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久远的不说，只说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人而言，好像100年都是在“闹革命”——闹政治上的革命，闹经济上的革命；即使是上世纪后20余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无疑也不能不算是一场革命。因此，今天已经富起来，其中包括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些人们，一听到“革命”二字便头痛得厉害。这当然是理由。今后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自然是由人们自己来抉择。但如果我们一听到革命二字便头痛得厉害，就要连上个世纪乃至更久远的革命也一概反对，似乎不能算是理性的态度。
　　读过一位历史学家发表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说：“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其中的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传统的影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仅仅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有组织力量，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作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体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后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的改良，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又说：“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赞成革命的价值观，但笔者是历史学家，历史的道路有自己的成因，任何另一条道路的假设，都难以找到成立的根据。”在谈到革命还是改良时，他说：“革命和改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常常是互为消长的过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难以获得成效，革命就会蔓延。”
　　这就很好地告诉今天的人们，社会在发展的历史中，是革命还是改良，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就算是暴力革命，往往也是在社会特定形势下出现的。我想，起先，人们都不愿意流血，就算是那些梁山草莽英雄“聚众造反”，又有几个不是被逼无奈的呢?当人们发现没有革命尤其没有暴力革命便难以改变大不公，这个时候，革命乃至暴力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用顾准的话来说：“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又说，“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若是再就我所看到的西方人写的西方文明史而言，当时巴黎公社的敌人不仅对公社社员进行残暴的屠杀，还有更卑鄙的，如他们为了煽起反对公社社员的情绪，竟伪造激进的公社社员对人质进行屠杀的图片。
　　一
　　曾在互联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是批评学者、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其实，革命向来不存在真与假的问题，只要它在历史[上]发生过，都是真的。——不管它打着“替天行道”，还是“解放全人类”的旗号。它只存在谁革谁的命的问题。鲁迅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其实这话很幼稚。在过往的历史中，凡革命发生没有不死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获生(当然这生与死是广义的)。我们今天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良，这是人类总结以往历史上痛苦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人类良知的发现。
　　乍看这段话，以为说得好；再一细想，便觉得这是作者不懂“那时”的情形之故。“汤武革命”以及之后多次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当然都是暴力革命；但后来的“革命”一词便有“革新改造”之意，并非“只存在谁革谁的命的问题”。再者，说“今天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良，这是人类总结以往历史上痛苦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人类良知的发现”，可殊不知，多少年前，那时的“今天”的一些举动，又何不是“总结以往历史上痛苦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人类良知的发现”呢?就连革命甚至包括暴力革命，同样是“总结以往历史上痛苦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人类良知的发现”。比如，原来奴隶主要杀奴隶，奴隶就只知道“引颈”，不，那时比砍头要残酷得多。后来遇到两个奴隶，发现或叫明白也并非只是“死路一条”，还可以“聚众”反抗，以恶制恶，以暴制暴，于是，便有了奴隶们的革命。其实，先前奴隶们又何曾想到革命尤其想到暴力革命，大约也是愿意“改良”的吧(只是他们当时还不懂什么叫“改良”这个词)，然而奴隶主不听他们的；眼见改良行不通，奴隶们这才想到革命，想到暴力革命。用当代学者黄纪苏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话说：“这恐怕是被压迫民族的特色行为，就像巴勒斯坦人体炸弹一样，都属于弱者走投无路时的撕心一叫、拼死一搏。”我甚至想，将来的“今天”，如果又出现了一个什么不同于现在的进步主张，同样也会说成是“总结以往历史上痛苦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人类良知的发现”。这毫不奇怪。故尔，近一个世纪后的什么人自作聪明，跑来指责鲁迅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话“其实”很“幼稚”。这只能说明是作者自己的无知。这位作者不知，鲁迅就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更是对有些所谓革命者大不满，说有些人“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才接着说：“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可见，鲁迅词典中的“革命”并非就是“革人命”的革命。可上面这个作者偏不引上句，好让他对鲁迅的批评站得更稳当些。既然如此，鲁迅那样说，又何错之有?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又说：“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我们都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其实这并不是胡适的全部。胡适也并非一概反对革命。1930年4月13日，胡适做《我们走那条路》(在互联网上见到这个题目后面都打有问号，其实原作题目后是没有问号的。当然，这个题目在现在看来不免有歧义。胡适本意是问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只因当时的白话中大约还没有“哪”字而用了现在看来是肯定意思的“那”字，于是一些引者为避免歧义就打了问号)，据说这是胡适与朋友们准备写关于“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一系列研究的一个引论。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中国真正的“仇敌”、真正的“革命对象”应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鬼”，提出了著名的“五鬼闹中华”论。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是大谈革命。他虽然说“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打胜的人，“他们主持胜利的局面，最怕别人来革命，故自称为‘革命的’，而反对的人都叫做‘反革命’。然而孔夫子正名的方法终不能叫人不革命；而终日凭藉武力提防革命也终不能消除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推卸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还说：“我们认为今日所谓‘革命’，真所谓‘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但在说这些话之前他是大大地赞扬了一番革命。且看他如何说：
