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

牟发松
2003-12-09 17:55:59 阅读 653 次
作者为学会网站特别提供提供，刊《文史》2003年第1辑（总62辑）

一、“四海为家”与“东西为限”

　　贞观十二年（638）成书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大为不满，斥责以高士廉为首的修撰诸位不重本朝官爵，敕令重修，崔民干遂被降为第三等[1]。如所周知，唐太宗所关心的，还不在于博陵崔氏一族的门户升降，而在于整个山东高门的地位。据《旧唐书·高士廉传》，“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所谓“累叶陵迟”，用唐太宗的话，就是“全无官宦人物”[2]。而唐太宗之所以下诏修撰《氏族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为了“崇我唐朝人物冠冕”[3]。尽管唐太宗特地表白，“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4]，但此语恰恰透露出他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

本段记载旨在表彰唐太宗有纳谏之明，从太宗厚赏张行成，表明行成所谏，确实击中了太宗内心深处的“东西之限”。《唐会要》卷36《氏族》载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对内史令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窦威）家，咸登此职……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言谈之中亦流露出对关东高门的不满。劝谏唐太宗不要以东西为限的张行成，来自山东的定州，是太宗亲自提拔的宰相，但他出身于寒族，唐太宗的“东西之限”主要针对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高门[5]。
　　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不以为贵，“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但民间对山东高门却极为看重，甚至追随太宗打天下的“谋士劳臣”，也不惜“纳赀（山东）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其中贵显如房玄龄、魏徵、李绩等，也乐于与山东高门联姻[6]。唐太宗“不解人间”对山东高门何以如此看重，他认为“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7]。唐太宗不提应该更为偏小的西魏北周，这自然因为唐朝前承周、隋之故，但唐太宗对江南高门的态度，也绝不像对山东高门那样，他企慕南朝文化，延纳江南文士，史有明载[8]，那么，他心中并无“南北之限”，何以单存“东西之限”呢？
　　关中与山东的对立，至迟可上推至战国时关中的秦和关东六国的对峙。楚虽在南方，却仍属于关东，当时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称之为“合纵”，形象地显示出从北方的燕赵到南方的楚所构成的东方联合阵线。其后，秦楚之际楚、汉与秦的对抗，西汉末年平林、赤眉与新莽的对抗，东汉末年董卓与袁绍联军的对抗，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山东、关中对峙的性质[9]。甚至不唯东西分裂时代，在天下一统的西汉前期，由于诸侯王势力强大，封地多在关东，建都关中的汉皇朝对关东常存防范之心。贾谊《新书·壹通篇》：“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表明建都关中的汉皇朝视关东诸侯隐然有若敌国[10]。
　　及至孙吴割据江东，刘备入蜀，吴、蜀之于魏，既而东晋南朝之与十六国北朝，则为南北对峙之局，以后中国的分裂局面大抵如此。不过在南北朝后期，北朝内部又出现了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间的东西对峙。这一局面开始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西奔关中，结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军灭齐，前后不到半个世纪。东西对峙期间的敌对状态不难理解，但东西混一后几经朝代更替，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已越半个世纪，关中政权何以仍对关东高门怀有敌意？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宛若独立王国，诸侯国的地盘和实力加起来远过于汉皇朝，汉皇朝防范关东“若秦时之备六国”，不难理解，而唐时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强固，山东高门对于唐皇朝不应有迫近的威胁，唐皇朝也不应有一味疑惮、压制山东高门的必要。
　　实际上唐皇朝对山东高门的态度，不过是北周灭齐以来，建都关中的周隋政权对山东旧齐士人的防范政策的继续。下节拟就周隋政权与旧齐士人的关系及其历史背景，在前人基础上作一些具体的考察[11]。

二、“频诏搜扬、州郡勒送”与“东西旧隔、情犹自疏”

