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兆晖 苏州报道
鲁迅的同门,国学界的大师,学问高,资格老,如今却贫困潦倒;或许是不愿进体制,不愿被打扰,朱季海,一直处在公众视野之外。
对于外界评价,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
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而此外,据说是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他就答应了充当私塾顾问。
江南的苏州有一处双塔公园,园中矗立的双塔,被看做两支笔,是该城的文化象征之一。一代宗师章太炎的故居便在附近。
每日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公园里“啸轩”外侧走廊拐角的硬木椅总会迎来一位从两里外来这喝茶的老人。老人身边的一张红漆旧木桌上,总是放着充当茶杯的玻璃罐、水壶以及一只小塑料袋。他不和旁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绿树和阳光,或者闭目养神。
庭院的另一侧,一群老人在聊天或者打牌,不时的喧闹声更衬托着前者的孤独。
这位老人,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今年91岁。鲁迅是其同门师兄,陈寅恪是他同辈学人。其著作《楚辞解故》因深奥难解,被称为“学界天书”。但同鲁迅、陈寅恪等其他文化耆宿不同,这位国学界的传奇人物,似乎一直在大众视野之外。
有人说,在苏州,朱季海资格最老、学问最大、脾气最怪,是个“有点痴有点迂有点怪有点狂的高人”。
有人说,朱季海长期穷困潦倒,是一位“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的“三无人员”。
坊间还有种种传闻。据说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想见其一面却终死未能如愿,朱季海称:“二人皆恃才,不见也罢”。据说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要请他出山,老人的答复是:每月薪水由他定,“不能少也不能多”,“而且每节课只上20分钟,因为我没有水分”。
最近他出山担任一家现代私塾的顾问,更引起多种的猜测和讨论。近日,记者前往苏州访问了这位神秘的国学大师。
一位真实可爱的老头
朱季海老先生是没法约见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联系工具,除了写信。要见他只有从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在双塔公园里等着。
在友人的引荐下,笔者很幸运地坐到朱老先生面前。当得知记者来自广州,老先生立刻就说,英语的“TEA”就是根据中国南方的茶的发音,因为中国的茶叶最先都是从南方港口运往西方的。这样的开场一下子就让记者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这是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长者,脸上很少老人斑。他的衣着朴素而优雅:一顶呢绒鸭舌帽,灰夹克,条纹裤,一双呢鞋。对于外界评价他的“三最”。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他把手上的报纸拿给我们看,指着上面的一则新闻——“江苏要消灭20万个自然村”。“这是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没钱订报纸,只能买一些便宜的报纸看,并通过这对当下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现在某些人的读书无用论,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而对如今所谓的“复兴国学”、“返回传统”,他则表示:“现在不是要返回传统,而是要拾起失落的人文。孔子不是一块招牌,也不是一种魔术——念几声咒语就万事大吉。现在所谓的纪念孔子正是一个‘文化盲点’。就像落花流水,几天就没有了。”他接着解释道:“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为什么充当私塾顾问呢?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说,原来说好的只是形式上挂个名,不采访,不拍照,现在全部不作数了。记者听到一个说法,私塾主人请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牵线搭桥,朱季海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他对现在的环境污染意见很大。“现在是垃圾文明,制造各种垃圾,所以癌症大量地出现”。他甚至对茶叶都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都是农药。”
每天都来双塔公园,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他无奈地说。朱季海的卧室就在街边,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来双塔有三个目的:保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补觉”。当交谈间听到一个笑话,老先生笑得茶水从口中喷出来,流出了眼泪。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记者做东,请朱季海到饭店吃饭,一走进大厅,朱季海就说空气不好,都是油烟味。点饮料的时候,朱季海建议喝红酒——“喝点红酒对心脏有好处”,同时要兑着果汁喝。
他害怕生病,因为“看不起病,也没有人照顾”。因此朱季海说,活在当下要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
朱季海说自己已经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
复兴私塾的负责人傅奇告诉记者,朱季海中午有时候到路边的小店吃点东西,有时候不吃饭。双塔公园里的一位老妈妈看他可怜,有时候中午做了饭请他一起吃。
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朱季海1916年出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曾经留学日本,与革命领袖黄兴相识。
