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

0.导言。
　　0.1，本文从纯语言学（Pure Linguistics）的角度来讨论本文的论题。①
　　0.2，本文试图通过对《红楼梦》120回②的两个语言现象的统计数和简要分析，提出“《红》120回系一人所为”的假设③。
　　0.3，本文的立论：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场景乃至细节（即从材料主题到表达形式）都能够摹仿，但作为它们的物质外壳语言运用上，即使同一时代、同一地域不可能出现是相同的④。本文试图通过《红》120回的语言（Languages）的两个现象，来论述《红》前80回与后40回的语言使用一致性（coherence）。
　　0.4.1，本文所举现象是：句法处置结构；词法儿化现象。
　　0.4.2，在分析处置结构时，侧重《红》的这种结构与现代汉语这种结构的差异；儿化现象举例时，侧重儿化词出现的频率及其在《红》中的功能（function）。让我们看看《红》的作者是怎样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语言习惯（the habit）制约120回写作的⑤。
　　1、图表及图表说明。
　　1.1，我们清楚地从“甲A附”和“乙附”的频率波动曲线上，得知这么一个事实，《红》在整个120回里，处置结构和儿化词的运用没有在80回前后出现截然分开的痕迹。
　　文学的实质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利用语言这个神奇的符号表达信息（information），并让这个信息传达进文学的整个结构之中。因之，一个成熟的作家，也就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在其作品里语言必然会保持一种平衡（balance）状态。这两条曲线证实了这一点。
　　
　　1．2，在白话文的小说里，处置结构的标志“把”和“将”（现代汉语中，“将”逐渐失去了生命力）一般说来代表了口语和书面语⑥。“甲B”数字表明了这一点，而《红》的作者自觉地遵循自己的语言习惯，使“将”出现在对话中的9%多一点，即在这40回里，“将”字句共239个，对话仅有（其中，前20回占12%，后20回占15%）个。
　　1．3，儿化词的运用最能表现作者的语言个性,这是由于儿化这一汉语的特殊弱化现象是北方方言所独具的（当然现在已大量渗透在整个北京方言区里）。如果不是同一个作家（而且是成熟的作家）是很难达到从“表乙”这样自觉使用儿化词的（由于它最具口语化，往往被人忽视）⑦。
　　1．4，下面我们将通过前80回与后40回的例子来进行对比分析。
　　
　　2、处置结构。
　　2．1，孤例。
　　a. 金氏了这番话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早吓得丢在瓜哇国去了。（10•120）
　　b. 金桂…无奈一见他…早把那骄悍之气，感化到瓜哇国去了。（100•1298）
　　这在全书中仅有的两例刚好在前（80）后（40）回里，能是巧合吗？
　　2．2，典型例子。
　　2．2．1，
　　a. 凤姐…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进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61•780）
　　b. 宝玉道：“…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的生的志气，反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82•1071）
　　用“将”与“把”对用，造成对偶（排比）的不重音，也起到音级的谐和。可见这儿还有积极修辞效果，这在现代白话文作品中是少见的。《红》的作者所置句场前后是一致的。
　　2．2．2，
　　a. 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27•320）
　　b. 宝玉把眉一皱，把脚一跺。（91•1193）
