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庄严神圣的20分钟

1945年9月9日8时52分，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大礼堂内，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一行5人落坐受降席，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签字降书，交由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投降。此时，恰好是9时正。受降仪式约20分钟。

这20分钟，让何应钦百感交集：这意味着“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已经结束。这是百年屈辱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的历史时刻；

这20分钟，也是他与他的敌人，又曾是“师生”关系中日对手的面碰面；

这20分钟，也是何应钦自受命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以来，近一个月鞍马劳顿的休止。

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天，美军使用新研制的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驻守此地的日本关东军溃败。让一直希望苏联居中调停的日本彻底失望。

8月15日正午，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后，蒋委员长当即电令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国战区所属日军应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包括：中国（东北除外）、台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全部日军。洽降地点为玉山，后因为玉山机场雨后跑道损坏，临时改在湖南芷江空军基地进行。这仿佛是上苍的有意。

著名的湘西会战正是以芷江空军基地为焦点进行的。当时， 1945年4月日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日军为了摧毁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交通线，进逼重庆。决意凭着皇军的骁勇凶悍，孤注一掷的冒险进攻。

湘西会战，在日本战史书里被称为“芷江作战”。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为此投入了共4个半师团，5万余人。中国军队则是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任指挥的7个军19个师，大部为国军中央军的美械装备的精锐嫡系。

最让人扬眉吐气的是，中国空军以绝对优势控制了战场制空权，共出动飞机960架次，轰炸机171架次，扔下炸弹29吨。而日本空军仅出战7架次。

日军第20集团军参谋官崎曾对日军被迫中止芷江作战的情况回忆：“第20集团军自4月15日开始了芷江作战，而出乎预料的是敌人把美式装备的新编第6军空运到了芷江。中国派遣军方面，期待着在第20集团军进至沅江一线后能很好地指导作战，为此一直注视着战况的发展。但由于敌空军的妨害，雪峰山脉的险阻，第47师主力前进缓慢，敌人战斗力及集中速度之大等原因，第20集团军的攻势终于在雪峰山脉受挫。”

眼睁睁地看着皇军终以狼狈溃败，让冈村宁次回天乏术了。

这是侵华日军的在中国战场全面崩溃的最后征兆。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五天后，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30余人，乘两架美制运输机抵达芷江。参加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及中国战区各受降主官也先后抵达芷江。

次日，日本乞降使节、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受冈村宁次指派，乘机到达芷江，接受投降事宜安排。这次他们终于到达了的湘西会战的伤心之地。

当时须由国民党军接受投降的侵华日军共有1个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集团军、33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2个飞行师、41个独立旅、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计1，283，200人；还有伪军146万余人；日侨779，874人，韩侨50，935人。

此后，何应钦因指示各战区司令官抢占战略要点，先后飞往湖北、西安、江西、昆明等地区面授机宜，于正式受降日的前一天才飞抵南京。

    这天的南京明故宫机场晴空万里，白云朵朵。各机关学校代表以及自发前往的民众两万多人，到机场迎接，沿途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民众情绪高涨到极点。

中国战区的主受降地点，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建造始于1928年，这一年蒋介石刚好迁都南京第一个年头，历时三年建成。迁来此地的是由黄埔军校易名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作为主建筑大礼堂，由于设计风格受西方古典风格和折衷主义风格的影响，在入口门廊作爱奥尼柱式，线脚工整。两侧楼房一字排开，对称布置圆锥形塔楼。给人感觉并没有军校的那种峻峭威严的行武印象，反而为典雅，规整的风格。

1934年，由于中日两国的冲突不断扩大。中央军校建校十周年年纪念会上，也这是在这座大礼堂里，蒋介石发表激昂的演说讲：“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是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

1937年在南京沉陷前，军校门楼两侧，还书写有孙中山的著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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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日，9月9日这天，南京到处张灯结彩，从中山东路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有三处用松柏搭建的拱门，上面写着“胜利和平”和一个象征胜利的V型符号。

