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5年7月31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与研究》第8卷第2期，第22页，北京，1990年6月19日，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8，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简讯》第11期，第9页，北京，1882年4月）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一个呼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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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精神状态

（即《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一文）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它的编者储安平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一特点，决定了这个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在《观察》上发表大块文章的人，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各著名大学的教授。《观察》每期对文章作者有一简要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多数人是在大学任教的，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观察》是一个教授的刊物。
　　在当时的中国，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阶层看，更不能作为阶级看，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这个群体带有西方中产阶级的性质，无疑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那是因为我注意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的各类人群中是最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的，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这些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都是以个人身份发言的。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1]。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持人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张东荪的个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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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东荪《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一文附记，见《观察》第2卷第6期第27页。
　　[2]沈云龙《光华大学杂记》，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54页。

　　我这里着重分析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是想说明中国的大学教授在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过，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对减弱。这里有几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在1949年以前，政治上的严酷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徒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从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的情况已为大家所知，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整个精神状态足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可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3]。然而，张申府的话等于白说了——1949年以后，正是那些最守规矩的大学教授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学术水平自然也就一落千丈。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应该对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前这几年给予特别重视，不能只重视这一时期主战的言论，更应当理解主和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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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申府：一个呼吁》，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记实》下卷第51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抗战胜利后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在一篇很长的《观察》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作为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要作者的刊物，《观察》对校园生活所表现出的兴趣表明，在中国，大学是一块集中了新思想，有独立精神的地方。这里相对中国社会的其它角落有更多的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天然地肩负有领导青年思想的重任。储安平办《观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给国家多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学识上要有西方的精神，其次在做人做事上也要如此，既要有思想的力量，同时也更要有道德和修养。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想，《观察》对大学中教授和学生的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的反映。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结出的美丽花朵。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4]。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整个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功典范。《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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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见《观察》第1卷第6期第17页。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那一党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二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极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当然，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十分好，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
　　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造就了不少的人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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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阅《观察》第1卷第6期第17－18页《本刊特约记者文章》。

　　在抗战胜利后，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考察他们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了解整个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一个主要标志。从整个《观察》时期看大学教授对学潮的看法，我们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不仅同情和理解学生，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其次他们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参预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我们如果留意教授在学潮中的表现会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恐惧感，整个精神是正常的，是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的。在对学生的态度上，他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的整个精神处于一种蓬勃向上的状态，他们虽然有自己远离政治的专业，但同样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当时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所以教授对时政的所有看法都能及时传达出去，另外整个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天然地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够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历次的学潮中有些大学教授经常站在学生面前演讲。《观察》的一篇通讯有这样的记载：“在这种情绪之下，众料在第二天的纪念会人数一定更多，因为在这庄严的纪念会中有北大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张东荪、清华张奚若、吴晗教授的演讲，讲的又都是大家所苦闷的问题，大家正好从这里找到一个方向”[6]。虽然从以后的变化中，我们了解到在当时的大学教授中有中间偏左的，有中间偏右的，甚至也有共产党员，但在对学生运动的一些基本评价上，他们是没什么分歧的。在清华一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学校教授的言论能见出他们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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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北大“三·二九”前后》，见《观察》第4卷第7期第14页。

　　陈寅恪教授说：“罢课既经决定，即须遵守，一致行动。”
　　张岱年教授说：“今天内战的性质，是买办阶级反人民残暴的战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做抗议的表示……”
　　陈福田教授说：“我对目前物价飞涨所感受的威胁，完全和你们一样。这基本的原因是内战。对你们的行动，我很同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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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清华园：让血化为更坚强的力量》，《观察》第2卷第14期第20页。

　　针对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对学潮的一次讲话，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大学90位教授联合发出抗议，这90名教授中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知名的教授。他们认为：

　　　　学潮发生固属不幸，但接连的伤害学生，包围学校捣毁校舍等暴行，
　　当局实不能辞刺激学潮之责。手无寸铁的善良纯洁青年对于这样假藉暴行
　　来挑衅的手段，表示愤慨与抗议，我们只有衷心同情。为了维护学府尊严
　　与争取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忍痛罢教，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藉以制止层
　　出不穷的迫害与惨案，挽回迭受摧残的教育生机。目下学潮正在渐起平息
　　中，而党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极尽挑拨，诬蔑，威胁之能事，用心何
　　在，令人诧异。
　　　　无论吴铸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们要质询他：所谓受奸匪
　　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
　　了？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
　　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假令政府容许在这文化的古城再演
　　一幕同样的惨剧，抵足以表现其颟顸与残暴而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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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来函》，见《观察》第4卷第10期第2页。

　　从这抗议中，我们不难感到当时的大学教授是何等的临危不惧，大义直言。类似的宣言《观察》还发表过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6位教授的《我们对学潮的意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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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观察》第2卷第15期第21页。

　　大学教授，特别是有名的教授，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对于自身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在政府一面，尽管对于大学教授有种种批评，但从根本上讲是害怕教授的，他们懂得教授的专业特长是国家须臾不可少的，同时对于教授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也有恐惧心理，生怕伤害教授给自己带来不利。我这里所谓的教授还仅限于那些只活动在大学校园中，没有直接介入到具体政治运作中的教授。在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那种以专业远离社会政治为借口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当时的社会也把大学教授作为最公正的代表，就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也认为大学教授总是能讲公道和主持正义的。这种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至少他们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批评政府，而政府尚不敢以言论去治他们的罪，大学教授在抗议政府的腐败行为方面表现出的一致性是他们不畏强暴的力量源泉。在《观察》时期，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大学教授对政府毫无顾忌的批评。以下是登在《观察》上一篇大学教授的宣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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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观察》第2卷第2期第21页。

　　　　宣言者： 朱自清　向　达　吴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陈
　　达陈寅恪　许德珩　张奚若 汤用彤 杨人楩　钱端升
　　　　　　　　　　　　　　　　　　　　　　　　　　　二·二二·北平
　　　　近日平市清查户口，发动警宪八千余人，分八百余组，午夜闯入民宅，
　　肆行搜捕，据平津二月十九日各报记载：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
　　人，连同前数日已入陷囹圄者共两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
　　者如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行总平津分署组长于汝
　　祺女士，中外出版经理社经理张亦风夫妇及店员三人，牙医师朱砚农博士，
　　前协和医学院大夫蒋豫图博士，师院附小女教师二人，以及华北学院学生
　　三人，并据当局表示：尚拟继续搜捕。当初政府公布宪法重申保障人民自
　　由，甚至颁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释放千余人，今反以清查户口之名，发
　　动空前捕人事件，使经济上已处水深火热之市民，更增恐惧。同人等为保
　　障人权计，对此种搜捕提出抗议。并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将无辜被捕之人
　　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依法移送法院，并保证不再
　　有此侵犯人权之举。

　　在当时，大学教授发出这样的呼吁并非什么奇特之举，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文明的抗议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达出我的意见。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邵循正、徐毓丹、袁翰青、陈振汉、杨人楩、楼邦彦、戴世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11]，坦陈自己的意见，督促政府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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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观察》第3卷第8期第3页。

　　对于当时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朱自清、陈达等48名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立刻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12]，他们本着“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并从法理的观点指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理性。《观察》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自己，而是以公理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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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观察》第3卷第11期第3页。

　　在《观察》时期，特别活跃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尤以那些以法学为专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人对于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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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可参阅楼邦彦《论公然反对政府》《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论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韩德培《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分别见《观察》第2卷第13期，第4卷10、22期，第3卷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