　　干净~、外面~、东道~、空、（45•454/83•1090）、一走~、小幺~、草棍~、尖~、小葱~、场~、彩头~、债~、小婶~、美人灯~、小蹄子~、过~、缝~、藤~、怕惧~、地方~、（68•883/84•1108）、什么~、圆房~、（69•896/99•1285）心坎~、献勤~、香货~、嘴~、错~、虚名~、（83•1090）、怪可怜见~的、神情~、包~、灯虎~、窗眼
　　a. 将真事隐去（1•1）
　　b. 将原书发回。（118•1508）
　　这类句型（sentence pattern）和语境(context)都等值的句子，不是能靠摹仿办得到的。按《红》的作者所言的“批阅十载”，如不是一人所为，十年间的历经坎坷，还能如此天衣无缝，几乎不可思议。
　　2．2．3，
　　a. 平儿把眼圈儿一红（71• 920）
　　b. 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
　　现代汉语里，“把+N+—V”已构成固定格式。但在“V”的位置，现汉是没有用形容词来充当的。按照“把”作为处置结构引头语的经典解释，“把+N+V”的“V”是及物动词⑨，，而这里却是一个还不够形容词动化的。再看：
　　a . 凤姐听了，把脸飞红（23•264）
　　b . 小红听了，把脸飞红（88•1155）
　　a′. 晴雯听了，把脸飞红了（63•817）
　　b′. 宝钗把脸飞红了（98•1281）
　　现代汉语里，说“红脸”、“红了脸”，而不说“把脸红”，原因是处置结构的前提条件应是动词必须是及物动词。但是，《红》的作者由于自己的语言习惯，因而造成了这种情况的使用惯性（inertia of make use）.
　　2.3.1,
　　a.“我把你这没足够的小蹄儿！”（43•529）
　　b.“我把你这个混帐东西！”（95•1245）
　　a.偏偏把凤丫头病了。（76•988）
　　b.把他的前程了去了。（113•1448）
　　关于第7）例，吕叔湘先生认为，这类句子只用于口语⑩，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红》的作者就是将此句型定型的创始人。语言现象是个极为复杂的情况，有时它的存在是不能有经典著作来衡量的。象第8），现代汉语里一般讲“把…累（病了）”。或讲“把…病（倒）”，也就是处置结构要能准确而又省力的方式进行，丢了动词的附加成份是不行的。因为了附加成份这种细微区别总是某一作者依靠自身的语言使用规律（ugulazity）实现的。8）证实了这一点。
　　
　　3、儿化现象。
　　儿化现象，作为汉语词汇一种特殊的音变（sound change）形式即词尾的弱读形式，其口语是书面语的结果——将其固定在文字上，这本身就不是任何一个作者能做到的。即使是当代白话文（从文言文革新）占统治地位里，儿化词汇的运用已不是很普遍，而在《红》的年代，那时还是文言文统治天下，不是一个革新人物是不能用得象图表里展现的那么多的，更不会用得像下文提及的那么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们来分类简述。
　　3．1．1，人名儿化
　　平~、蓉~、芹~、金钏~、可~、荟~、红~、 ~、莺~、青~、（6•68/113•1449）○11、板~、（6•68/119•1531）、珠~、（33•402/107•1376）、蔷~、昭~、丰~、坠~、臻~、旺~、环~、云~、玉~、靓~、舍~、珍~、琏~、风哥~、兰~、四~、五~、缕~、琴~、兴~、彩~、喜~、隆~、寿~、庆~、绮~、纹~、篆~、贵~、柱~、~、喜姐~、巧姐~、藕官~、龄官~、琪官~、智能~、柳~、（96•1248）、李十~、（99•1283）李先颦~、（101•1315）、栓~（101•1324）。
　　《红》将了几个官场人物和老太太、太太外，几乎所有的人名都生成了儿化，只是这种儿化的弱读值（value or lenition）不大，即还没有完全成为词缀（affix），游离性还较大。但是这种情况即使在当代作家里，除相声话剧外，人名儿化的现象并不是多见的。而《红》的作者却如此自觉（或者为了表现一种与世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地运用口语创作。
　　3．1．2，青~和板~是最不起眼的俩小仆人，但后40回里却没有记录；蝌~、李十~等是后40回才重起炉灶的人物，但作者并没有忘记新入人物的儿化称谓。这种情况可以说明《红》的语音（voice）一致性。
　　3．2．1，贾母、凤姐对话中出现的儿化词汇统计（不计重复情况）。