　　周武帝灭北齐以后，与二十多年前其父宇文泰执政西魏时破江陵后，措置大不相同。前者杀死梁元帝，江陵“阖城老幼被虏入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12]，周武帝则力图作出“伐罪吊民”的姿态，相继下诏称：“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山东）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13]。周武帝还“降至尊而劳万乘”，亲自到山东名儒熊安生家拜访，“诏所司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又诏征阳休之、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名北齐最著称的文士，“随驾后赴长安” [14]。《隋书》卷42《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入邺之日”，专门遣人到李德林家“宣旨慰喻”，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武帝还曾在云阳宫用鲜卑语对群臣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其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周武帝的兴奋和喜悦，在于这些久闻其名的北齐文士，终于入关“得其驱使”。我们知道，在当时南北分立、东西对峙的三方政权中，以西魏北周的文人学士最称奇缺，因此之故，西魏北周对文学之士求之若渴。西魏平定汉中后，南朝文士沛国刘璠入关，西魏仆射申徽向宇文泰祝贺：“昔晋主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一刘璠也。”[15] 西魏破江陵后酷待俘虏，但王褒等文士入关，宇文泰仍喜出望外：“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后来陈霸先与西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北周唯放王克、殷不害等，对于最负文名的王褒、庾信，始终坚持不放[16]。由于南方文士成批入关，西魏北周向称粗陋的文化学术有所改观，但就整体文化实力而言，仍与关东、江南政权有显著差距，这是北周灭齐后致力于搜扬山东文士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
　　《周书·武帝纪下》建德六年十二月条载称，“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隋书·梁彦光传》称，“齐亡后衣冠士族多迁关内”。山东大姓豪强素以聚族而居、族大人众著称[17]，显然，将文学艺术之士和拥有雄厚宗族乡里基础的衣冠士族――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18]，迁往关内，并将其头面人物吸受到统治集团中来，关系到周隋政权在山东的统治，因而成为周隋政权在旧齐地区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
　　但这项举措直到隋朝初年收效仍不理想。《文馆词林》卷691《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19]云：

　　君临天下，所须者材，苟不求材，何以为化？自周平东夏，每遣搜扬，彼州俊人，多未应起。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或以道路悬远，虑有困乏，假为辞托，不肯入朝。如能仕者，皆得荣位，沉伏草莱，尚为萌伍，此则恋目下之利，忘久长之策。刺史守令，典取人情，未思此理，任而不送。朕受天命，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必有材用，来即铨叙，虚心待之，犹饥思食。彼州如有仕齐七品已上官及州郡悬（县？）乡望县功曹已上，不问在任下代，材干优长堪时事者，仰精选举之；纵未经仕官，材望灼然，虽乡望不高，人材卓异，悉在举限。

隋文帝此诏大抵下于开皇二年（582）至三年之间[20]，他在诏书中自称“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是否也像唐太宗一样，其内心深处仍存东西之异，这里姑置不论，诏书中说山东才俊之民，“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假借各种理由滞留家乡，“不肯入朝”，则是实情。《北史》卷100《序传》载李延寿的祖父、故齐晋州别驾李仲举：

　　邺城平，仍将家随例入关，仲举以亲故流离，情不愿住。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许去。固辞，乃得还邺。寻有诏，素望旧资，命州郡勒送，仲举惧严命而至。补秋官宾中上士，深乖情愿，乃取急言归。隋开皇中，秦王俊镇洛州，召补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记室范阳卢士彦谓仲举曰：“丈人往经征辟，每致推辞，何为徒劳之任，忽尔降德？”仲举笑曰：“屈伸之事，非子所知。”寻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举婆娑州里，责黜左降为隆州录事参军。寻以疾归，以琴书自娱，优游赏逸，视人世蔑如也。会朝廷举士，著作郎王劭又举以应诏。以前致推迁为责，除冀州清江令，未几，又以疾还。后以资例，授帅都督、洛阳令……竟不起。终于洛阳永康里宅。时年六十三，当世名贤，莫不伤惜之。

周灭齐后，李仲举“随例入关”，却“情不愿住”，私自回到关东邺城。后虽迫于“州郡勒送”的“严命”，不得已再赴京师，受任秋官宾中上士，但在任不久，又再度请假归乡。隋开皇二年[21]，仲举应秦王俊召补，出任洛州主簿，其友人卢士彦很不理解，因为李仲举屡辞征辟，既要做官，何必不在长安就任京职？既告假还乡，何必又“忽尔降德”“为徒劳之任”，即出任州郡之职[22]？从李仲举“屈伸之事非子所知”的回答，并联系其后来的行事，可知他出任洛州主簿，实有深意在焉，即通过出任州职，达到不去长安任职从而“婆娑州里”的目的，也就是上引隋文帝诏中所谓“假为辞托，不肯入朝”。后来李仲举还是“被敕追赴”长安，却因身任朝职而长期“婆娑州里”，受到“责黜左降”的处分――被削去中央官职、贬任隆州录事参军。既非任职朝廷，势必更便于借病归乡，果然李仲举到任不久，“寻以疾归”。这大概就是卢士彦未能体察而李仲举又不便明言的所谓“屈伸之事”，即通过出任州郡，名伸实屈，以达到滞留家乡的目的。再后来“朝廷举士”，李仲举又被“举以应诏”，同样因“以前致推迁为责”即“婆娑州里”之过，外任县令，“未几又以疾还”。总之，李仲举自齐亡以后，虽屡被征辟，身有职任，却长期告病在乡，直至终老。
　　以上分析含有推测成分，不妨再举一例。《金石萃编》卷43《房彦谦碑》：