　　目的地既定，我们才可以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法子，走那一条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
　　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evolution)的路呢?还是另有第三条路呢7口—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革命和演进本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相反的。顺着自然变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产婴儿，这是演进。在演进的某一阶段上，加上人功的促进，产生急骤的变化；因为变化来的急骤，表面上好像打断了历史上的连续性，故叫做革命。其实革命也都有历史演进的背景，都有历史的基础。如欧洲的“宗教革命”，其实已有了无数次的宗教革新运动作历史的前锋，如中古晚期的唯名论(Nomindism)的思想，如十三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的潮流，如弗浪西斯派的和平的改革，如威克立夫(Wycnif)和赫司(Huss)等人的比较急进的改革，如各国的君主权力的扩大，这都是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的历史背景。火药都埋好了，路得等人点着火线，于是革命爆发了。故路得等人的宗教革新运动可以叫做革命，也未尝不可以是历史演进的一个阶段。
　　又如所谓“工业革命”，更显出历史逐渐演进的痕迹，而不是急骤的革命……不过瓦特(Wan)的蒸汽机出世以后，机器的动力根本不同了，表面上便呈现一个骤变的现象，故我们叫这个时代做工业革命时代。其实生产方法的革新，前面可以数到十五六世纪，后面一直到我们今日还在不断的演进。
　　政治史上所谓“革命”，也都是不断的有中国特色演进的结果。美国的独立，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一九一七的两次革命，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馆”把俄国大革命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三四百年前的农民暴动，便是这个道理。中国近年的革命至少也可以从明末叙起。
　　所以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绝对不相同的两件事。变化急进了，便叫做革命；变化渐进，而历史上的持续性不呈露中断的现状，便叫做演进。但在方法上，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上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功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
　　但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所谓“人功”有和平与暴力的不同。宣传鼓吹，组织与运动，使少数人的主张逐渐成为多数人的主张，或由立法，或由选举竞争，使新的主张能替代旧的制度，这是和平的人功促进。而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开活动，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
　　总的来看，胡适的“革命”一词与鲁迅所言极相近。
　　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仿佛一个早上醒来，忽然看到有些人在打着“旗帜”说是要反对革命。这些人当然不是要反对像我现在这样只在电脑上敲点小文章的“革命”，也不是反对像朱学勤教授承认的他那“书斋里的革命”，一些人要反对的是“打打杀杀”的“暴力革命”，反对的是毛泽东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段在“文革”中被人们叫喊过亿万遍的话，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在“文革”中排在以亿册计的《毛主席语录》第11页，不去说它。只说这有些人的话一旦站住脚，不仅证明陈胜吴广们似乎不该起义，切·格瓦拉更是放着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不做，不该以革命的名义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解放的人民革命，到头来弄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紧接着，就证明了共产党不该用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证明了胡适的伟大，证明了鲁迅是罪人。
　　三
　　据报人徐铸成日记，那还是半个多世纪前的1949年，在抗战时即为新四军支队司令的管文蔚将军，在新召开的政协会议后发表的中下级干部名单中见有些是国民党人士及保守人员，颇有反感，于是让徐铸成想到，在那之前，就有人发过牢骚，说是“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里的“革命”显然是指“暴力革命”，而“不如”之意，也是反感有些人白享无数仁人志士用暴力革命尤其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所以说，不说当时的中共了，哪怕是仅对管文蔚将军而言，谁要说他不该革命，尤其是不该用暴力革命，怕是不免要吃他耳光的。现在我很有些糊涂，总觉得这一概反对革命，包括反对暴力革命的一些“反革命”者像是忘记了历史、忘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怎么得来的。倘若这些人生在陈胜吴广们的时代，得知奴隶们在横竖都是个死的情况下要“揭竿而起”，却还要站在他们面前宣讲一些不要革命，尤其是不要暴力革命的“大道理”，甚至要阻拦这一群奴隶们，我担心这些“反革命”不是被赶跑，就是性命难保，说不定就要死在乱竿之下。因为，无论一些反对革命乃至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讲得如何动听、头头是道，奴隶们也是不会听他们那一套的。奴隶们只知道时辰一到，他们这些人不是被腰斩就是被烹煮抑或被活埋。所以说，在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那一群奴隶们面前，谁反对暴力革命，谁就等于是奴隶主的帮凶。奴隶主们就像后来的蒋介石先生一样，从来不惜自己用暴力反对革命。至于陈胜吴广们起义之后也是“以暴易暴”，所作所为哪怕与秦始皇无异，也实在是应该另当别论。
　　四
　　扯远了，回过头来还接着说革命。
　　近500年前，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在他那著名的一本小册子中引用什么人的话说：“对于需要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就毫无生存希望之时，武器是神圣的。”一个大的社会革命乃至暴力革命的行动往往是必然的、不得已的。在人类大同之前，革命乃至暴力革命恐怕都不可避免，不是有些人说反对就不会发生了。至于正义与否实在还是次要的。你说哪一个革命者乃至暴力革命者说不出自己革命的“理由”?尽管这些理由可能不被一些人认可，但那些革命者是顾不上这些的。
　　当然，革命的实际情形实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就如韩三洲先生在《借问路在何方——读沈定一的传记<血路>》所言：“要知道，革命本身并不是按照程序预设的、恒定不变的和纯净无瑕的，革命过程本身有着它多种可能性与可变性。”
