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转自《博览群书》， 网上此文名为《未了心愿鲜活生命离我们而 》，应该是一篇旧文了。未细对照，不知删节了哪些内容。原文9000余字，这篇仅4400余字。
凤凰网有未删节的文：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6585408690913280/20050325/525332.shtml

《博览群书》此文的网址：

http://www.gmw.cn/02blqs/2003-06/07/01-2180C7CC875BA93748256DD6001C71C6.htm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意想不到的打击是最沉重的，没有预感，没有征兆，灾难说来就来了。哲人其萎，朋友们无不感到震惊、愕然，继而是深深的悲痛。慎之已经走了七天，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一）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见面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俩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长几个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入救亡运动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阳谋”。我们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发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门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气象，他比我幸运的是受过完好的正规教育，厚积薄发，而我却是扫盲把我扫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堆里的，实际上只是“脱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后约我见面，谈话时他就给我出了好多作文题目，我赶快声明：我不是做学问的人，几十年来都是给别人编文章，改文字。写的文章也不过清通而已。他说清通就不简单啊，有些自命大学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说：写的那些东西不过是要表明一种立场，在我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能边做边学，请一些中青年朋友给我上课。有些文章实际上就是“集体创作”。大概慎之也理解这不是过谦之词，因此，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慎之最后一次命题是詹明信上海讲话招来一场围攻，要我就此事写个评论，并且请人送来相关资料。文章发表后（载于《博览群书》２００２年１２期），意犹未尽，又另写了一篇杂感，但慎之已经看不到了。

（二）

　　慎之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一直为此大声疾呼，“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还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的想法得到广泛的赞同，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还拿着《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等文章去访问他。我对慎之说：“既然是刻不容缓，何必等下一辈子呢？咱们不妨现在就干起来。”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这倒把我问住了，我不过是受他的启发和激励，感到应该有所作为，哪有什么办法。回来我就找几个中青年朋友商量，请李先生来主持，完成《公民课本》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大工程。大家听说李先生可以“出山”，都表示愿意效力，起草了一个“研究大纲”，还制订了一个“课题计划书”，以三年为期，第一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公民教育》、《世界各国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第二年制定写作大纲，写出公民课本初稿，共１２册，初中、高中各六册；第三年，定稿，推广。由几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编委会，由慎之总其成。

　　我对公民教育的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展开而加深。中国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的弊病，我是有体会的，一切指向分数、指向工具塑造，忘记了教育的宗旨应是培养具有时代精神、为社会延续、增进文明的常人，也就是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与人文关怀，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现代公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对儿童进行成人教育——“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对成人进行儿童教育——“要学会说谢谢、对不起”；“不随地吐痰，上车排队”……所以，我以为“启蒙运动”不能老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议论中，而应在民间扎根。如果以公民教育为切入点，面向全社会，我们就会取得全民共识，形成合力，推动文明进步。

　　大概是１９９９年８月，慎之从美国归来，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把许多支持者的信转给我，要我同他们联系，有的信还批上：“又是一个公民教育的积极分子！”

　　但是，工作却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后来种种压力迫使我们的工作陷于停顿了。

　　这一切似乎都在慎之的意料之中，他写信劝勉我说：“……我又想了一想，教科书固然编不出来，但是写一本《现代公民试行教程》似乎还有可能。……法国革命以前有‘百科全书派’对启群觉悟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当然主客观都无此条件，但是几万字的一本《公民教程》也许能起到‘统一思想，唤起民众’的作用（照民主国家的原理，任何人都无权‘统一思想’，《公民》正要告诉人们这一点。但是我偏偏想不出别的词儿，姑且借用，也许可以证明我中毒极深，已脱不出过去的框框了）……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当然目前似无出版的可能，但是要有一部稿子在那，我看是随时都可以有用的。说到统一思想，我想也好乘此机会把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人彼此弄清楚，也许能得到更多的朋友。”我立即回应说：百科全书不敢想，一科全书尚可行。“公民教育会”若成形，未必有人敢说“不”。开始时并不是没有想到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我们的研究，但我总认为行动起来，条件会发生变化。可是，只见人锦上添花，却不见人雪中送炭，我们虽一退再退，但从不言放弃。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人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三）

　　慎之的第二个心愿是“重新启蒙”。他认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夭折了，先是救亡压倒启蒙，继而革命压倒民主，最后是稳定压倒自由。所以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民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Ｑ转变成为能自尊自律的现代公民”。

　　八十年代，王元化人等就提出“新启蒙”的主张，他们编辑的《新启蒙丛刊》，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现在，“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再次提了出来，应和者寥寥。我觉得必须说明新启蒙和老启蒙不同的地方，老启蒙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新启蒙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点不讲清楚，就会招致误解。慎之对于“重新启蒙”的贡献不只限于文化层面，而是全方位地投入社会变革，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

