立一个最终赞同与中共实现统一的政府。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将严重削弱反共屏障，这样远东地区、东南亚都将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会从战略上被孤立起来。至于美国的政策，杜勒斯解释说，尽管没有做出承诺，但一旦夺取金马的举动超出国民党抵抗能力所及，“总统将可能采取行动”。同时，杜勒斯指出使用核武器的合理性。最后，杜勒斯明确协调英美立场的必要性。杜勒斯在信中希望麦克米伦能够驾驭英国的公众舆论，这样，“一旦发生最糟糕的事情，英国能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任何分歧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杜勒斯还声称，如果采取行动要冒风险的话，那也比无所事事所要冒的风险小。
　　麦克米伦在9月5日的回信中虽然认为，中共通过武力而取得胜利，甚至是通过武力威胁而取得胜利，也许证明就是“东方慕尼黑”。但麦克米伦相信，台海局势使得英美“处于行动的边缘”，而这种行动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这样英联邦国家都会反对采取行动，同时“公众舆论也不易驾驭”。麦克米伦认为，如果按照杜勒斯的设想在沿海岛屿采取行动，其风险可能会随时扩大，并可能导致使用核武器。因此在麦克米伦看来，“唯一积极、可行的途径”就是实现沿海岛屿的“非军事化”。关于具体步骤，麦克米伦建议可公开宣布沿海岛屿的非军事化，可在联合国提出，可由英国政府提出，也可由“友好国家”提出，并可私下同苏联讨论这个问题。不过麦克米伦也强调，中苏可能会认为，“由于你自己的盟友的软弱，他们可以用战争来吓唬你，那是我尽自己所能决心要避免的事情。”9月8日，麦克米伦派自己的私人秘书去见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彼得多尔顿（Peter Dalton），让多尔顿将英国以下的政策立场通报美国，那就是“同美国站在一起符合相互依存的利益，为了不抚慰和鼓励我们的敌人，我们甚至不在私下的讨论中就美国处置局势的利弊提出置疑。”
　　对麦克米伦的有关解决危机的上述建议，艾森豪威尔提请这位英国首相注意蒋介石的性格和目标，因为对蒋介石来说，“任何在他看来暗示他放弃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之首脑的建议，以及任何要他放弃其环形防线之象征的想法，都会被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这种拒绝是如此决然，以至于一旦施加过度的压力而不考虑他的目标，那就会丧失其将福摩萨保留在友好力量手中的能力。”在这里，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是明确的。
　　面对美国的立场，麦克米伦虽表示他“首要关注的问题是避免英美关系在沿海岛屿的行动上出现裂痕”，但如果美中之间发生冲突，他还是要引导国内的舆论。9月11日，麦克米伦授权发言人强调，英国没有为远东局势承担任何义务。12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虽然继续坚持英国“并没有为保卫金门、马祖或者福摩萨而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种类的义务或诺言”，但同时也强调对当前的局势感到遗憾，因为“目前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希望用武力来解决沿海岛屿问题。……应该估计到真正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目前的问题不是沿海岛屿现在或将来的地位问题，而是这种性质的争执是否应该用武力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强烈的支持美国的态度。”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也致函杜勒斯，同样表示不赞同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劳埃德虽承认美国的麻烦也是英国的麻烦，要防止英美之间在如何对待台海局势的问题上产生任何公开的分歧，并一起努力达成共识。但他在信中强调了两点，表明英国政府的立场：第一，他同意杜勒斯对共产党在远东的威胁所做的判断，并相信杜勒斯所称的遏制线的重要性，“因此，西方政策的目标应是力求保住而不是削弱这条遏制线，除非中共的态度发生变化”；第二，英国政府认为，由于国民党占有金门和马祖，这条遏制线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一旦防卫沿海岛屿需要的哪怕只是战术核武器，英美由于连锁反应所要冒的风险还是明显的。至于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在劳埃德看来，将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大，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共不会参加这种讨论；同样，沿海岛屿非军事化的安排即便是国民党接受了，中共是否接受值得怀疑。因此，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重视华沙会谈，并提升会谈的级别。
　　美国显然不满英国的政策立场。9月12日，杜勒斯再次致函麦克米伦，为美国政策辩解。杜勒斯说，对那些仅仅看看地图的人而言，得出有关金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但要守住远东防御线，不是依靠地理因素，而是要靠人的意志。因此，这个问题首先是“有关这一地区的心理问题，以及在一场强硬而傲慢的共产党的新的挑衅面前退却而造成的影响。如果美国害怕这种挑衅，并由此丢失面子，其影响将是深远的，会从南部的越南一直扩展到北部的日本和朝鲜”。杜勒斯也承认，美国并不满意自己目前的处境，因为美国一直认为，如果国民党调整其据点，它们的军事地位就会得到加强，也就不会在沿海岛屿上下这么大的赌注，但美国没有成功。杜勒斯还称，华沙会谈是中共进行神经战的一部分。在同一天和英国大使哈罗德卡奇亚爵士（Harold Caccia ）的会谈中，杜勒斯重申了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批评英国的政策。另外，针对英国要求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主张，杜勒斯9月18日在纽约同劳埃德会谈时不以为然，并再次批评英国的政策。杜勒斯表示，将台海问题提交安理会和联大，都不会取得任何效果；对于中美之间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议，杜勒斯也持怀疑态度，认为不会取得更多实质的东西。杜勒斯强调，看待目前的问题应该视野更为开阔，“人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在面对苏联和中共威胁时所做的事情，使得我们看起来是要退缩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丧失整个地区。亚洲的局势是如此脆弱，以至于我们经不起做那些看起来是屈从的任何事情。”如果局势的发展“毁掉”了美国的信誉，那将是可怕的。