　　贾母：心肝~、话~（3•35/109•1410）、（11•134/109•1410）、猴~、今~（22•252/84•1105）、巴巴~、谜~、猫鼠~、明~（29•343/83•1086）、可怜见~的、歇歇~（31•3379/85•1114）、坑~、瓜~、菜~、取笑~（39•477/99•1285）空~、窗户眼~、花~（40•484/1223）、年纪~、模样~、后~、昨~、离了格~、阿物~、乐~、一声~、从小~（44•545/94•1223）、猫~、不是~、景~、钯~、彩头~、样~（49•611/81•1061）、腿~、画~、脱懒~、小鬼精灵~、小人家~、助意~、字~、哥~、姐~、空~、小两口~（76•989/96•1244）、开些心~、时候~（81•1061）○12散散、~心性~、人事~、前~、人情~、前~、性格~、脾气~、灵怪~、方法~、一点~、胆~、风哥~、趣~、信~、掉包~、一处~、乱~、静静~、晚~、名~、年轻~○13
　　凤姐：标致人~、昨~（6.75/88•1156）、辈数~、究官~、俗语（6•76/83•1090）、一点~（6•77/92•1203）、姐妇~、病~、闲~、让着些~、好~、话~、法~（11•135/1101417）、闷~、堂~、前~、今~（14•159/88•1155）、明~（14•159/110•1418）、后~、钱~、汗~、干岸~、模样~（16•178/101•1312）忽刺已~的、字~、时候~（16•180/99•1285）、年份~、吃~、谜~、花草~、样~（23•264/84•1129）、好好~（24•281/97•1259）、人家~、没故~、一声~（27•320/90•1178）花、小道士、符~、分~、手~、一遭~、故事~、名~、乐~、钉~、干净~、外面~、东道~、空、（45•454/83•1090）、一走~、小幺~、草棍~、尖~、小葱~、场~、彩头~、债~、小婶~、美人灯~、小蹄子~、过~、缝~、藤~、怕惧~、地方~、（68•883/84•1108）、什么~、园房~、（69•896/99•1285）心坎~、献勤~、香货~、嘴~、错~、虚名~、（83•1090）、怪可怜见~的、神情~、包~、灯虎~、窗眼~、空~、一会~、一块~、年纪~、差不多~、笑话~、坎肩~、称~、偷偷~、低三~、下四、可惜了~、偏偏~、活活~、小命~、影~、从小~。
　　 3．2．2，我们集录了贾母凤姐两人对话出现的儿化词汇总量（不含重复数）是想证明：《红》在120回时，儿化词的发生频率，发生效果（指词汇义）没有分开的痕迹。在上面的统计中，我们还看清在81回分界地，贾母与凤姐在前后的儿化词中除了相同之处，也有前后不同的词汇。这也证明，由于作者本身的语言习惯的约束力，使前后显现一致状态。
　　3．2.3，儿化词的运用一般出现在比较随便（或亲昵）的语境（context）里，相反在庄重的情况下就少有或不发生。贾母和凤姐由于她们自己在荣国府的既是掌权者又是不负责任的“家庭妇女”，因而她们的语言出现随便的情况是自然的。而贾作为官政人物就不同了。在贾政与贾母、熙凤的六十余对话（120回总共对话数）里，贾政仅有十余次，而贾母与熙凤都有。更为典型的是在22回“听曲文宝玉悟惮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里，贾政对话的人都有，独贾政没有。
　　3．2．4，在全书120回里，前80回与后40回里分别最少儿化词的是第18回与第102回。这是由于整章的语义制约的。第18回只有2个，第102回9个，原因是第18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第102回“宁国府骨肉病灾 ，大观园符水驱娇孽”，都是写贾府大事和要紧事的场面，这种场面，倘若一句一个儿化词，岂不陷于油滑状态——这决不会出现在如椽大笔手下。而儿化词多的章节，往往是丫头打逗，贾母偕媳妇和孙媳妇玩乐的家庭小事琐事——这是能用巧合解释的吗？一百万字的《红楼梦》不是一人所为，能如此精巧、如此天衣无缝吗？
　　3．3．1．1、现代汉语已消失的儿化词汇。
　　贾母因向湘云道：“喝了茶，歇歇儿，瞧瞧你嫂子们去吧。”（31•379）
　　贾母道：“…。今儿闹了一天你去歇歇儿去罢…。”（85•1114）
　　昭儿打千儿请安（14•160）
　　只见门上打千儿请安（119•1531）
　　上面两个儿化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不载。如果是两个作者共治一部《红楼梦》的话，会这样对一些词语的运用如此自如吗？