　　潜隐之操，始擅于州闾，高亮之风，日闻于海内……郡三辟功曹，州再辟主簿，其后不得已而从命。……州郡□职，非其志焉，然公以周隋禅代之交，纪纲弛紊，亦既从政，便以治乱为怀……虽在乡国，若处王朝，政教严明，吏民悦伏……开皇初，频诏□（搜[23]）扬人物，秦王出□（镇？）京洛，致书辟召，州县苦相敦逼，公辞以痼疾，且得遂情，偃仰其后。隋文帝忌惮英俊，不许晦迹丘园，公且权维絷，方应荐举。七年，始入京省，受吏部承奉郎。是时齐朝资荫，不复称叙，鼎贵高门，俱从九品释褐，朝廷以公望实之重，才艺之优，故别有此授，以明则哲之举。俄迁监察御史。

又《隋书》卷66《房彦谦传》：

　　年十八，属广宁王孝珩为齐州刺史，辟为主簿。时禁网疏阔，州郡之职尤多纵弛。及彦谦在职，清简守法，州境肃然，莫不敬惮。及周师入邺，齐主东奔，以彦谦为齐州治中。彦谦痛本朝倾覆，将纠率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齐亡，归于家。周帝遣柱国辛遵为齐州刺史，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以书谕之，带剑惭惧，送遵还州，诸贼并各归首。及高祖受禅之后，遂优游乡曲，誓无仕心。开皇七年，刺史韦艺固荐之，不得已而应命。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擢授承奉郎，俄迁监察御史。

参据碑、传，可知房彦谦在齐亡以后，称病“归于家”，“优游乡曲，誓无仕心”，一同李仲举。朝廷“不许晦迹丘园”，“州县并苦相敦逼”，最后“不得已而应命”，亦同李仲举[24]。开皇初年隋高祖“频诏搜扬人物”、秦王杨俊“出镇洛州”征召贤俊之时，李仲举应召出任本州主簿，房彦谦初虽不应，“辞以痼疾”，后仍不免赴京任职，相对之下，更可见李仲举出任州职的“屈伸”之意。
　　当时宁愿出仕州郡而不愿入关任职朝廷者尚有其人。《隋书》卷57《薛道衡传》：“及齐亡，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同书卷76《文学·崔儦传》：“在齐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待诏文林馆。历殿中、膳部、员外三曹郎中。儦与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儦、李若。’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开皇四年，征授给事郎，寻兼内史舍人。”薛道衡齐亡后先入关任职，后归乡里，出任州郡。清河崔儦，无论家世还是文才，显然也在被征入关之列，但他在齐亡后直接回到乡里，出任他十六岁时曾不屑于做的郡功曹。不过他们二人后来均由州职入任朝官，与李仲举始终优游乡里不同。
　　颜之推称“北方政教严切”，人士不敢“隐退”[25]。《北史·序传》称北周诏征旧齐人士，“严命”“州郡勒送”，宛若押解囚犯。《房彦谦碑》则谓“州县并苦相敦逼”，后来“且权维絷，方应荐举”，“维絷”即系缚，“权”疑为“惧”，盖因形似（權、懼）致讹，可知房彦谦若坚不应举，州县长官迫于诏敕，只好将他系缚至京。上引隋文帝诏中责备刺史守令“典取人情”，对不应辟召者“任而不送”，则州县长官之“勒送”、“敦逼”，实出于不得已。在周隋之际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李仲举为长期居乡而行“屈伸之事”，也是迫不得已。
　　隋初加强了“搜扬”山东士人的力度，诏敕严命、州郡敦逼之下，又有一批旧齐士人被征入关。《隋书》卷58《杜台卿传》：“父弼，齐卫尉卿。台卿少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开皇初，被征入朝。”又据同书卷75《儒林·马光传》，马光等山东“六儒”，亦是开皇初被征入关，马光当年执教山东时（“教授瀛博间”）的上千弟子，也大多随光入关。又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26]显庆135《苗明墓志》：“颍川长社人也。……曾祖居，魏封安乐侯，祖洪，齐天保年中封谏议大夫安德王辅佐。……父先，隋开皇二年州贡明经……起家游骑尉，至大业初，任上党郡主簿。”余不备举。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营建东都，曾大规模移民洛阳。《隋书·炀帝纪上》三月条：“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又《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据唐人杜宝贞观年间所撰《大业杂记》：“（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则三千余家工艺户实来自河北[27]。实际上移实东都的民户大都来自旧齐地区，且移民不止于富商大贾和工艺户：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张波墓志》（图版494，大业十一年）[28]：“并州武乡人……祖老，魏骠骑将军、西道行台。父遵，齐襄垣郡丞。……（波）无情青紫，有志丘园，直以旧族豪家，迁于洛邑。”