我们现在更是可以说，革命在表现伟大的同时，也往往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它的残酷，而这种残酷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革命总是会吞噬自己的儿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彻底否定革命，包括暴力革命(笔者在《如何看闻一多之死》中已谈到这一点)，就如明知哪怕是正义之战也会死人却还是要打仗一样。此外，我也总觉得，就人的精神境界而言，切·格瓦拉比起我们有些人来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或许毕竟还有人认识到这些，才有社会学家、剧作家黄纪苏先生后来那样认真地要弄出个《切·格瓦拉》的话剧来。
　　其实就连“浸透了西方民主思想”的胡适先生先前也并非就一概否定革命。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16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更早一些，胡适在1917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写有一首《泌园春·新俄万岁》，我们今天不论是从这首词还是从这首词的序文中都可看到胡适当时对革命乃至暴力革命是怎样地欣喜和赞颂。先看这首词：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做完词，胡适仍不尽兴，随手又写下几行文字：
　　吾前作《沁园春》词记俄国大革命，仅成半阙。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归者盖十万人云。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吾读之有感，因续成前词而序之如右。
　　可见，在当时的胡适看来，不仅革命，也不仅是暴力革命，只要是“为自由来”“张自由帜”“与民贼战”，哪怕是“暗杀”也未必不可。此后，在192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已经30岁并已被称作“胡博士”的胡适在这年10月4日写下了两首诗，有一首名为《希望》，也就是后来被改为台湾校园歌曲的《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而另一首发表在当年10月10日的北平《晨报》上，题为《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
　　他们又来纪念了
　　他们借我们，
　　出一张红报，
　　做几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发表一批勋章：
　　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来去：
　　我们能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我不知道，胡适当时为何不想着也对那军阀“鸟政府”进行改良，而是要“推翻”。而就当时而言，没有暴力革命，又如何能“推翻”那“鸟政府”呢(鲁迅最明此理：一首诗赶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更是不知胡适为何要认定后来的国民党就是“好政府”，蒋介石就是好领袖。不过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59年蒋介石对人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其实蒋可以这样说，反过来，胡适又何不可以说“蒋先生同我向来也是感情很好的”呢?且不说即使是1949年(在此之前已在1945年发生“一二·一”惨案，1946年接连发生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知识分子事件，又发生了1947年台湾“2·28”事件，疯狂镇压台湾同胞)，在铁的事实面前证明蒋家王朝专制反动，胡适也还是要坚定地站在当时的政府一边，说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那儿去”的话。甚至时隔11年，在发生了雷震案之后，胡适仍然还记着并重复他曾说过的另外一句话，即“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政府”。我们现在认定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实在并不彻底，甚至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连陈寅恪都不如。可以说，胡适与蒋介石已经不止是君臣的关系，而是蒋的“座上宾”。胡适对蒋知之甚深，而反过来，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可说知胡莫若蒋。仅就我所读到的，蒋氏夫妇就曾两次为胡适过生日。一次是在蒋的政权已经风雨飘摇的1948年底。12月15日，陈寅恪与胡适等重要学人被蒋介石派飞机从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接到南京。到了南京后，陈寅恪就与胡适“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第三天，亦即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中研院内主持北大5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讲话时，泣不成声，声称：“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也许是受胡适一番讲话的感动，在那样一种形势下，当天晚上，蒋氏夫妇还是把胡适招去，特为胡适祝寿，在总统官邸备酒席，破格示敬，并“与胡作了长谈”。另、次是在1960年底，12月17日，蒋介石专门为胡适的70虚岁寿诞隆重送来亲笔写的寿匾，21日又邀请胡适到“士林官邸”为胡适操办祝酒会，端上专门准备的寿桃、寿面、寿酒，蒋氏夫妇还亲自祝酒祝寿。
　　尽管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适疾言厉色地批评过国民党，可纵观胡适一生，在政治上都是在为国民党蒋介石“帮腔”，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在中原动荡、江山易手之际，胡适手中无一兵一卒，蒋介石仍对他百般礼遇，胡适也以充分的政治支持作为回报”。既然胡适可以认定蒋介石之前的政府是“鸟政府”，要“推翻”它，为何要反对另一部分人因为认为蒋介石的政府是“鸟政府”而也是要“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呢?这是极不通的。至于人们说胡适常常对蒋直言，我觉得这太好理解了：两个好朋友之间不时地说几句心里话，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胡适对“蒋公”直言的度是把握得很好的，凡是知道有可能要惹蒋生气的话一般不说，就是不小心说漏了嘴，但若发现“蒋公”不高兴，便戛然而止。
　　当然，如果说国民党蒋介石当时确实代表进步、代表民主，我们今天没有理由来说胡适不该站在蒋的一边；可无情的事实偏偏要证明鲁迅的眼光没错：国民党蒋介石不是好东西。因此胡适的“改良”也确实看错了对象。如果说国民党1949年之前在大陆的所作所为是因为毕竟有另一个政党与其作对的缘故，那么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呢，应该走向民主自由了吧，至少应该记取一点失败的教训了吧?然而“历史”却不是这么讲的。当然，如果说国民党蒋介石什么“教训”都没记取，那也是冤枉了这一帮人，遗憾的是，国民党蒋介石“记取”的竟然是专制独裁还不够的“教训”。以蒋经国、陈诚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就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正在于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给予共产党渗进内部和煽风点火的机会，国民党本身却绑手绑脚，无法施予有效的反击。为了记取教训，国民党在台湾应将内部不稳定因素彻底清除，广设政工制度，巩固领导中心，以确保政策的顺利推动。”若是再读一读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下台内幕》，就对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的所作所为更加不齿了。