应邀参加仪式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

    担任警戒仪仗队的是国民党军的精锐新编第6军，全部美式装备。曾在缅北战役中予以日军沉重打出击；湘西会战中，又曾被空运到芷江作为总预备队，而让日军闻风丧胆。

新6军先就地利之便，担任了芷江洽降警戒部队。这次又凯旋南京，由中华东门入城，被市民围得水泄不通。

大礼堂内，担任警戒的士兵，个个钢盔铮亮，卡宾枪瓦蓝，足蹬马靴，一坎的人高马大，军纪严明。他们的军长廖耀湘，黄埔军优秀生，曾深造于法国陆军大学。

    中央军校大礼堂正中是投降签字区，受降席桌子边放着5把椅子，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当时，受降席西侧是中国和国际一些高级官员，东侧是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大礼堂两侧各有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

8点58分，冈村宁次等7名日本投降代表来到大礼堂。他们低着脑袋，哭丧着脸。7名日本代表在投降席后排成横队，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

    然后就坐，依次为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舰队司令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38军参谋长三泽昌雄。日本七个代表都剃光头，穿军服，未佩军刀。

俟中日两国代表坐定后，何应钦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五分钟！”

记者们骤然忙碌，镁光灯亮成一片。

冈村宁次戴着眼镜，垂着头，一言不发。被日本报纸捧为“战争天才”的他一贯很骄横。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到中国内战作战，从九江战役，到南昌之战、长沙会战等，他都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最终升为大将，登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宝座。

就在美国丢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时，他还向部队发布训示，企图带领百万侵华日军准备进行“玉碎”决战。可是，在8月15日10时10分，当他接到东京大本营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陆字第68号密电，那一刻，他低下了头，顿时明白，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

因缘巧合的是，他面对的受降方代表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为他的学生。这会儿的冈村宁次不仅为失败而低头，也是为颜面扫地而羞耻。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在明治维新中兴办的。注重通过非常残忍方式的武士道精神。日本陆军的军官从将军到士兵，大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冈村宁次在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间内，总共在“陆士”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何应钦就曾与他有过“师生之谊”。然而，此时此刻他做了阶下囚。

9点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匆匆翻阅。

9点07分，冈村取笔蘸墨，签下自己的名字，冈村宁次签字的整个过程手一直在抖；并从右边上衣口袋内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名下，边抖边盖章。心慌的他把印章盖歪了，可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又不能更改，只得起身向受降席鞠躬表示歉意。

《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的结尾为：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上将冈村宁次。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国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授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功尽弃九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印。

中国代表何应钦的这方印，盖得方正、鲜红、光明。

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离席。日方七代表肃立，向何应钦一鞠躬，然后，捏着军帽，鱼贯走出礼堂。只见冈村绷着丧气的脸，其余人亦神情惨淡。

完成受降仪式的后，何应钦挺胸收腹，神情愉悦地走出大礼堂，他将签字用的毛笔携出，作为个人永久纪念。在礼堂门口，许多中外贵宾群趋向前，纷纷与他合影留念。

     当何应钦上车驶出中央军校大门前往励志社午餐时，他还来不及回味刚才短短20分钟的自己人生的颠峰时刻，只是回头张望了一下中央军校的大门，蓝天白云下，蓦然发现国父著名的遗言不知什么时候被铲除了，他有点心悸。

台北中山堂，中国战区最后的受降地

中华民国政府已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委派陈仪为行政长官，又成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划定第16受降区台湾、澎湖列岛，以陈仪为受降主官。准备接受在台日军之投降。

这也是历史巧合。陈仪，生于1883年，浙江绍兴人。也是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并娶日本女子为妻，后又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成为该校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学生。跟该校第25期学员冈村宁次，也算是先后“同学”。陆军大学是战前日本军事教育体系中层次最高的一级军事学校，是为培养经过“陆士”学习并有一定实际锻炼，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军官而设立的。

到台湾前，陈仪做过福建省主席，行政院秘书长等职。

    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后，全国人民莫不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欣喜异常。

    10月17日，何应钦令国军第75军开赴台湾。国军在基隆登陆，乘专列抵达台北。台北民众携老扶幼队伍长达8公里，“箪食壶浆，以表欢迎”，并高唱《欢迎国军歌》。

陈仪于10月24日由上海虹桥机场飞抵台，他在台湾松山机场所受到的欢迎场面浩大，比何应钦到南京时并不逊色。

受降仪式于25日上午10点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

一切按部就班进行。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就以中字第18号备忘录及附件，通知了冈村宁次。日本投降部队包括第10方面军，第8、9、12、50、66、71师团、第7、76、100、102、103、112旅团及澎湖守备队，共计约40万余人。

