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顾问工作不易做。一九七六年，美国通胀两位数字，三岁多的女儿进了幼儿班几个月，不知从小友或老师中听到些什么，回家问我有没有替她准备大学钱（college money）。她当时不可能知道何谓大学。听得心酸，于是把心一横，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赚点外快。

还好，雇主知道我的灵魂价高，同意我的职责限于作客观分析。话虽如此，受君之禄，担君之忧，不容易睡得着。可惜的是，为其中一案写下的两吋厚报告，艾智仁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高档次的实证研究，雇主买断了，不能发表。

有钱收的政府顾问工作也做过，一次很不幸。我反对他们推出租金管制，怎样也不写赞同文字，他们竟然欠钱不付！此后我推却所有政府顾问工作，钱再多也不干。回港任职后遇到新上任的财政司彭励治，一见如故，他说我是他最信任的顾问，没有钱收的，就是经常一起吃午餐也是梅花间竹，一人出一次。没有酬报的闲谈建议算不算是顾问工作很难说，但与彭老相交的日子我是愉快的。

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一九七九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起，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与政策建议，我竟然写过不下百万字！教学生只教经济解释；评审学术文章，见有政策建议那部分，无论自己如何同意，永远打个零分。不是说经济学者不可以提出建议，而是建议任何人都可以做。经济学的本质是解释现象，或解释某项政策会有怎样的效果，至于效果是好是坏，可说可不说，与科学无关。

没有作过中国的经济顾问。好几次，国内朋友给我提供资料与协助调查的方便，使我觉得他们也想知道我怎样说。事实上，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我要求国内朋友提供文件或资料而受到推却，而这些朋友都读我的文章。这样看，在某意义上，我对中国的经济研究有点顾问的味道。

中国的经济改革风雷急剧，紧张刺激，而有关制度运作的精彩话题实在多。我只用英语发表过五篇关于中国经改的文章，中文下笔的则无数。不是没有外地学报收容，而是我希望中国朋友读，为他们下笔。求文的外地学报不少，但每次英文完稿后，我必亲自翻成中语，很麻烦。高斯最近来信要求我把中国地区竞争制度的分析用英文写出来，但我提不起劲。有些人见我回港任职后少用英文动笔，说我从前有贡献，回港后不中用了。这些无能之辈自己没有说过半句可以传世的话，不知学问何物。另一方面，赫舒拉发、德姆塞茨、巴赛尔、诺斯、科斯等大师从来自香港或国内的学生听到我写下那么多中语文章，纷纷要求我翻成英语。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在学术上，中文那样不值钱。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写了下来，不管用何方文字，总有一天会传世。以中文下笔当然是为了中国同胞，但在中国经济的话题上写了过百万字，主要起自一点关心。二战期间有两年多在广西捱饥抵饿，小朋友每几天死一个，我觉得有责任替中国的青年做点事。

没有奢望改造社会，但一九六九年巴赛尔认为我是产权及交易费用分析的行内第一把手，而高斯一九八○年劝我回港任职，以中文下笔介绍新制度经济学，也说过类似的话。究竟自己是否那么厉害不重要，但知道关于制度的话题不由自己以中文动笔，天下没有第二人。话虽如此，跟踪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我学得的实在多。说大器晚成很老土，但今天我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比巴赛尔一九六九说的与高斯一九八○说的高得多了。科学中，经济学的独特头痛之处，是世事知得不够多理解就不够全面，而自己的经验，知得够多要在六十岁之后。

关心有代价。有哪一个父母不曾经因为关心自己的儿女而睡不着呢？关心中国的青年，自己的经历有决定性。广西的不堪回首，佛山华英三年的罚企时间多于吃饭的，湾仔与皇仁书院的留留升升，太宁街的吵吵闹闹，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作职业摄影师去也，总之一事无成。但当近二十四岁美国有大学收容，知道是机会，一发劲，学问的增长势如破竹。

是的，自己的经验说，一个青年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前途，不会大博一手。当年一起游玩的年轻朋友，好些智力不比我差，但没有机会，或看不到，没有打上去。一九六八年，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基尔·庄逊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一个重要的亚洲农业研讨会议，请我作首位讲者。我准备了文稿，在讲台下望，见到名家云集，有所感慨，于是把文稿推开，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首位讲者是荣幸的。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在亚洲农村见到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一个。如果有我的机会，他们今天也可能站在这讲台上。」

是简单的哲理吧。如果一个青年有机会而不打上去，自己放弃，自甘堕落，我们管不。但如果政府扼杀了一个青年的机会，政府要负责。多年以来，凡是见到政府不需要负担费用而扼杀了青年打上去的机会，我一定反对，动笔指责没有手软过。扼杀了年轻人力争上游的机会，说什么扶贫，什么福利，什么补贴，什么教育，都很无稽。

改革制度无疑是增加青年图强机会的最佳法门。这方面，二十多年来中国做得好，非常好。抚心自问，我没有这样的本领。然而，写过无数次，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扼杀青年机会的政策。骂过不少次，还会继续骂下去的。有人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这些人的智商在我之下，而我则同意邓主任的黑猫白猫说。高斯定律高举私产与市场，是史德拉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维。高斯本人呢？他支持共产党！这是真学问了。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是五千年来最可悲的，给我痛骂了几句，不知所终。任何人左右了中国青年的机会，我不会笔下留情。

关心有代价，而如果关心得认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或担心北京会否接受自己的建议，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是个学者，千锤百炼，知道一个学者可以做到的极限是在哪里的。知道这极限，为了过瘾喜欢走到尽头，但既然千锤百炼，永远不会跑出界。有这样的本领，外人怎样批评皆可处之泰然。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