又《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37《郭提墓志》：“并州太原人也……祖和，齐本州晋阳县令。……父馗，齐征西步兵校尉。……（提）隋仁寿四年被征，除阳平之发干县主簿。……俄而文帝升遐，嗣君纂位，衅彰盘石，兵起晋阳。君地势膏腴，乡推领袖，虽潜身窜影，终挂网罗。大业初，迁于河南之洛阳县。居常怏怏，耻类殷民，不乐终年，便婴痼疾。”
　　同书永徽005《段夫人墓志》：“陇西武威人也。……祖安，魏华州长史，父龙，隋定州行唐令。……（夫人）年十七，适于高平竺氏。望同王谢，睦等潘杨。……君讳让，字道逊，隋燕王府录事参军。属大业之初，营都瀍洛，衣冠□族，多有迁移。君既策名英府，陪随藩邸，席卷桑梓，因即家焉。”
　　可知大业初的移民，含有迁徙旧族豪强的目的，主要是关东地区的衣冠豪强。郭提之迁徙洛阳，虽事涉汉王杨谅之乱，而杨谅起事太原，正是以“河东豪杰”[29]等旧齐人士为基本力量。《隋书》卷45《文四子传·庶人谅传》载王頍说谅曰：“王（杨谅）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所谓“东人”即关东人，郭提正是属于“东人”中的“领袖”人物。
　　尽管周隋王朝致力于迁徙关东衣冠豪强，延召旧齐士人入关，但如前引隋文帝诏所云，未“应起”的旧齐士人仍所在多有。正因为他们优游乡里，不复出仕，故往往不见载于史籍，兹稍引碑刻资料如下。
　　彭城郑子信，史称“颇有文学”，齐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诏文林馆[30]，据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韦略墓志》（图版373），子信直至开皇八年仍健在居乡，想必齐亡后即回乡里。
　　同书《杨秀墓志》（图版440）：原为弘农华阴人，后迁居河南，北齐时为“任城王皇子国治书，随府播迁一十三祀”，“自大周握揽，更有收庸，轩盖簪裾，公息好也。乃投冠背阙，慕平子之归田，解绶离朝，同伯阳之去位，放情八索，纵志九丘”。
　　同书上《□堕暨妻赵氏墓志》（图版457）：河南人。祖魏扬麾将军、北营州长史、北平镇将，父冠军将军、平昌王府主簿、加卫将军，迁东阿县令。堕“起家冯翊王开府长兼行参军，寻值周有山东，归宁自养，开皇元年蒙诏版授洺州旷年县令”。
　　同书《皇甫深墓志》（图版461）：河南洛阳人。父为“齐龙骧将军、北雍东雍二州刺史，楚州阴陵郡守”，深为齐汉阳王补记室参军，“属值齐室版荡，君乃隳迹丘园”。
　　同书《陈常墓志》（图版471）：颍川许昌人。祖中书博士，金紫光禄（大夫），父营构大监，领诸军将。常于齐天统元年官至清河郡太守、骠骑大将军、中散大夫，“从兹以后，周齐格命，遂潜名德”。
　　同书《李元暨妻邓氏墓志》（图版507）：赵郡柏人，祖华，魏征虏将军、中散大夫，父业，魏龙骧将军、谏议大夫、范阳郡太守。元为齐叱列长叉开府行参军，“周平东夏，毕志丘园”。
　　同书《王仲暨妻淳于氏专志》（图版527）：太原晋阳人，祖为魏开府仪同三司、幽州马邑镇将，父为齐棣州饶安县令。王仲二十余岁，值北周灭齐，乃“却扫园林”，隐居不仕，“一丘一壑，素琴浊酒”，“历周隋而不变”。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83《刘粲墓志》：彭城人，祖礼，齐相州成安县令，父神，为齐左直长。粲“大隋之初，以廉洁闻，州县累召，辞不赴命。于是养素二丘，去来三径，怡神释部，游性玄言”，不仕而终。
　　同书贞观093《马志道墓志》：扶风人，父廉，齐冯翊王记室、司州主簿，志道弱冠知名，“诏下屡征，辞不就职。大业之际，再被搜扬，君即解褐登朝，遂授河间束城县尉”。
　　同书永徽142《王惠墓志》：祖肃，孝文帝时奔魏。父理，齐秘书监徐州刺史。惠“发源澄静，禀孝纯深……（北周灭齐时二十五岁）闻卫卿绝俗，耻臣汉主，庄周高蹈，不就楚征。遂宗仰前修，放旷原野”，不仕而卒。

