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轰烈烈相比，90年代的报告文学差不多就是雪落黄昏静无声的了。在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80年代是一种具有标高性意义的存在。文学史演进的轨迹往往呈曲线状。批评家面对从峰点跌落的90年代报告文学，认为这一文体已经陷入了“困境”。指认这一景况的证据之一，就是报告文学已不再轰动了：“若翻翻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你就会发现，竟然没有一篇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即使个别在一定范围内有些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若与80年代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对90年代报告文学作肯定性的评价也不在少数。秦晋认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方面，在思维的叙述方面，都显得更成熟了”。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在对前一段报告文学承袭与批判中开始显示自己的总体风格，体现了中国90年代文学新观念和创作思维的新方式”。首届(1995—1996)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的作品有《锦州之恋》(邢军纪、曹岩)、《黄河大移民》(冷梦)、《温故戊戌年》(张建伟)、《淮河的警告》(陈桂棣)、《敦煌之恋》(王家达)、《走出地球村》(李鸣生)等15部，高居各单项奖的榜首。于是有些论者就以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颇为繁荣的。
　　以上诸说，从局部看，反映的都是事实，因此都是成立的。而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要从总体上描述90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图景，并从学理的层面分析此间创作现象的内在根因。
　　一、生态变异：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语境”比较
　　在涉论90年代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时，人们往往将它与此前新时期的同类创作相比较，以此显示对象所具有的落差。诚如学者所言，前者轰动，后者相对冷寂。“轰动”是事物外在的景观。造成作品轰动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一般来说，它当然在于作品本身，在题材思想与艺术传达等方面臻至了相当的高度，但同时也与作品发生的特殊时代的语境紧密相关。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的潮涌，与其说是这一文体的轰动，毋宁说是当时特殊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某种共鸣。90年代前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构性。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是当时的时代流行语。相应于此，文学，特别是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的报告文学，其所表现的基本主题就是时代的主题；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兼济天下的抱负与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地通过创作回应主流话语所要求表现的时代精神。
　　改革，首先作为观念性的一场革命，在当时特别需要一种思想的启蒙。报告文学作家承担了其中部分的使命。他们的作品将在非常年代被抛弃的常识与公理加以重新的确认与肯定。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在报告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它轰动于常识匮乏而时代又亟需常识的年代。它所肯定的是曾经被唾弃的公理，即知识分子以及科学技术的意义与价值的被确认，是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报告文学作家所作的思想启蒙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对于社会现实中某种矛盾与问题的披露与揭示，使人从某种麻痹自乐的病态中得以警醒，从而思索社会改革与现实优化的方略。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处于社会走向开放解禁的时代，当文学的真实成为可能，而报告文学又特别需要真实的时候，他们便将现实中另一种发人深省的存在凸现在读者面前。《人妖之间》将劣迹昭著的大贪污犯及其生成的环境作了令人惊讶的透视。《三门李轶事》中披露的党员被群众拒绝的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神圣忧思录》、《西部大移民》等“问题报告文学”，以对现实的碰撞与剖析，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引导读者走出顺向的思维定势，对现实作思索性观照，从而构建一个独立的思想主体。思想启蒙是8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其时的报告文学部分地参与并承担了这种宏大的历史使命。这样许多作品的轰动也就是必然的了。
　　物迁人异，90年代的中国社会究竟不同于此前十余年间的存在了。转型期的社会图式以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在世人面前。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成为社会的显性特征。而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使文学的轰动失去了共鸣谐振所需的同一性。文学不再居于社会的中心地带，作家不再被人顶礼膜拜，作品也没有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不过文学的边缘化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必然现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从报告文学是否轰动来评价报告文学的成败得失。让报告文学回到报告文学，从本体的维度来观照这一文类的内在流变。
　　二、精神坚守：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
　　毋庸置疑，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与70年代末期到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整体上并不在一个层级上。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无视90年代报告文学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理由。事物的发展进程并不是线性的，文学史的运动也总是此起彼伏，峰谷相依。单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而言，90年代的报告文学，就为我们摄取了这一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段风景，留存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史演变的档案。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自然，90年代的报告文学描绘着此间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反映着他们的思索、进取以及某种无奈，甚至也能从中看出他们中一些人的蜕化。