　　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慎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还是要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敌我友’的关系（还是要借用毛泽东的话）可以比较明确，再不致被拖入一场混战了。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四）

　　慎之的第三个愿望是“把顾准的民主启蒙的思想推向更广更深”。因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顾准是在看到权力发生异化，革命理想主义转变为专制主义之后，才毅然走上经验主义之路的；李慎之在“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义。我们对“告别革命论”都不能理解，这是对过去的悔恨还是对未来的输诚？如果是过去，我们需要忏悔的可以是任何事情，惟独不是革命；如果是未来，那由不得我们。我们想告别革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别我们？民主是消解革命惟一的手段。如果社会矛盾没有缓解机制，那就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５１７页）。

　　慎之说过，他是战战兢兢提出自由主义的。它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有什么新发展，而在于历史条件把他推到时代的潮头上。他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学问家看重著作等身，精雕细刻；思想家要求振聋发聩，星火燎原。一个以书斋为发祥地，一个以社会为实验场。李慎之努力为自由主义争得合法地位，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这件事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才提出要重新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

　　顾准、李慎之对于我们有什么价值？他们讲的也许不过是常识，其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学术贡献，其思想价值远远大于学术价值。在我看来，慎之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为，他的身教，他的榜样作用。喻希来曾写过，在群情激奋时，要强调知识阶层的冷静和清醒；在“万马齐喑”、“百念俱灰”的时候，要呼吁知识阶层的热忱和忠谏。知识阶层应当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把进取精神和慎重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知识阶层能否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而不为任何风吹浪打所动摇，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关键。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的时代的最强音。对于慎之来说，这种忠谏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国与人民。两年前我曾说过：“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历史将会证明，顾准和李慎之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慎之对一些“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新左派”，似乎怀有一点戒心，但对于不同意见表现出的宽容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为一次全国性学术评奖提名，选了一本他并不喜欢的著作，他说：“不能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这部著作虽然落选，但他仍坚持自己没有看错，说：“它确实自成一格，虽然我不喜欢它。”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赞赏慎之的公正。慎之的这种宽容与公正，很好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风范。

（五）

　　慎之是思想者，又是组织者，他是在立功之后才立言的，那些有影响的文章是他在去职后写出来的。说他的文风属于“新华体”，不如说他更接近“启超体”，议论恢宏，酣畅淋漓。慎之似乎一直保持着“新华作风”，看到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问题，或有独到见解，都一一复印出来，以飨同好。慎之学问功底深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在聚会时，常见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使我感到他内心也许有一种“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他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倾囊倒箧而出，形成文字。“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满腔热血，一片赤诚”，如果不见他行走略有不便，谁也不会想到他得过轻度中风，但上楼下楼都是拄着手杖，缓缓移步，不愿别人扶持。

　　诚然，顾准、李慎之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过渡人物。任何一个思想开拓者，对于后人来说都是过渡人物。只有自认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才会看不起过渡人物。能够让匆匆离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继者已经形成队伍，继续攀登思想高峰，还有浩浩荡荡更年轻的一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慎之，你可以安息了。
　 

稿件来源：博览群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8 15:18:27编辑过]

何家栋先生逝世
□本报记者　夏榆　刘小磊
　　 
    本报老作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何家栋先生，于2006年10月16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何家栋生于1923年，河南信阳人。早年的何家栋，是“一二九”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爱国青年，1938年7月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平汉铁路破坏队指导员、八路军南岭支队小队长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加入共产党，到北平做地下工作，从事文化出版及学生运动等活动。后又撤回解放区，先后在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等处工作。这些新闻出版活动，为他日后组织编写爱国主义丛书积累了经验。
　　1950年代初，何家栋主持创建了工人出版社。1952年被开除党籍后，何家栋决心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执笔整理了以《把一切献给党》(1954)、《赵一曼》、《我的一家》(1957)、《方志敏战斗的一生》(1958)、《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为代表的一批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有的发行达几百万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文艺书。其中，《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两书现在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一百种。
　　这些书在初版时，何家栋没有署名；粉碎“四人帮”后再版，他也拒绝署名——因为“既不想求名，也不想求利”。
　　1957年，因负责编辑出版《本报内部消息》一书，何家栋被打成右派；1959担任李建彤著《刘志丹》一书责任编辑，被打入“习仲勋反党集团”。
　　1979年改正后，何家栋重新担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自学》、《开拓》、《丑小鸭》等数种报刊杂志。
　　近年来，何家栋发表了一批研究国际、国内现实问题的文章，受到知识界的关注。他被认为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1998年11月20日，本报刊发了《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2005年5月19日，刊发了他的《我的同事王勉思》，受到广泛的好评。

南方周末200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