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

    开始崇拜爱因斯坦

    初中二年级我开始崇拜爱因斯坦。当时只知道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理论只有十几个人懂得，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可亲的人。那时有一本杂志上说他从来不看文艺方面的书，我信以为真，也就下决心不看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4年以后，读了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和石原纯的《爱因斯坦传》才知道上述传言并非事实，我是轻信上当了。

    初中毕业时，因经济困难，升学成了问题。由于我在班里功课是最好的，同学们为我不能升学而惋惜，我给母亲写了封长信，表明升学的热望。母亲与人商量后，答应我去投考杭州师范学校，因师范费用最省。但我口才差，见陌生人不敢说话，不宜教书，而我对物理、数学、化学有特殊爱好，希望进工业职业学校。最后，我进了条件最好也是最难考的浙大高工，学习当时最热门的电机工程。

    逐字逐句领会爱因斯坦的论述

    毕业后，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引发了我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这以前，我不喜欢抽象的哲理，以为这是“形而上”的“玄学”，而我是要学“形而下”的科学和技术。改变我这种幼稚看法的是爱因斯坦1934年的文集《我的世界观》。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在爱因斯坦的许多精彩的言论中，当时最震撼我心灵的是他的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论断。小学上“公民”课时，读到孙中山所说的，中国之所以受列强侵略，是因为中国人“自由太多”，“成一盘散沙”，沦为“东亚病夫”，我深信不疑。可是爱因斯坦却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他还用辛辣的语言嘲笑那些盲目顺从的人：“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两条座右铭决定我的一生

    受了爱因斯坦的启迪，我第一次认真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那时我在书桌上录了几条“座右铭”，其中有两条是决定我一生的。一条是清初陆陇其的话：“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它是我们台州人引为自豪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理性的升华，为我一生所信守，使我对人间的逆流恶浪能泰然处之。另一条是英国谚语：“想射天上飞雁的人，总会比只能射樊篱之鷃的人射得更高。”这鼓励我把人生奋斗目标尽量定得高。

    由当代物理学新概念的引发和对人生观问题的初步思考，无意中对原来敬而远之的哲学发生了兴趣。开始时吸引我的是偶然性问题。当时读到的那些介绍新物理学的小册子都着力渲染1927年发现的测不准原理，有的甚至说因果律和决定论破产了。这给我的人生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以为，个人的命运和单个物理客体的运动一样，完全是偶然的，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于是加重了原有的迷茫失落感。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奋斗的目标。（摘自《过去的中学》，有删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作家傅国涌曾有在中学任教的经验，他对这一阶段的教育也一直非常关注。为此，他将自己多年来搜集的资料结集成《过去的中学》，大师们所勾勒的旧学堂之风令人向往，他们的创见也似乎暗合着编者的理念。

    许良英，生于1920年，浙江临海人，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还主编有《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并撰写多篇科学史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