　　科学地评估报告文学，需要有一种合体的价值尺度。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体，试图以一言以蔽之的做法对这种文体加以限定，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在报告文学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某种文体精神、文体品格，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是我们考察评价报告文学的基本尺度。何谓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文体品格?对此的解答可能会莫衷一是。我以为评论家周政保的若干表述多有可取之处。他以为：“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独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对报告文学，周政保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二是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批判性，以及与社会性、批判性相关的公众意识。”他认为“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文体精神”。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的方式，通过对现实的深度的切入钻探，真实而又理性地反映社会的当前状态及其发展趋势，讴歌社会公理、正义、人类理想，批判那些反人类、反人性、反真理的丑恶的存在。90年代的报告文学，并不是指它的全部，甚至也不是说其多数，但确实有一批作品在承继这一文体优良传统，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时，坚守了报告文学所应禀具的品格精神。
　　阅读90年代的若干报告文学作品，我们会获得一种沉重感。我不无偏执地认为，沉重感之于优秀的报告文学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具有沉重感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作家对于生活沉入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沉入，便会负重；负重的作品才会有它的分量。
　　具有生活分量的作品可见于整个90年代。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过度的扩张，使得这一文体及其许多知名的作家，在特定的社会情形中陷入了某种不自在的境地。90年代初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调整期。作为对80年代报告文学功能扩张的反拨，此间的作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为地弱化报告文学应有的文体功能，使报告文学差不多类同于一般浮泛的新闻报道。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进入我们阅读视野的李存葆、王光明合著的《沂蒙九章》(《人民文学》，1991?11)，为我们在失望中带来了欣喜与希望。《沂蒙九章》是处于低谷期的报告文学中少数具有高度的优秀作品之一。作品叙写了沂蒙山区的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业绩。这是一片创造奇迹的热土，它不仅创造物质，更创造精神。作者所持重的是对沂蒙精神的触摸与挖掘，是对沂蒙人人生况味的提取与凸现。他们将人、历史、现实有机地焊接起来，将现实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用以实证今日沂蒙的巨变正导源于沂蒙精神的历史性积淀。沂蒙精神作为一种颇富历史意义的存在，它就意味着负重与奉献。在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沂蒙人用山脊一样的肩背支撑着中国革命，用鲜血与乳汁滋养了一代革命的将士，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然而建国数十年间这里依旧贫困，当年做出巨大牺牲奉献的人们曾经被人遗忘，更有甚者遭致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又多么令人可叹可悲。《沂蒙九章》就这样既具有历史的崇高，又具有历史的悲情，既让人感奋，又让人沉重。它以复合的主题与多重的滋味，造就其独特的厚重。
　　90年代一些反映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读来也让人唏嘘叹息，心情沉重。此前的力作《神圣忧思录》已使我们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原本是造就民族希望的太阳底下最光辉事业的教育，一度时期竟以其地位低而遭致人们的唾弃，这着实发人深省。与《神圣忧思录》相比，90年代的这类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的视界更加开阔，其视点由主要关注教师拓展到既关注教师更关注学生，而且作者将教育与贫困挂联起来，取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另类”景象。部队作家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以极其质朴的笔墨叙写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工程情形。“希望工程”无疑是充满希望的，而“近几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五百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事实让人深感问题的严峻，每个善良的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面对着“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心中该会装下几多沉重?他的另一篇作品《中国山村教师》如其所说是“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的。山村教师们精神伟大而物质困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支付着社会的欠账，以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山村文明之光的传承。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自然为人物精神的崇高而感奋。然而，又岂是一个感奋所能了得?作品所提供的若干细节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反思。一个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山村教师参加表彰会，“来北京的路费还是找人借的”，因为“她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而乡里却“在建商业街，又买汽车，钱不够，就把老师们的工资也顶上了”。读这样的文字，我们除了对山村教师怀有深深的同情之外，更多的就是对自私的负罪的“乡里”的愤慨了。