据上引墓志，这些志主在齐亡以后隐居不仕，多因忠于故国，耻臣新朝，即隋文帝诏所谓“东西旧隔，情犹自疏”。这当然是他们不仕的原因之一。《北史·序传》载李仲举为晋州别驾，周军破晋州城后，周将梁士彦引仲举“言及时事”，仲举即自称“世居山东，受恩高氏”，颇以“不能死于臣道”为愧。但对于大多数旧齐士人，特别是那些不出于山东高门的一般士人来说，如下文所述，毋宁说他们是愿意出仕的。即使是山东高门，他们不愿意入关任职，也别有缘故，而不仅仅是节操问题。

三、“关中旧意”与“山东人朋党”

　　《颜氏家训·风操篇》载有一个常为论者征引的故事：“近在议曹，共平章百官秩禄，有一显贵，当世名臣，意嫌所议过厚。齐朝有一两士族文学之人，谓此贵曰：‘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儿耳！’彼此欢笑，不以为嫌。”从“天下大同”语，可知应为开皇九年平陈以后之事，但此时关陇显贵的“关中旧意”，还是十分浓厚，在此之前，山东士人在关中王朝被视作异巳，更不足为怪。
　　前文提到，周隋政权之致力于“搜扬”旧齐衣冠士人，不仅仅是渴慕文才，毋宁说主要是出于对旧齐地区的统治需要。前引《隋书·房彦谦传》，称彦谦在“周师入邺、齐主东奔”之际，“痛本朝倾覆，将纠违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又据《隋书》卢思道本传，他作为周武帝平齐后随驾入关的十八名文士之一，跟李仲举一样，入关未久即“以母疾”告假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卢）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这次作乱，被周大将宇文神举率军讨平。隋文帝杨坚在代周称帝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最严重威胁，就是山东尉迟迥的叛乱。这不仅仅因为尉迟迥是“重臣宿将”，更因为叛乱发生在旧齐境内，关东的大姓豪强本来就对关中政权“情犹自疏”，因此不少人参与了尉迟迥的起兵，史称“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31]。《隋书》卷58《辛德源传》：“及齐灭，仕周为宣纳上士。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迟）迥作乱，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辛德源亦为周武帝平齐后随驾入关的十八名文士之一，他也跟李仲举一样，入关后又请假回到了故国京师邺城，被卷入尉迟迥之乱。又《北史》卷32《崔鉴附崔子枢传》：“仕齐，位考功郎中，参议五礼，待诏文林馆。……仕周，位至上士。预尉迟迥事，被诛。”同为博陵崔氏的崔达拿，入周后，“大象中使邺，属尉迟迥起兵，以为总管司马，迥平，伏诛”[32]。此外，旧齐士人广平宋孝王、渤海吴遵世，亦曾参与尉迟迥之乱[33]。前引《房彦谦传》载，北周派遣的齐州刺史辛遵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一封书信，辛遵即被送还，而且“诸贼并各归首”。反之，房彦谦若起兵反周，也同样有号召力。清河房氏不过是山东第二流士族，诸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等山东高门，由他们领导或参与叛乱，对当局的威胁之大，后果之严重，自可想见。即使他们不情愿参加，也往往因为其社会影响，被要挟卷入，情形颇类上引《郭提墓志》所云，既“地势膏腴，乡推领袖”，虽欲“潜身窜影”，仍不免“终挂网罗”。正是鉴于山东大姓豪强在社会上的潜在势力，关中朝廷不能不“颇以山东为意”[34]，不能不有“东西之限”，必欲将山东旧族豪强征离家乡而后快。
　　由于周隋政权的“关中旧意”，入关后的山东士人往往仕途坎坷。以随驾入关的十八文士而言，他们中间，除了李德林外，不是罢免，就是除名，或者任非所好，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清显之职。其中最有才气的卢思道，既然有起兵反对关中政权的前科，也就决定了他“官涂沦滞”，不会得到重用。其入周后所作《孤鸿赋》，以“实禀清高之气，远生辽碣之东”的离群孤鸿自况，而将自己入关后的处境喻为，“忽值罗人设纲，虞者悬机，永辞寥廓，蹈迹重围。始则窘束笼樊，忧惮刀俎，靡躯绝命，恨失其所。终乃驯狎园庭，栖托池籞”。其郁忿之情溢于字里行间[35]。辛德源亦因与尉迟迥之乱有染，“不得调者久之”，“隐于林虑山，郁郁不得志，着《幽居赋》以自寄”。由于他与卢思道友善，“时相往来”，竟被人奏告“潜为交结，恐其有奸计”，“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岁余而还”[36]。薛道衡初因山东朋党事“除名，配防岭表”，后因一句“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被炀帝强令自杀[37]。入关时仅“载书数千卷”的陆爽，因为曾建议以《春秋》之义为皇太子诸子命名，死后仍被隋文帝追怒，下令“其身虽故，子孙并宜屏黜，终身不齿”[38]。为了升迁不惜私下告发一同入关的旧齐人士的李孝贞[39]，亦自叹“宦意人情，一时尽矣”，最后仍不免遭到隋文帝的“谴怒”。就是最受重用的李德林，以他的才能，以及对隋朝的忠诚与贡献，虽“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40]，与山东士族的出身，关陇集团中人的打压，应不无关系。