　　除了众所周知的国民党1947年在台湾“2·28事件”中的大屠杀，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于是“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另据有关材料披露，到1958年春，台湾官方宣布的颠覆案已达311320件。被捕、被传讯和受到调查者超过130万人，而当时台湾的全部人口还不到1000万人。依据“政治受难者团体”估计，在1950至1960年的10年间，约有三四千人在“白色恐怖”中殉难，六七千人受到监禁，而且政治迫害的灾难一直持续下来，不仅左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更有不少无辜民众受到波及。江南著《蒋经国传》中曾这样记载50年代初的台湾：“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某某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以匪谍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进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有人因仇恨国民党的暴政，呈现出来的心理反应，连国民党推行的“国语”运动都加以彻底抵制，许多人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讲台湾话而从不讲一句普通话。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的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先例。
　　当然，我们绝不可抹杀中国国民党人的历史功绩。关于这一点，还是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历史学家朱宗震先生在他那篇文章结尾处讲的一段话比较客观，并且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方式”之所以是“最接近传统的农村暴动的方式来完成”也做了自己的解答：
　　中国国民党人，许多人经过了辛亥革命、1924～1927年的大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们也曾是艰难缔造过来的一代人，但最终遭到失败。中国国民党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有待于研究，但作为国民党的骨干，他们是第一代从事现代社会体制变革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期参加了辛亥革命。作为历史运动中的一代人，他们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思维模式的一代人，还难以把握到中国社会变革脉搏。然而，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动员模式在辛亥革命之中实际上已经定型化，“老革命”适应不了“新革命”，向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区区成就，满足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这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被历史淘汰的一个基本原因。国民政府也只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过渡性政权。中国社会现代经济的严重落后，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方式，不能不以最接近传统的农村暴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动员方式的历史价值，在于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起步的要求，但也仅仅是痛苦地起步，并不能一步登天，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历史学家既不必夸大也不必贬低，而是应该去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只有理解了历史，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时，才能有更高的智慧。
　　结束语
　　余世存先生出版了一本《非常道》，摘录的是1840—1999的中国话语，其中有关“革命”的就有不少，这里不妨再摘录二三：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平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32年3月，王造时回答汪精卫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
　　前不久，在一书店用二折的价钱买到收有已经去世的胡绳先生1979～1994年所写文章的结集《胡绳文集》，其中有一篇题目叫《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从这篇文章的一些引文中，可看到毛泽东当年如何那么赞成革命。毛泽东当时在对苏区兴国县调查中发现当地有不少卖儿子现象，有几位农民告诉毛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慨：“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此外，我很奇怪，近些年来，包括我所尊敬的一些知识分子、学人一个劲地“崇胡抑鲁”，凡是谈到有关鲁迅话题，甚至哪怕是谈到20世纪上半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多是贬斥甚至诋毁鲁迅，即使那贬斥和诋毁的理由很牵强，甚至根本站不住脚，也还是旁若无人。
　　为什么要反对鲁迅呢?逐渐地让我有所明白，原来反对鲁迅，其实是因为反对革命，反对现政府。鲁迅一生所言当然有不少赞成革命的话，但鲁迅所说的革命，却是为了革新，并非像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或洪秀全、李白成们，只是为了“打江山”，为了“皇帝轮流做，来年到俺家”，也“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比如，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就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唯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又在《忽然想到(六)》中说：“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可见，鲁迅所说的革命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除此之外，好像鲁迅是并不赞成革命的。他在《钟楼上——夜记之二》就这样说道：“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当然，在同一篇中他也还说过：“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命运；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又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可也正如有人所说，鲁迅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家”，他本身也没有参加过打打杀杀的革命，“他的终生选择，是做一个打堑壕战的文艺战士，连徒手的请愿，也加以反对的”。又有人说：鲁迅在大屠杀后写作的大量文字，都在揭露一个党的流氓性，要人们“防被欺”。鲁迅后来之所以那么地厌恶国民党，是因为此党“那么样的杀人，所以不再支持它”。
　　其实，鲁迅连“战士”也是不愿意做的，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而已集》中收有一篇他与当时出版家李小峰的通信，其中说道：“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可当时主持欢迎会的某主席却要说这是鲁迅的谦虚，说从过去的事实看，鲁迅的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大半个世纪之后，争来争去，我看是否可以这样说：对国民党蒋介石，鲁迅是从支持到批判，胡适是从批判到支持；胡适的支持自然是希望国民党的改良和进步，而鲁迅的批判是因为没有看到蒋介石政府有改良的希望(事后证明鲁迅并没看错。至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民党的变化，实当别论)。
　　如此而已。
　　2005年6月中旬初稿，9月中旬修订