投降主宫为日军台湾司令官安藤利吉。

当日上午9点左右，参加人员陆续入场。中国政府代表陈仪、葛敬恩、柯远芬、李翼中、严家淦、黄朝琴、徐世贤等，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陈炘、杜聪明等，共二百五十人与会。

9点55分，受降代表及参加人员入席。陈仪将军入席之时，全体肃立奏乐。

接着，陈汉平少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总务长官代理农商局长须田、高雄海军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少将等入场，向陈仪将军敬礼，陈仪命日方代表就座。其中，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二次参加这样的仪式了，上次是随冈村宁次在南京。

陈仪宣布：“台湾日军业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9月9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命令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受领，希即遵照办理。”安藤领证签字后，由日本代表将受领证呈给陈仪，随后日本全体代表退席。

国民台湾政府全体人员，则在中山堂门前合影留念。

翘檐翼角的中山堂门楼正中悬挂国民党党徽四周，有“庆祝光复台湾”字样；门楼横额为“中国战区台湾省授降典仪会楼”，门柱上的对联为：“光复旧河山，建设新台湾”。上联给人以欢乐，下联给人以希望。

陈仪旋即发表广播讲话，郑重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现在台湾虽然已光复，我们应该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

  　　受降典礼完成后，下午3点，台湾各界在公会堂举行了庆祝台湾光复大会。第二天，台北学生联盟会，又发动了全市学生庆祝光复大游行，再度掀起一连串的庆祝高潮。

  　 10月26日，《台湾新生报》创刊的第二天，一篇名为《受降观礼与庆祝光复》的社论，语重心长，字字警策。其精义如下：

  　“昨天陈长官台北公会堂接受安藤利吉大将的投降，仪式隆重而严肃，由受降签字起，台湾主权正式的归宗祖国了。许多人在会场上感激涕零。回忆五十年往事，像一场噩梦。一旦醒来，说兴奋也不是，说安慰也不是。应清算的历史被清算了，我们觉得幸福与感谢。”

  　“台湾受日本统治半世纪，非无进步，日本对台湾惨淡经营多所建树这是事实，但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指导台湾的最高原则错了，它希望同化台湾，并以台湾为南进的航空母舰……过去日本民族最大的毛病，就在许多人不知道失败，而妄自尊大。现实无情，对抱优越感的那些人提出了修正了。真理不仅在‘人生而平等’，也在每个民族都有同等的智慧……台湾问题的解决，为清算中日关系的一环，日本人应趁此机会重新认识中国，中国已非‘吴下阿蒙’。以前日本认识中国，大概都是见树不见林，见近不见远，今后还有重蹈覆辙的可能。我们非常诚实希望在台日人把眼光放远，不对的观念，要彻底涤除。”

   “说到光复，我们的心理，自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否极泰来’，台湾所以有今天，实乃祖国无数灾难换来的果实。台湾同胞所受的痛苦，尤其深重。但我们应该警惕，与自强不息，若快乐而不努力，或得意忘形，前途还是危险的。天下没有侥幸的事，侥幸得来的东西最不可靠。譬如说，中国现在是强国，台胞乃是强国之民，我们一定要使它名副其实。否则我们的身份地位飘摇不定，是架空的。假如我们不能努力使中国真正富强，今天所庆祝的台湾光复，无人能保证永不再失。假如台湾光复没有比不光复更进步，更繁荣，也会削弱光复的意义，失掉光复的光彩。”

台湾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竟为其不幸言中。台湾光复的前后正是国共双方领导人在重庆进行谈判的时候，中国大地战云密布，兵马倥偬，注定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政治、经济的重建力有未逮。不仅如此，台湾出现贪污横行、管理紊乱的乱象，同时受到中国大陆内战的冲击，台湾物资短缺，生活困难。台湾人民从光复时的欢欣雀跃变成极端的失望与不满，到了1947年2月底，台湾光复仅一年四个月，就爆发了全岛性民变“二二八事件”。

人民的欢乐没有了，人民的希望幻灭了。当时，流传一首打油诗：

                 台湾光复，欢天喜地；

                 四大家族，抢天劫地；

                 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蛮横，昏天黑地；

                 人民痛苦，怨天尤地。

天津：临时变成美军受降

　  1945年9月30日，美军第三两栖兵团副参谋长华德少将来访第10受降区，北平孙连仲司令部。称现在该部已在中国海上，预定由塘沽登陆。

 华德少将向第十一战区吕文贞参谋长洽谈：

　　“特专机来接你到海上和洛基司令会面。”