　　3．3．1．2，下面只列词，不列例句。
　　生生~、细细~、差不多~、可惜了~、好些了~、可怜见~、阿物~、从小~、懒~、怕惧~、献勤~、没成~、现成~、大宗儿~、小道士~、干净~、寄名符~、一走~、静静~、到底~、偷偷~、偏偏~、效验~、日阳~、随和~、打颤~、等等~、故意~、养养~、慢慢~、理~、三五下~、坐坐~、乖乖~、三日两头~、灵怪~、人物~、弄水~、牙~、醒醒~、躺躺~、半死~、薄薄~、体统~、长长~、什么~、儿着~、行次~、救我一救~、明明~、几~、话话~、低三下四~、飘~、红朴朴~。
　　这些儿化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不载，这说明当时（乾隆年间）的口语儿化的普及和深入，也说明今天儿化词的消失轨迹。这也刚好说明《红》的120回语言没有两种风格的情况出现。
　　3．3．2。，构词方式与现代汉语不同（不要指书面语）。
　　甲：人物~、阿物~、稀罕物~、爱巴物~、……
　　在现代汉语里，“物”作词根发生儿化的现象是没有的。
　　乙：斯文些~、严些~、好些~、让着些~、各软些~、……
　　丙：和气倒了~、末了~、可惜了~、……
　　在现代汉语里，不具实词的词（尤其是 丙两类很松散的很少表具体意义的词）作词根，是没有儿化现象的。
　　丁：偷偷~、坐坐~、养养~、长长~、细细~、……
　　在现代汉语里，动词形容词“AA”式重叠的一般不发生儿化现象。
　　戊：等一等~、救我一救~、理一理~、……
　　在现代汉语里，动词“A—A”结构里绝无儿化。
　　 已：三日两头~、三五下~、低三~下四、……
　　这种不规则的形容词出现儿化情况于今天几乎不见了。
　　这些词在《红》的120回里俯首即拾。这便证明那时的语言现状制约了作者，而作者的语言一致性制约《红》120回不可能出现两人所著的情况。
　　3．4，典型例句举例。
　　黛玉心中动了气：“…你今儿不叫我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26•312）
　　宝玉说道：“我还有一个心儿，前儿已交给妹妹了”（97•1259）
　　时间词引起的儿化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已大大减少了，但《红》前后120回里，却比比皆是。
　　探春道：“…象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儿，竹子根儿挖的香盒儿，胶泥染的风炉子儿就好了。我喜欢的了不得，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儿似的抢了去了。”（27•322）
　　凤姐…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儿的！那孩子模样儿手儿都好了，就只嘴头子利害些，偏偏儿的太太听了那里的谣言，活活儿地把个小命儿耍了。…”（101•1313）
　　这两例简直成了一顿一个儿化词了！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靠摹仿不能办到的。这所以这样是作者语言一致性所就的。为了说明，我们举一个现代的类似情况作一佐证：
　　
　　小闹钟说：‘一等人儿送上门儿，二等人儿走后门儿，三等人儿托人儿，四等人儿干着急儿。（梁秉文 《谁是强者》）
　　如今不是讲：没有后门，办事不成？不是讲，大干部，送上门；中干部，走后门；小干部，靠亲朋，老百姓，没得门？（古华《姐姐寨》）
　　上面这组句子，其句式句义几乎一样，但由于作者所处的地哉（梁北方，古南方）不同，语言习惯不同，于是便造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Linguostylist）这反证《红》的语言一致性是在一个极为成熟的作家所进行的。
　　
　　4、余论。
　　4．1，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推广，有人用计算机进行《红楼梦》的统计。但是语言这个极复杂的社会现象（当然也有生理现象，如本文提及的儿化弱化值大小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不是能够全靠机械统计的。即使计算机能够描绘轨迹，但语言的具体组合却会呈现千差万别的情况。本文的一些简要分析，试图想弥补机械统计表现的缺陷。
