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文章的要点是：（1）基尼系数的计算角度有结构性缺陷；（2）许多隐性收入、福利、或灾难根本无法量化；（3）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可靠；（4）即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基尼系数算出来，它本身缺乏清楚的现实含义，因为贫富差距拉大未必不好；（5）许多人硬要从不知反映何物的基尼系数中推出“必须立即劫富济贫”的结论，这现象值得警惕。

读者朋友，知道“数据”，并不等于知道“情况”。死亡率高的医院，就一定表明医院的医疗水平低？一个人洗手的次数多，就一定表明他的手比别人干净？一个人打电话的次数多，就一定说明他很忙？常识告诉我们：不一定，可能相反。

只告诉你基尼系数增大，你能籍此推断现实发生了什么情况吗？不行。我的一位朋友，四年前从月薪1万人民币的工作岗位辞职，到“非典”笼罩下的北京苦读新东方；三年前，向美国银行借款10万美元，攻读美国名校MBA；两月前，他回国工作，月薪5万人民币。

我这位朋友，四年前辞职，收入由“正”变“零”，推高了基尼系数；三年前举债，收入再由“零”变“负”，再推高了基尼系数；两月前海归，收入跃过国内收入中位数，进一步推高了基尼系数。

朋友，要是只告诉你“基尼系数被三次推高”，你能猜到背后发生的故事吗？你能判断是好是坏吗？假如你认为“只要基尼系数增大就得劫富济贫”，那么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劫谁的富”、又应该“济谁的贫”？

不要误会，我无意求证这MBA故事有多普遍，我只是说，光看基尼系数，谁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更谈不上判断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只看数据，却不去分辨背后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是科学的态度吗？基尼系数本身就经不起推敲，而那条“基尼国际警戒线”——即“国际公认”超过了就会“如此这般”的“线”——则更是胡编乱造。

三十年多前，中国赤贫，搞的是“论权排辈”。以货币收入算，基尼系数低。但在“多一袋米活、少一袋米死”的年代，“特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数表示？“饿死”又用多小的负数表示？实质的基尼系数又是多少？我不知道，其仁教授不知道，基尼系数专家们，也不要站出来献丑，说他知道是多少、且远没超过“国际警戒线”。

今天，中国市场化，向“论资排辈”过渡。从货币收入计算，名义基尼系数变大。推高这一系数的动因，不仅有正面的（如我上述的MBA故事），也有负面的（如政府垄断和官商勾结等），更有中性的（如人口结构的变动）。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去探究造成贫富分化的成因，再有的放矢地去调整那些成因，而不是只拿基尼系数说事，自欺欺人地以为改造社会的指南针已经捧在手上。

上期文章出来后，大量回应印证了我的推测：无论是匿名网友，还是署名专家，其实都并不关心基尼系数本身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现实含义；他们要说的只是：不管基尼系数有多少缺陷，既然大家都感到了贫富分化，我们就必须尽快劫富济贫。

匿名网友说什么无所谓，但署名专家，本来应该多少具备数学修养，去理解统计学上的微妙陷阱，去理解量化“生死”和“特权”的困难；也应该多少具备科研耐心，去理清导致贫富分化的多种成因，并在政策建议中加以区别对待。有贼你去抓贼，有冤你去诉冤，不要抱着基尼系数这个不能说明情况的成人玩具，呼吁什么劫富济贫。

我邀请读者思考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B. Gates）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第二，劫富济贫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吗？抑或会令他们变本加厉？

第三，政府是劫富济贫的操办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须知“济贫”是深奥的学问，否则盖茨用不着脱产行善，巴菲特（W. Buffett）也用不着委托盖茨来散发捐款。到底要培养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要让政府把它们挤走，独断操办济贫事务？对任何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来说，这是不容苟且的课题。

读者朋友，知道“数据”，并不等于知道“情况”。死亡率高的医院，就一定表明医院的医疗水平低？一个人洗手的次数多，就一定表明他的手比别人干净？一个人打电话的次数多，就一定说明他很忙？常识告诉我们：不一定，可能相反。

只告诉你基尼系数增大，你能籍此推断现实发生了什么情况吗？不行。我的一位朋友，四年前从月薪1万人民币的工作岗位辞职，到“非典”笼罩下的北京苦读新东方；三年前，向美国银行借款10万美元，攻读美国名校MBA；两月前，他回国工作，月薪5万人民币。