　　“我未接到中央命令，外军在我区领土登陆，我有权拒绝。”吕参谋长答。

“我知道你不知道，这是蒋委员长和我们总统两人达成的‘密约’，特别来华协助中国遣返日军的。事前连何应钦也不知道。”

 对于蒋委员长这样的越俎代庖做法，战区的参谋认为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淞沪会战中，他就曾有将司令官们晾在一边，直接指挥到团一级的先例。

　　于是吕文贞约河北省财政厅长施奎龄作临时翻译，一起搭美机去天津。复由华德驾车一起去塘沽，登上第三两栖兵团旗舰。会见了洛基司令。当面致欢迎词道：

　　“我代表中国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上将，欢迎贵军来我战区，执行联合任务。希望尔后合作愉快。如有需要中国方面任何帮助之处，请华德和我联络。”

　　　吕文贞心想不同国家的军队联合作战，现代已成常事。但内心深处，总觉得外国军队到中国领土上作业，不是滋味。可是如果没有美海军来协助，战后日军民的遣送，恐怕几年也办不完。

　　10月5日华德又来接吕文贞，说美军要在天津受降，吕心里有点意外，怎么外国人到中国区受降来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别授权代表中国受降的。是原来的密约，还是临时决定，不得而知。总之在全中国分区受降的命令上是没有的。

　　次日美军受降，就在司令部前一个小广场举行。投降代表是日军118师团司令内田银之助中将。仪式简单隆重，升旗，签字，献刀，很快结束。

　　中国参加受降仪式的，只有两个中国代表，除吕文贞代表第十一战区外，另一个就是天津副市长杜建时。

　　受降时，聚集围观的中国人，大概有二三百人，眼神都有几分疑惑。

　　升旗，先升美国旗，奏美国国歌，群众的脸色立刻沉下来。是不是日本走了，美国又来了呢？

　　接着升中国旗，奏中国国歌。一下子像火山口大爆发，沉默的群众，脸上突然展开笑容，情不自禁的高呼“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之声震耳不绝。

洛基司令带着属下，后曾来北平拜访孙连仲长官，孙长官也曾去天津回拜洛基司令。

香港：屈辱的退让

只有真正的利益，没有真正的盟友。

1945年5月纳粹德国灭亡后，美国同苏联为了控制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急需英国的支持。因此，美国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杜鲁门转而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军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划出来。”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正有求美国人帮他打内战的蒋介石只好从命。但为了国府和他自己的面子，蒋介石在致杜鲁门电报中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看到电文后大为恼火，但他不敢得罪美国人，最后不得不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香港参加受降仪式。”

尊严的面子，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再妥协，使得英国人得寸进尺。英国政府强硬地提出，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英国人步步紧逼的嚣张气焰，使得蒋介石感到脸上无光，这样屈辱的事，令他在手下将领面前无法交待。为了找回面子，愤怒的蒋介石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的行动。

英国方面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有些始料不及，考虑到国民党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1945年8月20日，夏壳率领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香港同胞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接过了香港的管辖权。9月1日，驻港英军成立了军政府。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在这一天抵港，并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1946年5月1日，被日军囚禁的前港督杨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租用。

河内受降：驳回法国人的无理要求

桃子熟了，大家都想来摘。可是谁有资格呢？！

1945年8月16日，流亡在云南蒙自县的法越殖民军部队司令官亚历山得里少将专程到昆明晋见国民政府肖毅肃参谋长，向其提出：“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1940年9月，被日本侵略军武力占领，……目前，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维希政权瓦解。我代表法国的越南殖民军全体将士，要求贵部协助我军重返越南，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十分感谢！”
    1940年夏，法国被德国法西斯打败。日本恃其与德、意等国签订“轴心协定”，积极向印支半岛入侵，压迫败于德国的法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一个“军事协定”，要求允许日本在越南驻兵，以武力封锁中国的对外交通———滇越铁路、桂越公路。法国维希政权当时已是轴心侵略集团的附庸。7月25日，维希政府与日军代表团竟签订了条约，正式将越南置于日军“保护”之下。大量的日军占领了河内、海防、西贡，武力封锁了中国通往越南的水陆交通，掠夺中国储留越南的大量待运物资。
　　 法国维希政权当时在越南充当日本帮凶、助纣为虐的角色。日本在投降之际，自然愿意将原占领地交还给法国，进而尽量多地保全自己在原占领地的利益。法国方面自然也领悟到日本的意图。

