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迅速将战局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一度企图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国共关系继皖南事变后再度紧张。直至1944年初，国共双方都做出缓和姿态，恢复谈判。
　　 1944年1月，日军拟定“一号作战纲要”，作战目的是：“占据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要地，以消灭敌空军主要基地，封锁其活动。”一号作战是抗战末期日军在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最后的战略进攻，也对中国政治构成了影响最为深刻的政治背景。
　　 河南战役展开之际，正是国共西安谈判之时，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敌军近在河南发动攻势，连日许昌、临汝均陷，洛阳亦岌岌可危。”
　　 毛泽东迅速将战局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5月16日，毛致电林伯渠，提出一个二十条要求的谈判方案。其中关于全国政治问题的要求有三条：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此外，关于两党悬案问题有十七条，主要有：要求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为委曲求全，目前至少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等等。
　　 将全国性政治问题提上国共谈判议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民主政治”要求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正在或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5月17日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飞抵重庆。5月22日继续谈判，王世杰日记载：“晚间在张文伯（张治中，字文伯）宅与林祖涵（林伯渠，字祖涵）晤见，林交来一函，提出十七条款，谓系奉延安之命而提出者。其本人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似将完全撤废，如此翻覆，予与文伯均愤怒，因对彼将其所提十七条款拒绝接受。”王世杰所说十七条，就是中共的二十条，王将中共二十条称为十七条，说明他完全未把那三条全国性政治要求放在眼里。
　　 5月25日，洛阳陷落，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此时，王、张拟出一个对中共提示案。蒋同意了王、张方案，即“中央政府提示案”，基本内容为：中共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个师；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抗战结束后，召开国大，实施宪政、中共与其他政党享受同等待遇。共三项十八条。
　　 但是，中共对于国共关系的认识完全超出国民党的盘算范围。毛泽东一开始就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做报告，说：“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
　　 以洛阳失陷为标志，日军一号作战告一阶段。在此背景下，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专题会议。毛说：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周恩来说：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
　　 在会议上，毛泽东估计说，日寇这次进攻可能造成四种变化：一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增援后恢复战斗力；二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暂不增援，但不投降；三是国民党大大削弱后，一部分投降，一部分继续抗战；四是完全投降。毛泽东认为：在一、二两种情况下，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股力量必然要对日反攻收复大城市，届时，我们应争取起决定作用。
　　 毛最后说：“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联合政府构想呼之欲出。
　　 会议当日作出《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过去人们认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在12月25日一份指示中，中共中央指出：“只有我们占领大城市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最后胜利者”。
　　 由于中共二十条为国民党所拒，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的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
　　 6月5日，谈判双方互换提案。王世杰日记载：“予与文伯于今日午后六时约林祖涵谈话，予将蒋先生核定案交林，林亦持有一函致予与文伯，其内容系将前次延安所提十七条（被我与文伯拒绝者）减为十二条。予告以此函我等不能转陈，如彼欲我等收下，亦只能留在我与文伯之处，彼亦无异议。”
　　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对美宣传
　　 正当汤恩伯在河南溃败之际，6月6日，欧洲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然而这没有明显牵制日军一号作战，国民党难以摆脱困境。
　　 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苏联飞抵新疆迪化，访华目的之一就是过问国共关系。6月22日、23日，蒋在重庆与华莱士连续会谈。关于中共问题，“蒋先生力述中国共产党宣传之虚伪（广播述其拥护抗战、拥护统一、拥护蒋委员长等口号均绝对不可信）。蒋先生并谓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6月23日，华莱士表示：“中共问题既有苏联为背景，中国似宜从早与苏联直接恳谈。”蒋表示当尽力为之。
　　 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对美宣传，强调国民党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6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华莱士先生》，称赞罗斯福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区域已“见诸实施”。抨击国民党“箝制舆论，统制思想”，要求“立即废止独裁、实行民主”，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尔后，《解放日报》于美国国庆日发表社论，称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称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
　　 这期间，国民党军事形势继续恶化。日军发起湖南战役，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