　　英国至此已完全了解美国的政策实质。劳埃德在会谈后向麦克米伦汇报说：“我确信，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同美国人关系的政策是正确的。假如我们试图对他们过去和当前的政策是否正确和错误进行说教，其效果只能引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并使他们更不愿采纳我们的建议。”麦克米伦无疑意识到美国对其政策立场的不满。他在9月14日给劳埃德的电报中曾指出：“他们现在感到，当他们是自由世界真正的保护者的时候，却被视为是侵略者，这在将来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反应……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给他们一种友谊的感受……”。此时麦克米伦完全同意劳埃德的判断，他在9月21日给劳埃德的电报中说，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们越感到孤独，我们在目前和将来对他们的友谊就越重要。”
　　在这一过程中，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同样是强硬而明确的。9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新港同劳埃德会谈时，劳埃德仍建议通过谈判解决危机，表示英国支持一旦华沙会谈失败后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以及召开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印度等五国参加的会议解决问题，并认为尼赫鲁可帮很大的忙。对于劳埃德的这两个建议，艾森豪威尔均表示反对。他还反对劳埃德提出的“台湾中立化”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说，问题在于谁去搞这个中立，谁又来维持这个中立；这项工作只能由美国来做，一旦美国撤出这个地区，没有其他国家强大到足以保证这种中立。他指出英国应和美国一起，找出“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合理的解决方法”，以此批评英国建议的不切实际。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不能被武力“踢出”这一地区，至关重要的是，“自由世界必须保持对福摩萨的控制，假如福摩萨丧失，那么就会在岛屿防御链的正中间形成一个裂洞。如果赤色分子最终控制了福摩萨，那才是真正的慕尼黑”。9月22日，杜勒斯在同英国国防大臣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 ）会谈时强调，如果屈从于中共的压力，美国将丧尽颜面。
　　9月25日，麦克米伦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强调英国“愿意帮助用外交谈判的方法谋求福摩萨争端的解决”，他警告不要宣扬英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意见，“我们应该谨慎小心，不要上共产党人的当，共产党人的目的一向是分裂自由世界。”他还指出，“为了维护和平，进行私下的协商和外交谈判总要比发表公开的声明好”。不过，麦克米伦同时指出：“我们的美国盟友既没有设法要求我们保证在福摩萨地区给予军事支持，也没有得到这种保证。”9月30日，霍德根据麦克米伦和劳埃德的指示，向美国提出建议：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出，因为这同中共进行讨价还价相比，蒙受的羞辱要少得多。
　　因此，在危机的前期，美国依靠大量的情报来源，采取了威慑和遏制的政策，并承诺以军事力量协防沿海岛屿，必要时以核武器打击中国大陆的目标。在采取强硬政策立场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其间虽有改变对沿海岛屿政策的考虑，但在实施护航和改善金门补给之后，美国的立场更趋强硬，而较少考虑盟国和舆论的反对。
　　三
　　面对中国在危机后期开始实施的“单日打双日不打”的局面，美国决策者决定继续推行强硬路线，反对放弃沿海岛屿。此时决定美国继续采取强硬政策是基于两个基本的判断：护航的成功和盟国的立场的变化。美澳新理事会10月1日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使用武力以及以武力相威胁是对这个地区和平的严重威胁。同时，法国也表示支持美国的政策。上述情况有助于美国在危机后期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同盟国特别是英国的关系。
　　因此，在危机后期处理同盟国的关系上，美国表现出既灵活又强硬的立场。杜勒斯在10月16日同英国大使卡西亚会谈时强调，“在台湾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华民国，对我们在远东力量的整个地位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且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这是防止联合国可能为共产党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卡西亚在会谈中表示，不论是从法律上的理由还是从地理位置看，沿海岛屿都是大陆的一部分，这就使英国在这一问题上难以保持同美国一致的立场。因此，英国特别希望这一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对此建议，杜勒斯根本不予考虑。他坚持，他并不希望同蒋介石的会谈可以达成任何决定或解决方法。任何有关沿海岛屿的决定都不能在压力下获得，必须在国民党的主动行动下取得。虽然杜勒斯在10月9日同卡西亚会谈时提出，一旦中共重开炮击且华沙会谈没有进展，就可能要考虑发挥调停人的作用；不过杜勒斯承认，让国共双方都接受调停是极其困难的。