　　一方面，旧齐士人中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在地方上有实力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周隋政权极力罗致和重点控制的对象，多被迁至关中，甚至被“勒送”到关中任职，欲隐而不得；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山东士人则欲仕而无门。《隋书》卷74《酷吏·厍狄士文传》称：“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迎周师。”又《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韩祜墓志》（图版370）：“齐亡后不复出仕。……天命去齐，周人迁鼎，公侯将相，咸建白旗，侯伯子男，皆降轵道，君怀节怀义，致事东皋，去禄去荣，馌彼南亩。”这位韩祜，就其任职似为宦官，并不在征召入关之列，他的隐居不仕，恐怕亦如前引墓志中所谓“周平东夏，毕志丘园”，“周齐格命，遂潜名德”，本因无官可做。
　　周、隋政权虽然原则上也承认北齐的资荫[41]，但对一般旧齐士人来说，“齐资”往往得不到承认，上引《房彦谦碑》、《北史·序传》，以及《颜氏家训·终制》，都谈到了“齐朝资荫不复称叙”的情形。《唐代墓志汇编》显庆057《□登宝墓志》载：“卫国汲人也。……祖珍，魏征西大将军，父吉，齐光邺府司马。……君禀兹余庆，早备方圆，爰在稚年，音徽已远。属齐纲纽绝，鼎命归周，门荫倾[42]，陆沉紫荜，不干世禄，养性漳滨，诗酒琴书，聊以永日。”可知志主之“不干世禄、养性漳滨”，乃因齐资不叙，无从干禄。旧齐士人中有很多人在齐亡后“久不得调”。如《隋书》卷67《裴矩传》：“齐北平王贞为司州牧，辟（矩）为兵曹从事，转高平王文学。及齐亡，不得调。”同书卷69《王劭传》：“待诏文林馆……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同书卷73《循吏·房恭懿传》：“仕齐，释褐开府参军事，历平恩令、济阴守，并有能名。会齐亡，不得调。尉迥之乱，恭懿预焉，迥败，废于家。”同书卷76《文学·诸葛颍传》：“待诏文林馆。历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余年。”其例尚多，余不备举。
　　上述可知，山东士人对周隋政权的疏离，不愿意与当局合作，实与周隋朝廷的“东西之限”、“关中旧意”有关。周隋政权始终没有对他们平等地开放仕途。
　　唯其如此，在齐亡入关的山东文士中，不乏尽力巴结关中政权以求升进之辈，最典型的莫过于“河朔清流”太原王劭，他和来自陈朝的“江南望族”陈郡袁充，都是以替杨坚代周制造符瑞而著名[43]。王劭在北齐时待诏文林馆，官至中书舍人，齐亡入周，久不得调，出此下策邀宠，可能是求仕心切。实际上李德林的发迹，也与他“功参佐命”即直接参与周隋革命有关，其所撰《霸朝杂集序》、《天命论》（俱载本传），同样是为杨坚代周作论证的，不过较之王劭、袁充的捏造符瑞之作，更具理论色彩而已。对于旧齐士人巴结关中朝廷的行径，“河朔清流”中第一流高门卢思道深恶痛绝，他在“指切当时”的《劳生赋》中，毫无隐晦地抨击了王劭之流的行径[44]，几乎是点名指责了“时宰”杨坚。
　　总而言之，周隋朝廷中虽然不乏山东士人（其中包括一批灭齐之前以及灭齐过程中主动投诚的北齐士人），但山东士人中真正进入周隋皇朝统治核心的，可以说屈指可数。上文中几次提到的李德林，可能是旧齐士人中真正进入周隋最高决策集团中的唯一一人。唐初关陇集团认为山东士人“累叶陵迟”、“世代衰微”，正是指北周灭齐后，山东士人长期以来被排斥于最高统治集团之外这一历史事实。上引《北史·序传》中希望李仲举留仕长安的博陵崔宣猷，是仲举的妻伯父，毛汉光氏认为他“已经相当接近（关陇）集团核心” [45]。但崔猷虽属山东高门，却不能算旧齐士人，他早在西魏草创之初即加入了关中宇文泰集团，甚至可以将他视为创建西魏北周政权的关陇集团成员，这仅从猷被“赐姓宇文氏”、宇文护“养猷第三女为己女、封富平公主”，即可见一斑[46]。
　　论者对隋朝山东士人结党一事多有注意[47]。但此事在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各有一起。
　　据《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炀帝大业初年，通事谒者韦云起上疏奏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件朋党人姓名及奸状如左。”于是炀帝令大理寺推究，“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党，配流漫头赤水，余免官者九人。”[48]按京兆韦氏为关中第一流大族，自可代表关陇集团，中山郎氏则为山东第二流士族，并不足以作为山东人的代表。而且此次镇压朋党，规模不大，人数较少，官职不高。