我这位朋友，四年前辞职，收入由“正”变“零”，推高了基尼系数；三年前举债，收入再由“零”变“负”，再推高了基尼系数；两月前海归，收入跃过国内收入中位数，进一步推高了基尼系数。

朋友，要是只告诉你“基尼系数被三次推高”，你能猜到背后发生的故事吗？你能判断是好是坏吗？假如你认为“只要基尼系数增大就得劫富济贫”，那么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劫谁的富”、又应该“济谁的贫”？

不要误会，我无意求证这MBA故事有多普遍，我只是说，光看基尼系数，谁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更谈不上判断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只看数据，却不去分辨背后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是科学的态度吗？基尼系数本身就经不起推敲，而那条“基尼国际警戒线”——即“国际公认”超过了就会“如此这般”的“线”——则更是胡编乱造。

三十年多前，中国赤贫，搞的是“论权排辈”。以货币收入算，基尼系数低。但在“多一袋米活、少一袋米死”的年代，“特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数表示？“饿死”又用多小的负数表示？实质的基尼系数又是多少？我不知道，其仁教授不知道，基尼系数专家们，也不要站出来献丑，说他知道是多少、且远没超过“国际警戒线”。

今天，中国市场化，向“论资排辈”过渡。从货币收入计算，名义基尼系数变大。推高这一系数的动因，不仅有正面的（如我上述的MBA故事），也有负面的（如政府垄断和官商勾结等），更有中性的（如人口结构的变动）。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去探究造成贫富分化的成因，再有的放矢地去调整那些成因，而不是只拿基尼系数说事，自欺欺人地以为改造社会的指南针已经捧在手上。

上期文章出来后，大量回应印证了我的推测：无论是匿名网友，还是署名专家，其实都并不关心基尼系数本身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现实含义；他们要说的只是：不管基尼系数有多少缺陷，既然大家都感到了贫富分化，我们就必须尽快劫富济贫。

匿名网友说什么无所谓，但署名专家，本来应该多少具备数学修养，去理解统计学上的微妙陷阱，去理解量化“生死”和“特权”的困难；也应该多少具备科研耐心，去理清导致贫富分化的多种成因，并在政策建议中加以区别对待。有贼你去抓贼，有冤你去诉冤，不要抱着基尼系数这个不能说明情况的成人玩具，呼吁什么劫富济贫。

我邀请读者思考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B. Gates）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第二，劫富济贫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吗？抑或会令他们变本加厉？

第三，政府是劫富济贫的操办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须知“济贫”是深奥的学问，否则盖茨用不着脱产行善，巴菲特（W. Buffett）也用不着委托盖茨来散发捐款。到底要培养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要让政府把它们挤走，独断操办济贫事务？对任何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来说，这是不容苟且的课题。

我邀请读者思考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B. Gates）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合理的收入差距不能说是贫富分化，而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能感觉到贫富差距的严重，除了你这种看书说话的挣眼瞎。  但几乎没有人说劫富济贫要一刀切，继续搞共产主义，更没有人说要不让比尔盖茨富裕。
 

第二，劫富济贫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吗？抑或会令他们变本加厉？

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来遏制社会竞争本身存在的种种不公平因素导致的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是需要政府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腐败和社会丑恶行为是另外回事。打比方说你薛某人因学术腐败，获得了许多真金白银，有人说应该向你征收所得税，有人嚷嚷说不能征，征他也不会从良，征抑或姓薛就变本加利了呢。这是理由吗？

第三，政府是劫富济贫的操办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须知“济贫”是深奥的学问，否则盖茨用不着脱产行善，巴菲特（W. Buffett）也用不着委托盖茨来散发捐款。到底要培养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要让政府把它们挤走，独断操办济贫事务？对任何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来说，这是不容苟且的课题。

好的社会不应该是依靠富人高高在上的恩施来体现公平的，中国古代的富人也修桥铺路办粥厂。比尔盖茨们的行为难道不和现代社会为追求公平而实施的高比例的遗产税有关吗？即便是盖茨们不捐赠，制度也会让他们三代之后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