面对亚历山得里的无理要求，从南京专程飞来督办受降事宜的，陆总司令的参谋长肖毅肃参谋长婉词予以驳复：“日本历次发出投降广播，都是表明接受中、美、英、苏四大盟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我们四国共同签署此《波茨坦公告》，共同击败日本侵略军，并无法国代表参与其事……(雅尔塔会议决定中)也未闻法军可以受降……贵司令的请求，碍难照办。”亚历山得里无词以对，乃尴尬退下。这样，日本在越南的企图并没有得以实现。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当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布的第1号通令中，指定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权。后来，按蒋介石划定第1受降区：以第一方面军卢汉为受降主官，日本投降部队的集中地点在越南北部，办理投降事宜的地点在河内。

1945年9月1日，奉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的命令，日军第38军军团长长土桥勇逸派代表到云南开远洽降：9月8日，20万中国大军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9月22日，卢汉乘飞机抵达河内嘉林机场。9月28日，受降仪式在河内的总督府举行。土桥勇逸率日本的陆、海、空代表向卢汉投降。受降仪式结束时，河内到处欢声雷动，整个越北地区都处于狂欢之中。

反垄断：命令之外的命令：

根据蒋介石发布的委员长令，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受降长官。除了上面的南京、香港、北平、河内之外，16个战区受降点还有： 第2受降区：广州，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受降主官；第3受降区：汕头，以第七战区余汉谋为受降主官；第4受降区：长沙，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为受降主官；第5受降区：南昌，以第九战区薛岳为受降主官；第6受降区：杭州，以第三战区顾祝同为受降主宫；第7受降区：上海，以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为受降主官；第8受降区：汉口，以第六战区孙蔚如为受降主官；第9受降区：徐州，以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受降主官；第11受降区，济南，以李延年为受降主官；第12受降区，洛阳，以第一战区胡宗南为受降主官；第13受降区：郾城，以第五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第14受降区：太原，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受降主官；第15受降区：归绥，以傅作义为受降主官。

一时间，中国民国政府各阶各层，中国国民党各派各系，各有地盘各有算盘。革命同志们军政大员们头顶着蒋委员长一纸庄严的命令，怀鬼胎的做着自己的事情：叫嚣乎东西争夺利益，隳突乎南北忙于接收。

然而，更大的斗争早已展开。8月10日在日本政府乞降以后，中共军队朱德总司令自动向其所辖部队下达了6条指示：
　　1．派吕正操、张学思、肖毅、李运昌及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人等赴东北，配合苏军作战。
　　2．派聂荣臻等向绥、察、热行动，配合外蒙军作战。
　　3．所有山西共军统归贺龙指挥，循同蒲铁路进攻太原。
　　4．所有华北、华南、华中各交通线附近共军，一律积极进攻，击破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阻碍。
　　5．各地共军均得向敌伪提出通牒，限时缴械，如有拒降，即坚决予以消灭。
　　6．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如有破坏或反抗，即以汉奸论罪。
　　以上6条命令，适在日本广播乞降，蒋介石向共军下达“未灰”电令，即令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之后。朱德、彭德怀两将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下令所部坚决进军，促敌限时投降缴械，同时向蒋指出该“电令”之严重错误，并表示抗议。接着，8月14日，中共军队的总司令部向敌酋冈村宁次下达了4条电令，令其转饬驻在各解放区之日军，就地向该区抗日的人民军队司令员投降，并指定受降的地点和指挥员如下：
　　1．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
　　2．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
　　3．豫鄂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
　　4．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
　　中共军队总部这一系列的决定和命令十分及时果断。
    针尖麦芒，蚌鹤渔翁。面对国民党军加紧向大中城市推进，蒋介石垄断中国战区受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8月22日向各军区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授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

后来的形势证明这道具有前瞻性的命令，象闪电一样贯彻落实象团结得象钢铁般队伍，各大战略区迅即调整部署，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立即转向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歼灭拒降的日伪军。　

在国共大内战的帷幕，还没有拉开之前，中共棋子暗布，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结局就已经成立了。

 （原文见《龙门阵》2006年第8期总2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