　　文帝时一起，事发于开皇十二年，起因于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之子苏夔争议音律，而音律之争则为时已久。由于苏威的原因，朝士多附同苏夔之议，何妥不服，遂奏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经“宪司”核查属实，诸人免官，“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事见《隋书》文帝纪、音乐志以及苏威、卢恺、房恭懿诸传。此次朋党，史籍没有明言为山东人所结，而且为首的苏威为京兆武功人，系西魏名臣苏绰之子，自属关陇集团，对垒的何妥自梁入关，原非关陇集团中人。但卢恺、薛道衡等确为山东人，范阳卢氏更是山东第一流高门。值得注意的是，《隋书》本传称卢恺得罪之由，在于他以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期间，“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而“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故涉党固之谮，遂及于此（祸）”。陆彦师为魏郡临漳人，齐亡入周，在北齐时号称“友悌孝义，总萃一门”，列于《隋书》孝义传。本传称他任吏部侍郎期间，“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则此次朋党，虽起因于历法之争，实质内容还在于用人，特别是用人的原则。
　　卢、薛、陆都是山东人，卢、陆主持吏部选举，用人之际，甄别士庶清浊，仍是秉承孝文帝改革以来的门阀制度原则。如所周知，孝文帝改革的遗产基本上为山东的东魏北齐所继承，关中政权，自西魏苏绰以降，下至周隋，选举“不限资荫，唯在得人”[49]，即上引“选无清浊”、“官无清浊”。按“周代公卿，类多武将”[50]，卢、陆二人的选举方针，对山东文士更为有利，所选用者想必多为山东士人；《陆彦师传》称他用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这些赞美者想必也多为山东士人；此次事件“知名之士坐得威罪者百余人”，其中多数亦当为卢、陆所用之人，即山东士人。卢恺等人还有一个明显的罪状，就是将“不当仕进”的“尉迟迥之党”、山东士人房恭懿“曲相荐达”为官，参据前引房彦谦碑、传，彦谦于开皇七年因刺史韦艺固荐入朝，“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而且越资“擢授”，则以上推测卢、陆主选期间大量起用山东士人，应不致大误。总之，这次朋党事件的焦点在于用人，从用人的主持者，用人的方针，以及所用的人来看，这次朋党事件的地域性质是明显的。《颜氏家训·省事篇》载颜之推“前在修文令曹有山东学士与关东太史竞历”云云，王利器氏谓为北齐时事，宇都宫清吉氏则认为应在隋时[51]，笔者同意宇都宫氏的判断。不知作为这次朋党起因的音律争议事件，是否类似于竞历事件，表现为关中和山东文士间的对立？不过双方为首的都不是山东人。
　　隋朝两次朋党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关陇集团对朝廷内部的山东士人的一次清洗，它进一步证实了周隋政权对山东士人的警惕和敌意。如本文开篇所说，周隋政权对江南士人并非如此。《隋书》卷78《庾季才传》：“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瑴、河东裴政、及宗人（庾）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缺字为“上巧下言”，音义同辩）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陈宣帝第十六子也。……武德元年，授黄门侍郎。二年，兼纳言。四年，拜侍中。……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参预庾季才文酒之会者，均为入北南人，旧陈宗室陈叔达大量提拔故国名士，都是犯忌讳的事，但没有听说当时人攻击他们结党。
　　上引《颜氏家训·风操篇》称旧齐“士族文学之人”以幽默的方式批评隋朝“显贵名臣”“尚作关中旧意”，结果“彼此欢笑、不以为嫌”。然而由诸多历史因素形成的“东西之限”，在这些历史因素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不可能在“彼此欢笑”声中突然消泯。直到唐代，贤明如唐太宗，内心深处仍难免有“东西之限”，即可见一斑。其实在山东士人方面，同样存在着浓厚的“山东旧意”，上举卢恺、陆彦师主持吏部选举，却遵循山东标准，以及山东高门长期以来竭力维持内婚，皆为显例。