　　4．2，红学研究是伴随《红楼梦》的问世而问世的（即“脂评”），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从海内到海外，成绩斐然，几乎完全可以与莎评（Comments of Shakespeare）媲美了。但是，关于《红楼梦》语言方面的研究却不是很多的，这种状况，显然与《红》的研究和发展极不相符的。本文假如有点用的话，就权为一块还不成器的土砖吧。
　　1982．9 初稿
　　1986．1二稿
　　注释：
　　①红学中的人物说、情节说、主题说、版本说、描写手法说等也有很多人证明《红》为两人所在。
　　②本文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北京第一版1981年第二印刷的版本。
　　③本文不涉及这120回究竟是曹氏、高氏还是别人所作，即不涉及作者为某一特定的人。
　　④关于这个论点，我们将通过下列两组古今语言的使用状况来证实：
　　A：据前人考证班固的《汉书》在记载汉武帝前的文字里，有很大部分是抄司马迁《史记》。但即使如此，班固有自己的语言习惯（恐怕有人会认为两人已相距近两百年，但当时的语言变化并不象现代当代变化快），请看：
　　项梁弗听（《史》P303 中华书局1959
　　梁不听（《汉》P1801 中华书局1962
　　黥布，天下猛将也。（《史》P2046）
　　黥布，天下猛将。（《汉》P2034 ）
　　以文无害为沛主史椽（《史》P2013）
　　以文毋害为沛主史椽（《汉》P2005）
　　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史》P2047）
　　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史》P2036）
　　B：周汝昌先生《美红散记》（载《战地》期刊月数失记）里说：“同时中国人，同时乾隆时代，同时北京人，续作者又不能不有意仿效原著的语言文字，那么在词汇上发生类似和相同现象，是理所当然的，这能否证明即属一人。”这个观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看：
　　《家庭大事》苏叔阳作。儿化词640个。
　　《闯江湖》吴祖光作。儿化词160个。
　　《柳伞》刘绍棠作。全文5万字，儿化词 100
　　《彷徨》鲁迅作。全节17万字，儿化词12
　　话剧《家》与《闯》均是北方籍作家，但各自语言习惯不同，导致使用化词的不同；〈柳〉与〈彷徨〉的大部分作品均写以北京方言为主的人的生活，但由作者语言习惯不同，使其作品的语言风格迥异。
　　⑤　戴不凡先生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里认为，《红》里夹有大量的吴方言（其实，我们将《红》与以典型吴方言进行创作的“初刻”、“二刻”相比，《红》的吴方言显然已经不是纯粹的吴方言了），使语言不和谐，因此推出《红》的作者不是曹氏也非高氏的结论。但戴先生疏忽了汉语在融合方言上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消化力，有的作者为了显示其地方色彩，往往专门写入方言以添作品之色（这屡见不鲜）。这怎么能推出《红》的作者不是在北京进行创作的呢？但戴先生的这个观点，却支持了本文的观点；语言的一致性证明了《红》的作者是一人而不是两人。
　　⑥　有个调查数据可以当作旁证：“《呐喊》“将”字句64例。”这说明鲁迅的深厚文言文基础的制约力（但奇怪的是，比《呐》早两百多年的《红》为什么“把”的出现频率比“将”大？）
　　⑦　参见注④B里的※※例。鲁迅在北京居住了二十年，在他的小说里，北京的其它方言都进入了他的作品，唯有北京话最典型的儿化现象不曾为先生所用。
　　⑧（10•120）即表示第10回第120页。
　　⑨、⑩《现代汉语800词》P49—5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1（6•68/113•1449）即表示第6回第68与第113回第1449页都出现过。“/”表示前后80回与40回的分界。
　　○12（81•1061）与凤姐举例的（83•1090）即从这儿开始出现的儿化词在前80回里未出现过。
　　○13贾母的对话从第3回开始，到第109回终；凤姐的对话从第3回始到110回终。