晚近何建明推出的长篇《落泪是金》，在题材方面具有独特的新闻性。作者首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系统而深入地报道了贫困大学生的生存境遇与心理世界，作品中有许多材料看起来具有传奇色彩使人难以置信而实际上又是真实的事实，这些对吸引阅读有着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我以为《落泪是金》最值得称道并不是这些，而是通过叙写颇具特异性的题材，反映了如箴言式的文题所蕴含的主旨。“落泪”是苦难的一种象征，而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在我看来，“落泪”的并不应该仅仅是贫困的大学生，包括全体的我们，因为在这里，“落泪”并不表示着对命运的屈从，而是意味着负重与责任，意味着自强与奋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然。当我们歌舞升平之际，不应该忘却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满蕴沉重之味的作品显示着它的特殊意义。
　　我们说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形式，这是因为这种文体比较直接地表示着知识分子部分的社会使命。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以社会关怀为业，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以提升人类境界、优化人类理想为终极目标的独立而自由的主体。90年代的部分报告文学对于这一文体精神品格的坚守，在某一层面上来说，就是指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丑恶、阴暗、反人性、反真理的人事现象的暴露剖析，以引起人们警醒反思，指望疗救，从而完善优化社会。
　　卢跃刚无疑是90年代最为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大国寡民》等，表明了作者对重大题材的职业敏感，对弱势人群仗义执言的精神关爱，对正义的维护与呼吁。卢跃刚所致力的是通过对野蛮、邪恶等的揭露抨击表示着对文明、正义、良知等的诉求与声援。卢跃刚差不多是特立独行的报告文学作家，当正义、良知最不应该缺席或缄默，但常常缺席或缄默的时候，卢跃刚出场了。《以人民的名义—— 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实录》，充分表征了卢跃刚为报告文学家所禀具的品格与气质。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一种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其作者角色差不多就是社会公理的代言人和民意的发言人。因此，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说是在“以人民的名义”写作。《以人民的名义》中的主人公颜跃明的意义在于，他以现代的方式——以人民代表联名的方式，对不称职的市长提出“罢免”。这是与现代官僚的一种短兵相接的交战，是对人民代表权利的一种真正实践，同时也是对封建奴性一次彻底拒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人民的名义行使人民代表合法权利的颜跃明竟遭打击迫害，被罗织罪名，蒙冤下狱。这样的事件发生在90年代，足以令每个思想者深省。作为报告文学家的卢跃刚，他的意义则不仅在于他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代表个人伸冤鸣屈，而且更在于他对现代语境中报告文学作家的行为准则作了一次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以人民的名义》涉及到一个敏感且复杂的政治题材，由权力网络所建构的坚硬外壳是极不易于攻破的。国际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基希曾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体裁。卢跃刚的作品所涉及的题材无疑带有某种危险，而他令人敬重的正在于通过“涉险”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维护正义良知的崇高精神与敢于碰硬的社会批判的勇气。这一点在精神佝偻习见的90年代报告文学那里，特显亮丽不俗。
　　对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坚守，也可见于90年代的问题类作品。9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其规模与深度当然不能与80年代相比拟。但这类创作中所反映出的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注之切，忧思之苦，并由此形成的批判性差不多是近似的。
　　三、文体退化：伪报告文学的制式及其透视
　　从绝对数量考察，9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繁荣的，一大批作家在制作着各式各样的报告文学，许多刊物仍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刊发报告文学。80年代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选刊》，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而至90年代末新的《报告文学》杂志又创刊了。从外在的各种指数看，报告文学在这一时段是丰收的。但90年代报告文学的品级下降却是一个为多数人确认的不争的事实，作品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某种不成比例的情状，恰好表明此间的伪报告文学的“盛长”了。
　　判定报告文学的真伪，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依评论家周政保所说，“真正的报告文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兑现三大环节，那就是细致扎实的调查采访、叙述的全方位真实、客观而又深刻的判断或分析及独特的见解”。据此作出相反的推导，那就是虚构的缺乏深刻独特的判断与见解的报告文学就是伪的。实际上，影响报告文学品质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我们在这里仅结合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择其大要作出描述与透析。
　　在我看来，躲避现实前沿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判断报告文学价值有一个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可以从作品与现实关系的性质中把握创作的内在品质。换言之，报告文学所报告的对象应该具有社会前沿性。90年代是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是一个风生潮起、波谲云诡的历史性时段，是一个适合于报告文学生长的时代。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大量作品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具有前沿性的生活实景；即使有些作品反映了现实的前沿景象，但由于作者没有充分地沉入前沿地带，作深入的钻探，所写浮光掠影，因而未得现实的前沿精神。90年代的报告文学对一些重大题材在报导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显得明显不够。