四、政治权力与社会潜力

　　周隋关中朝廷对山东士族的特别忌惮，正如前贤早已指出的，即在于他们有着深厚而牢固的宗族乡里基础，崇高的社会声望，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不免“自矜地望”，“偃仰自高”，从骨子里不把关陇集团看在眼里，一有风吹草动，敢于而且有能力发动变乱。自魏分东西，“周齐两立”，双方“务在兼并”，均视对方为自己的最大敌人，而不以江南为意[52]。事实上梁陈时期南方的军事力量也远逊于北。江南侨旧高门，历经侯景之乱、西魏破江陵以及隋灭陈，或已衰亡，或已北迁，并没有形成较大的社会势力，从而对关陇集团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周隋政权，甚至下及唐初[53]，关陇集团总把山东高门视为潜在的对手，利用政权的力量多方压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经过周隋两代的打压，山东高门不但在选举和政治上失势，在地方社会的宗族、乡里势力也受到严重的削弱。周灭齐次年（周宣帝宣政元年，578），卢昌期据范阳起兵，为周将宇文神举率军攻灭，范阳城遂为周军所屠，卢氏为首的衣冠大族或被诛杀（上面提到的卢思道亦“解衣将伏法”，因宇文神举“素钦其才名”而侥幸不死），或以寒馁死于围城之中，如齐亡后回到范阳的旧齐太子詹事卢叔彪（虎），以及其族弟卢士邃[54]。又《隋书》卷74《酷吏·燕荣传》称，开皇后期燕荣出任幽州总管期间，“范阳卢氏，代为着姓，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周隋两朝对山东士人的“搜扬”和迁徙，也使许多“旧族豪家”远离故土[55]。相对于周隋之际山东高门纷纷起事，隋末纷起于山东河北的武装队伍中，领导者中已很少见到山东高门旧族的身影，而代之以所谓“山东豪杰”。关于“山东豪杰”，前辈学者多有论述[56]，无须赘言。
　　但山东高门仍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除了宗族乡里基础以外，尤其表现在婚姻和文化上。如清河崔儦，名列《隋书·文学传》，传称“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在齐举秀才，待诏文林馆，历任清显。齐亡后归乡里，开皇四年被征入朝。据本传：“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亲迎之始，公卿满座，素令骑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轻素之色，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座。后数日，儦方来谢，素待之如初。”崔儦在隋朝官为内史舍人，对关陇集团中的勋贵人物杨素视之蔑如，其赖以骄人的，一是门地及其与之相关的门风礼法，二是文学。杨素有求于他，则在婚姻。唐初勋贵竞相以重礼联姻山东高门，隋代杨素已开先河。而这正是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存忌恨之所在。太宗皇子、公主嫁娶不取山东高门，《氏族志》降崔民干等级，皆缘此而发。
　　关陇集团主持的西魏北周，以及隋及唐前期，在选举制度上厉行改革，不仅最终废止了作为门阀选举制度的乡举里选、九品中正制，而且试图通过选举和政策改变传统的门阀士族观念，树立新的门阀观。唐太宗的门阀观在关于贞观《氏族志》的发言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样一种门阀士族观的极致，就是高宗武后时被称为“勋格”的《姓氏录》。
　　但这只是国家颁定的门阀标准，社会另有约定俗成的标准。关陇勋贵以列入“姓氏录”为荣，高门大姓则以名在“勋格”为耻。唐皇室的王妃、主婿可以不尚山东旧族，甚至通过行政命令禁止山东高门内婚，但其勋贵名臣却以联姻山东高门为荣，禁婚家不但“故望不减”，反而弥显尊贵，甚至认为禁婚诏书旨在“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57]。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唐朝皇室，后来也汲汲于联姻高门，而高门非但不以为荣，反以为累，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足见“帝王（政治上）之大权不及（山东士族）社会之潜力”[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