　　 7月2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如两人均不愿来，则林偕美军事人员回延。”7月3日，林伯渠向王世杰、张治中口头转达中共对于6月5日国民党提示案的意见，共四点：（一）民主尺度放宽；（二）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师；（三）希望王世杰和张治中赴延安细商；（四）恢复中共在渝电台。
　　 7月6日，王世杰就中共的口头答复与林伯渠谈话，表示中共如有解决问题诚意，“断不可空空洞洞地提出‘民主化’等条件以相搪塞，因民主化必须一步一步地实现”。
　　 由于谈判无进展，7月19日，毛泽东在内部指示电中指出：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的压力时才有希望。
　　 这个“蒋更困难”的时刻不久便来了。洛阳、长沙失陷后，美国对蒋及其国民党军已丧失信心。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提出由史迪威指挥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引发了名噪一时的史迪威事件。
　　 7月8日，蒋复电罗斯福，表承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时提出：与美方“军事之彻底合作，必须以政治合作为基础”。这个政治合作，是指对中共的政治合作。
　　 当美、蒋关系出现裂痕之际，美国与中共关系有了重大进展。1944年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组长D.包瑞德率领下进驻延安。对此中共极为重视，中共随后发出外交工作指示。认为美方此举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
　　蒋介石“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
　　 以上事件发生之际，正是衡阳战役发生之际。蒋能否扭转军事态势，从而对国人有所交待，在罗斯福那里争回地位，并对国共谈判取得优势地处，衡阳战役的成败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7月9日，蒋在曾家岩官邸会议上说：“多亏有洛阳、长沙之战，否则种种腐坏现象俱不得知。”7月12日，蒋下达一道手令，要求各战区“严加整饬，并制定连坐法，以期振刷士气，挽回颓风”。
　　 7月21日，蒋再次对僚属强调：“外人看我们直不当人，非但不当军人，须知此次胜利于我无与，我军事委靡已极，抗战胜利之日，即我们灭亡之时。豫湘战事失败下来，我们军事在国际上已无地位，此次如不能得到改革，得到回头……则吾人真无人格、无羞耻。”讲话中，蒋“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
　　 衡阳战役期间，重庆当局就王、张赴延安一事磋商。8月2日，王世杰向蒋提议，王氏日记载：“予今日特向蒋先生提出主张，认为延安约请予或张文伯赴延安商谈之议，纵令彼之用意在延宕或对外宣传，我不可却之。盖我如完全拒绝，林祖涵势将托词要求返延安报告请示，此一谈判在表面上将告破裂或停顿，在目前举国乃至中外注目于此一谈判时，此种破裂殊多不利。予并向蒋先生建议指定张文伯乘飞机赴延安作三数日谈。蒋先生亦以予所言为是，但谓如赴延安，仍以予往为宜。”
　　 8月10日，王世杰、张治中对中共所提十二条复函林伯渠，关于中共对民主政治的要求，王、张表示：国民党方面承诺，“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豁，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于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再度拒绝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但就在此刻衡阳失守。
　　 8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同日，毛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
　　 8月17日，在董必武请示国民参政会有关事宜的来电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以上请周考虑拟复。”张、左即张澜、左舜生。根据毛指示，8月18日，周恩来草拟致董必武、林伯渠的复电：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采求援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
　　 8月10日，王、张对中共十二条做出答复。8月30日，林伯渠复函王世杰、张治中，转达中共中央对国民党6月5日提示案的答复，认为该提示案与中共的要求“在原则上相距太远，无法接受。”“一切问题，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立即实行宪政，而不推在抗战之后。”“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乘国民党形势不利而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更没有利用国民党处境困难而拖延不愿解决。”
　　 当日王世杰记载：“今晨林祖涵送来复函一件……对于中央提示案肆意反驳，强调实行民主保证自由等问题，函末促请予与文伯赴延安一行。”王已看出中共的侧重点在民主政治，为此，王向蒋建议：中共“如欲参加政府，政府可在行政院予以地位”。蒋认为中共无诚意，不允。王说：“我对中共政策，应须想到两三个月后苏联参加远东战事，中共军队与苏联连合时之状态。我应预采一种方法，防止苏联届时承认中共政治组织或接济其军火，使与政府对抗。”
　　 9月9日，王世杰再次“与蒋先生商讨中共谈判事，最后决定在答复林祖涵函中仍表示予与文伯可往延安一行（该函决定于十一日发出）。但就在此刻，中共即将推出一个重大政治建议，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共谈判的内容和性质。王世杰永远未能踏上延安之行。
　　 9月4日，延安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同时指示：“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9月5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开幕。9月6日，林、董、王致电延安，请示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办法。7日，延安复电：“同意用我党中央的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在参政会报告机会，提出我党关于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
　　 9月14日，林、董致电延安：我们曾与各民主党派商量我党将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他们不赞成我用党的名义正式向参政会提出，因为这样会引起大争论，他们不便表态。他们赞成我在大会报告中顺便提出。“顺便”提出，也就是不作为正式提案提出，这样，各党派可避免直接的、正式表态，从而避免与国民党正面摊牌。15日，毛复电表示同意，但又说，“林在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斟酌情形决定，可提则提之。但在再复国方代表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9月15日，林伯渠在大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最后“顺便”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阐述了联合政府问题，同时补充道：“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要求“成立联合统帅部”。这样，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军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