　　附记一：
　　清清白白地记得，上面这则文字初稿完成是在2005年的6月19日，而三个整月后的9月19日又修订了一遍，用了三个上午的时间。
　　按说，文字做到这个地步，就没有再说什么的必要了。然而当我读了王思睿、何家栋二位刚刚在《随笔》杂志上发表的《罗隆基的人权思想》，心情仍是激动不已。特别是读到罗隆基和他的导师拉斯基那些谈到有关压迫者的言论自由及这些人选择革命的话，更是为我这则文字增加了“注脚”。你看，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即告知“政治组织的目的”所保全的人权中就应包括“对压迫的反抗”。而罗隆基的导师拉斯基说的是：“在国家方面，国民应绝对让自由发表他私人所有或与旁人考虑结果所有的意见。他可以宣传社会现状的缺点。他可以主张用武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现状。”至于罗隆基的有些看法，在我看来，更是“味道好极了”。他认为，争取人权的手段，原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纸笔墨水，可以订定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枪弹鲜血，才能换到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在不同的环境下，人权运动的手段亦随之而不同。一个社会，如果“到人民所要的法律不能产生，或者产生了的法律失了效力的危险时候，人们就得动用他的革命人权了。拿革命人权来保障其他人权，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在中国方面，自由平等这些人权发展得惊人的迟缓，革命权却早早为一般人承认了”。
　　2005年9月22日又记
　　附记二：
　　十月中旬的一天，来到上班地方，发现桌上放着一个信封，看信封上笔迹，知是河南省杂文学会秘书长赵元惠老师所送。信封里装有一本准出版物——书上只印着作者，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书名叫《闲读偶记》——听着像古书一般，作者却是今人，名叫黄绍英。
　　当晚下班带回去有选择地一读，令我欣喜不已。
　　书中至少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革命。作者在《革命遗产》一文中说：“精英们可以任意去批评、挑剔甚至讥笑革命，但革命决不完全是罪恶和疯狂，它是亿万人民为拯救国家民族和寻求自身解放，摆脱贫困落后的努力，是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牺牲。”“把革命放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上分析和评价，其标准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第189～190页)作者在《中国农民的盛大节日》这篇文章中又认为，大半个世纪前中国农民“为着创建一个合理社会的崇高理想，满怀激情和献身精神以及求得解放的强烈愿望，挺直了腰杆做人。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盛大节日”。因此，尽管“对于农民运动向来有‘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争论”，但作者却说出了无可辩驳的话：“确实，它不是那么理智，文质彬彬，它有着过火行动，甚至愚昧和凶残，但比起他们所受的几千年压迫和剥削又算得了什么呢。精英们可以尽量批判、挑剔甚至讥笑农民们的幼稚和莽撞，但革命说到底决不是只有一堆错误。”(第263页)
　　也正鉴于这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识者写的一本不可多得的文字，于是忍不住在本已定稿的这则拙文之后，并且是在原本就有了一则“附记”后又附加了这几行文字。
　　2005年10月23日再记