从论证方法上说，应该是，如果能证明前80回与后40回在使用同类词语时采用了不一致的方式，则就可以证明那是不同作者的产品。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不了解，估计是有人做过这类总结的。刚才比较了一下《红楼梦》的第十回和第九十回（两回是随机选择），发现不同还是很多的。

《红楼梦》第十回中，儿化的现象普遍，约略出现了如下这些：“地方儿”、“凤姐儿”、“说起话儿”、“大气儿”、“闲话儿”、“荣哥儿”、“静静儿”、“媳妇儿”、“模样儿”、“性格儿”、“灯笼儿”、“行事儿”、“长辈儿”、“偏偏儿”、“今儿”、“宝玉儿”、“半钟（盅）儿”、“立个方儿”、“回一声儿”……

在《红楼梦》第九十回进行了查找，结果是：
“地方”：一处儿化（也有了什么不对的地方儿），一处非儿化（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凤姐”：25处非儿化（又兼侍书说是凤姐说的）、（李纨、凤姐听见紫鹃之言）……一处儿化（连凤姐儿也知道了）；“话”：大约有24处使用了“话”这个词，却无一处儿化（他有时还说几句话）、（那雪雁是他传话弄出这样原故）、（是真话吗）、（老太太不过因老爷的话）……；“气”：非儿化3处（喘了一口气）、（也犯不着生气呀）、（写出来出出胸中的闷气），儿化一处（大奶奶的脾气儿）；“行事”：出现一处，不用儿化（姑娘们的行事叫人感念）。

一个作家，一般而言，对于一个词的使用，在整部作品中应该是一致的，这是由语言风格和书写惯性决定的，上述两回的对比，似乎表明，那是两个作者的产品。当然，我这是孤证，因为我只是随机地对比了两回的内容；有一种情况能否定这个“孤证”，即在前80回里，作者在儿化方面本来就是随意处理的。

这个工作早有人做过了。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大康早在10多年前就统计过《红楼梦》前80会和后40回的用词习惯（好像是分别统计了8个虚词、14个主要副词），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77级的，对于数理统计是内行，得出的结论是证实了传统的说法：绝对是两个人写的这两大部分。不过这个成果发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是在和他同学一段时期时听他说的，他给复旦的学生做讲座里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他还没有用电脑，完全是依靠手工的，翻烂了4套横排本的人民版《红楼梦》，大约是通读了20遍，发现了很多一般人没有注意的现象。

这两部分的文风也很不一样的。比如前80回在讲到官场惯例、司法审判之类问题时，往往采用的是虚写的办法，而后40回往往在这些方面讲得很细，有很多的细节描述。最典型的是薛蟠前后两次人命案件，前面第4回的，几乎没有细节，只是作为引出“护官符”的由头，而后来的第86回则不厌其详的描写如何买通证人、审判时如何应对，如何更改“招眼”（卷宗的关键字眼）。这或许是因为前者是个纨绔子弟，后者本身是官场老手的缘故吧！

老童的认真劲，令俺忍不住想坐得端正一些。

我曾提到过，在戴维·洛奇的长篇小说《小世界》里，出现过一种软件“电算文体学”，专门通过研究作家的用词习惯，得出各种有趣的结论。假如陈大康先生得此软件之助，或许成就更加斐然。——也可能反而觉得兴味索然。

我的两个同学（82级的研究生）好像也作过这个比较研究，用的是统计学的办法，因为太技术，没跟他们交流过，不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论证的机会让给别人吧，俺参考结果就行了。

大康现在正在这样做，他已经搜集了几百万字的晚清小说材料进行分析，结论之一是，白话文小说早已是小说创作的主要文体，与五四运动、新青年的煽动无关。胡适等人开创的是士大夫、文人使用的文体的白话文化。

回木匠师傅：如果是这样，大康先生似乎只是进一步验证了一个事实，暂且还谈不上发现一个事实。胡适致力于写《白话文学史》，就因为他抱持一个信念：中国存在一个白话文学史，白话文早已成了小说创作的主流。如果不谈章回小说前那些名称上唤做“小说”的文字，如唐传奇之类，在人们熟知的著名小说中，除了《三国演义》具有浅近文言风格外，之后的小说语言，尤其是以《三言两拍》为代表的小说，都是以白话文为主导的。所以，胡适当年才会对蒲松龄的《聊斋》深恶痛绝，视为妖孽。《聊斋》的叙述风格，的确是谈不上代表性的。

记得胡适当初发动文学革命时，也大致说过这样的意思：白话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多年来一直被人们使用着，只是没有人公开强调它的合法性，公开质疑文言文的非法性。胡适坚信，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可能成为压垮文言文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还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