朱季海16岁起师从章太炎。对于“章太炎最后的弟子”一说,朱季海说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听章太炎讲课的学生,因为章太炎晚年授课是开放式的:交点钱,谁都可以来听。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章太炎十分器重这个聪明而用功的学生,称其为“千里驹”,并委以重任,所以外界有“最后的弟子”一说。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却说‘一句也不记得了’。”
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章老师要我办两件事:一件是筹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一件是创办《制言》杂志。”朱季海回忆说,自己跟章先生学习,主要的方式就是聊天。
章氏国学讲习所于1935年创办后,章太炎指定朱季海担任主讲人,当时朱才20岁左右。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冠青年为一群比自己年长的读书人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谈到同门,记者问到他不肯见大师兄黄侃的传闻是否属实,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有机会我当然会去看他。”他介绍说,章老师与黄侃关系很好,写了文章都要给对方看。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红了。
而对于章太炎的另一著名弟子鲁迅,朱季海却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朱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有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鲁迅的出发点并不坏,但是认识不清”。“办《制言》,也是为了制约他们这种全面学习苏俄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偏激,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
1946年,精通英、德、日语的朱季海来到南京国史馆工作。他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也很不满,说他“目无官长”;朱季海听到后还击说:“此乃‘长官无目’!”。因此,两年后他没有随同“南京国史馆”迁往台湾。“副馆长是个官僚,学问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有多高明,但比现在的一些官员要高多了。”朱季海说。
对于越来越厚的学术著作,朱季海一直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给文盲看的。文盲也不看,就摆在那边装样子”。他认为一本书也许都比不上一条注释。建国初,他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投稿,不见回音。后来在上海见面了。“我问他,稿子怎么样,怎么没有发呢?他说,我们这里要论文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出。我就说,什么叫一条一条,学术就是问它是不是真理。结果他一回去马上就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
一位贫困潦倒的大师
不少人说,以朱季海的条件,到大学当个学术带头人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事实上,朱季海曾经给学术带头人上过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曾经应聘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给文学、史学、美术三个系的学术带头人上课。南京大学也请他给老师上过课。
然而,朱季海在建国后没有成为任何一家单位的正式员工。这是为什么呢?那样,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担心。
朱季海回答说:“那时候还可以做事情,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我需要的是时间。以前一个星期有3次的政治学习,从‘文革’之前就这样,这样就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是一个选择,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我那个时候不在图书馆、博物馆,就在朋友家里看东西。”
他又加上一句:“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职位,可能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那个时候,指的是从新中国建国到“文革”结束,在历次运动中著名文化人物纷纷落马,遭受各种迫害。朱季海有两次逃往苏州郊区,其中一次就是得到要被批斗的消息。
朱季海的书法堪称一绝,不少人上门求购,可是据说他对于自己的字十分爱惜甚至悭吝,不肯轻易下笔;即使有人请他吃饭,或者帮他办事,他也不肯动笔。
对于这种说法,朱季海显得很淡然。他对记者说,早年别人要他写字,他是提笔就写,不当回事,可是“现在不能写了”。
“90年代他们找我写字,苏州郊区的一个公墓,有三块牌坊,每块上面要写四个字。一块是启功写的,一块是赵朴初写的,还有一个找我写。一个字一千块,轻而易举,但是我推掉了。我说我现在不能写,原因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一万块我也不敢写。到时候走过去我自己是要看的。”
为什么不能写呢?朱季海语焉不详。从长期关照朱季海的俞明的话中可能可以得到部分答案:朱季海的手曾经摔伤,几近骨折,当时没钱医治,留下了后遗症。“他穷得连棉裤都当掉了。”
俞明曾任苏州市宣传部长,一直非常关心朱季海的工作和生活,还专门写过介绍朱季海的《痴子》一文。据俞明的看法,朱季海生活困难与他自身的性格也有关系。他曾经让苏州市博物馆给朱季海挂一个顾问的头衔,这样每个月朱季海都能领到一点钱。可是朱季海并没有来领钱。“我告诉馆长,第一个月要把钱送到朱季海家里,第二个月他就会自己来领了。果然如此。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脾气。”
俞明说,还有一次,几个热心人要介绍朱季海出任江苏省文史馆员,他们找了语言学家徐复推荐,一不小心把徐复说成朱季海的师兄,朱季海不乐意了,说“他是我大师兄黄侃的弟子,怎么可能是我师兄?”