　　在此期间，蒙巴顿元帅（Louis Mountbatten ）访问美国。在10月17日同杜勒斯会谈时，他也试图说服杜勒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对于蒙巴顿的建议，杜勒斯未置可否，他只是说自己去台湾不过是感受一下局势，让蒋更好地理解美国所面临的难题。杜勒斯强调，他打算看看能做些什么来改善局势，但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准备采取任何特定的行动路线。10月19日，杜勒斯和劳埃德在英国的布雷兹诺顿机场会谈时，劳埃德希望美国方面能将台湾和沿海岛屿区别开来。杜勒斯再次拒绝了这个的建议，他强调说，他到台湾的目的不是去发表一个最后通牒，或是迫使发表这样的东西。杜勒斯强调，美国的政策更多的是依据中共以及目前敌对事态的情形来决定的。
　　因此在危机后期，英国开始明确对危机的政策立场，倾向于同美国保持一致。10月28日，麦克米伦发表讲话，他虽然表示英国“对待福摩萨海峡的局势的态度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十分清楚的。无论对福摩萨或对沿海岛屿，我们都没有任何军事义务。”但他同时也强调：“我们对于使用武力来改变那个地区目前局势的做法感到遗憾。如何解决必须是政治解决。我们一直同美国政府不断磋商。”劳埃德的态度更为明确，他完全赞同美国对危机的政策。10月30日，劳埃德在下院发表关于台湾局势的发言中指出：内战的一方同苏联有密切的同盟关系，而另一方同美国缔结有防御条约，这些事实使得主张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见解变得极端危险。劳埃德声称：“如果美国对于在福摩萨和沿海岛屿问题上使用武力屈服，在东南亚和远东的小国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个最终的后果可能是美国退出它已在远东承担的巨大责任。而我认为，只有一小撮人真正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到现在为止，北京政府的态度是完全不灵活的，他们继续使用武力。而美国政府希望和平地处理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甚至再次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11月19日，劳埃德在下院公开表示：关于现在谁代表中国政府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福摩萨问题现在已经成为牵涉到一些国家的一个国际问题，光是提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英国在危机中的政策，《世界知识》杂志在危机的一开始就抨击道：“当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加剧紧张局势并对中国进行挑衅活动的时候，英国充当了不光彩的配角。为了配合美国和它的走狗蒋介石集团的行动，英国不仅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新加坡登陆，而且把香港变成美国军队的集散地，甚至派遣自己驻扎在香港的军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因此，中国对英国在危机中的作用的判断同第一次危机时有着根本的差别。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体现了冷战时期联盟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后果和影响是巨大的。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在危机中的反应，一方面不仅充分说明了盟国在制约危机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更为突出地反映出联盟作用的有限性和潜在的危险性。英国在危机中一直反对美国协防沿海岛屿的政策，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政策将可能导致英国全面调整和修改其对亚洲的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英国所主张的政治解决方案屡次遭到美国的反对，这同美英在欧洲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协调有着明显的差别。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要求美国改变政策，要求美国说服国民党撤出沿海岛屿。美国则将英国的这一政策视为“绥靖”。杜勒斯在危机高潮时曾强硬地对英国人说：如果不考虑美国的立场，英国要担负“极大的责任”。虽然英国在影响美国危机决策中作用甚微，但由于“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英国决策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上看，英国同美国在处理台海危机的方式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而且在美国强硬立场面前，考虑到英美的“特殊关系”，英国最终亦屈从于美国的政策，从而使得英美在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更趋一致，这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有关危机在英美对华政策协调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英国驻美使馆参赞德尔梅尔（de la Mare）对美国官员公开表示，“在对华政策上，英国和美国之间目前已没有重大的差别了”。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专员罗伯特斯科特爵士甚至坚决英国反对承认中国，并公开声称当中共坐在联合国里的时候，“那一天对世界和联合国来说都是悲惨的一天。”不难看出，美英在危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仅仅在于如何判断和处理沿海岛屿的地位，并不是对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认识的根本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