《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9期

闵良臣，您好！

    近几日在真名上看到了您的多篇文章，对您的思路与看法很有些认同，虽然我作为普通读者不可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评断您的论点、论据和结论，但您的文章所表达出的某种“反思”倒勾起了我的兴趣，也或多或少印证并勾起了我这几年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就我的观感而言，您的文章其实是对某些“反思”的反思，是对某种“清算”的勘误，使我对过去以及现在很多人很多方面的“反思”与“清算”的偏执、幼稚、无知乃至别有用心的怀疑更加坚定了。容周末再来谈谈我的浅见。

    在此只想说一句：支持您的再批判！

http://www.zmw.cn/bbs/dispbbs.asp?BoardID=7&replyID=52514&id=51878&skin=0

http://www.zmw.cn/bbs/dispbbs.asp?BoardID=3&replyID=8957&id=19591&skin=0

    真名网址也审核 ？

我只是大致看了一下.有两点要分清.一社会爆发革命有不得已的原因,这是事实判断,革命甚至暴乱是不以人们善良的愿望而决定的.二,价值判断,革命暴动能否对一个社会起真正的推动作用?

三， 能力判断，胡适是否能像秦晖看得全、说得透？

四， 人性判断，即得利益团体是否会听取改良意见做出本质性改变，还是夏虫语冰？

五， 基本逻辑，要让多数人进行价值判断，先要让他有基本的生存、有基本的尊严，无此底线，客气点说是无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5 1:18:46编辑过]

鲁迅的思想性表现出来的是很强的文学特质，即便他在论政，这个特质也明显，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思想者是个文学思想者，是个政治的他者，也即他始终是站在政治的外部的，文学性从未遗失；胡适的思想性则表现出相当的政治特质，即便他在议论文学，这个特质也很明显，换句话说，也就是……呵呵。我真的不知道这样两个根本不一样的人如何比较？

如果还要换句话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思想性确实一直很少政治角度本身的角度，似乎一开始就是文学角度的切入，以他者的角度替代、掩蔽政治自身自己的角度，这好像还不是简单的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政治究竟该是什么样的政治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