据了解,朱季海目前的固定收入是由苏州市委宣传部每月发400多元,原来是每月100多元,冠以“工农联盟顾问”的名头。“怕他饿死。要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罪孽可就大了。”俞明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女学者、女作家自发地组织起来照顾这位文化老人,请他上馆子改善伙食,带他去医院看病等等。“朱季海对于请客吃饭,从不拒绝,他喜欢吃肉。”
据说,老先生还不定期帮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做一些校注工作,获得一些零用钱。
一个不受欢迎的父亲
朱季海住在苏州观前街1号。观前街是苏州著名的旅游购物区,车水马龙,人潮如织。朱季海的家是一幢中西结合的两层楼的青砖旧洋房,有些地方已经裂开。它和马路之间隔了一条小河。其他房子临河的一面都漆成白色,惟有朱季海的依然是青色,像一块大胡渣。这个房子是当年他的老父亲留下来的。
如果说喧闹的环境严重地打扰着他的睡眠和工作,那么与家人的不融洽关系,更让朱季海在垂垂暮年也难以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夫人依然健在,是一位朴素善良的妇女,没有多少文化。虽然住在一所房子里,朱季海与家人却形同陌路。熟悉他们家务的纪克先生介绍,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基本是自己解决;但衣服还是家人帮他洗。
据纪克的观察和猜测,矛盾的根源很大要归咎于经济问题。朱季海虽然名声很大,却不能给家里带来实际利益。家里的经济负担一直十分沉重。“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他几乎是一个废人。对于妻子儿女,我们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朱季海的儿子朱广明是一位朴实的中年人,他的职业是电表抄表工,虽然生活清贫,他依然坚持买书读书。
作为远道而来的书友,记者走进苏州观前街1号,参观了朱广明的藏书。书房也就是卧室,所有的家具都变成了书柜,连床上都是书。朱广明说,因为今天要练字,所以只好把桌上的书搬到床上。他曾被评选为苏州著名的藏书家。
朱广明对书的痴迷,无疑有着父亲的影响。但是对于父亲和与任何与父亲有关的话题,他坚持不说一个字。旁人在谈论他父亲的时候,他也神色漠然,不置一词。他也不喜欢家人和外人谈论他的父亲。
纪克说,朱季海对子女的要求很高,很少给予鼓励、夸奖。他又很不喜欢子女利用自己的名头到外面办事;而子女们也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名声获取什么好处。
朱广明屋里有一台电脑,这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季海的孙子的。他目前已经大学毕业,从事园艺工作,不过他对家里的读书、藏书已经没有太大兴趣。当然,这也让家里严峻的经济形势有所缓解。
朱广明的卧室旁有一道伸向黑暗的楼梯,楼梯的尽头就是朱季海的房间。除了朱季海自己,谁也不允许进入这个房间,包括他的家人。谁也不知道每天他是如何独自在屋子里度过漫长的时间,里面又藏着多少的学术珍宝。根据极其少数到过这个房间的人介绍,屋子里除了一堆书,就是一张床。朱季海房间的后侧,高高地开着两扇窗户;前侧,安装了家中惟一的一台空调。
望着这一切,记者突然想起第二次在双塔与朱老先生共进午餐的情形,他要了一个菜包子,一个肉包子。吃了一个,另一个带回家。也许,那天晚上,那个封闭的房间里,一个包子就是老先生全部的晚餐。
(朱文颖、纪克、叶放、郭正中、张沂新对此文亦有贡献)
耐的清静,方是真正学人;矢志不移,乃见书生本色。
俞明说,还有一次,几个热心人要介绍朱季海出任江苏省文史馆员,他们找了语言学家徐复推荐,一不小心把徐复说成朱季海的师兄,朱季海不乐意了,说“他是我大师兄黄侃的弟子,怎么可能是我师兄?”
刚刚过世的徐复先生(1912-2006)是黄侃弟子不错,但也听过章太炎的课。这辈分还真难排。不过,不要太介意为好。
再作些问题性的口述访谈,功德无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16 23:01:2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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