9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实质性的，而且改革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既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机遇，同时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以及由此伴生的变化，是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90年代的报告文学对此只有局部、零星的反映，而整体上有深度的报告则付之阙如。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数以千万计的在岗者或被转岗或下岗失业。这是对人们心理与生活产生前所未有重大震荡的历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的推进是与千百万人利益的暂时牺牲相关的。其间既有着人生的艰难，同时又可看出人性的伟大，这本是报告文学作家应予充分关注的题材，但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有关这一题材的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要整体地反映这样具有前沿性的重大社会题材，需要作者有一种全局在胸、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和博大胸襟，有一种不辞艰辛、进行大运动量扎实采访的果勇和能力。显然，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在这些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他们中许多人在题材选择上明显地避重就轻，求小弃大。与80年代相比，以集束、全景的体式报告现实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减少了。这至少证实了我们以上的判定。
　　90年代报告文学躲避现实前沿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对于历史题材的过度开采。报告文学是否可以面向历史取材，这在学界存有歧见。像周政保并不主张“报告文学与‘历史题材’的直接联姻”，其理由是“倒不在于‘新闻性’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极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非虚构’的叙述要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特别是场面或细节的描写，在完全失去了采访当事人的情况下，要实现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具体生动的‘非虚构’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李炳银则充分肯定了报告文学“历史化”的方式：“作者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把视角有意识地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由此报告方式产生出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形态，我把这样形态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在我看来，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一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必须以两个条件为其前提。其一，作品所写必须是“非虚构”的，是一种历史的原真；其二，作品的题旨必须具有某种现代意蕴。这种现代意蕴本于历史，又旨归于现实。历史报告文学应当是现实与历史对话的一种特殊文本，作为这一品类的作家应具有穿透时空、沟通今昔的历史统摄力。
　　问题不在于报告文学能否叙写历史，而在于作者以怎样的心态去作历史题材的报告。在我看来，90年代作家热衷于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潜隐着一种遁入历史而回避现实矛盾的不健康心理，从历史题材作品本身看，像麦天枢、王光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温故戊戌年》、李鸣生《走出地球村》等作品，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况味和启思省人的现代意义。但从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全局看，一方面是趋之若鹜地大举吞食历史，另一方面是许多重大的现实题材少有力作加以报告。这就不能视为一种正常的创作现象了。报告文学或可名为新闻文学，新闻性是其重要的文体规定性。突入社会，反映现实，干预生活，是它主要的文体使命，报告文学作家远离现实而亲和历史，这固然有其无奈的一面，但自觉地选择逃逸，这是与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背道而驰的。这种情势象征着报告文学文体的某种蜕化。这正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平淡浮泛，这是90年代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给人留有的普遍印象。阅读的失望在于这一时期缺少那种大器的富于思辨的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的黄钟大吕式的作品。这种现象的背面潜藏着诸多的原因，而主因毋庸讳言则导源于创作主体思想的匮乏。主体思想的平庸，势必导致作品思想浓度的稀释。这样，作品的平淡浮泛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其中就包含着思想性之于这一文体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层意思。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者，应该是一群具有思想者质素的人；而优秀的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无疑应该是卓尔不群的思想家。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文体，它不仅应该叙事述情，而且还需要有一种杂文式的思辨论理。与杂文一样，优秀的报告文学需要有作家深刻的思想给予全面的支撑。
　　报告文学的文体力量生成于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怀之中，而这特别需要作家有一种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思想的活力来源于对社会现实探索性的关注。一个面对现实无动于衷，或只是表象地观照生活，或干脆逃避现实的作家，是与深刻的洞察力与思辨力无缘的。比之于80年代，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社会焦虑心明显地释然了，相应地社会责任感也淡化多了。这样思想原创的思维机能也就大为弱化了。虽然他们还依然写作名为报告文学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或类似于有关企业或企业家的现代神话，或就是某地区某部门某个人典型经验或先进事迹材料，与真正的报告文学相去甚远。
　　90年代业已成为历史，我们只能评说它，而无法将其改写。但历史之流汩汩不息。我们期望未来的报告文学能更多地触摸现实，未来的报告文学作家能具有一些更深邃的思想。

十年未读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