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经济问题，最忌复杂地处理。最近国内的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逾百分之十，楼价有上升的迹象，固定投资升幅逾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与生产力的增长皆强劲。这一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唯独北京见而生畏，大亮红灯，提出的宏观调控措施花多眼乱，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了。

任何经济问题，找到要点，简单处理为妙。有些问题，例如今天香港搞得大而复杂的福利经济，简单的处理办法不是没有，而是办不到。提出扩大税基的销售税只能把复杂的问题搞得更为复杂。因为经济增长精彩而带来的宏观「头痛」，是另一回事。

我反复地拜读目前中国的「宏观」报道，认为拨开沙石，只有两个要点，幸或不幸，可以简单地处理。说不幸，是这两点的处理都落在周小川先生（或央行）的身上，责任可谓巨矣！说幸，是过往的经验说，这两点的处理周先生（或央行）可以胜任。

第一个重点是通货膨胀。今天中国的通胀率徘徊于百分之一与三之间，好的，非常好。两年前曾经达到百分之五点三，央行跟着的处理有两手，值得一赞。佛利民认为通胀率在二至五之间最理想。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的不同：中国的工会压力、福利经济与最低工资的局限，皆不严重，我因此认为中国的理想通胀率应该在一至三之间。

目前中国通胀率理想，但不等于明天也如是。处理通胀最头痛的地方，是通胀的预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一旦形成了，要压制很麻烦！央行要懂得怎样判断与掌握促成通胀预期的资料，未雨绸缪，先发制人是也。我没有足够的资料在手，不敢乱说，但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而这衡量说，央行做得好。

曾经与佛利民研讨，大家同意中国要控制通胀，最佳的方法是控制钞票的发行量。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运作与今天的有差别，但我还是认为控制钞票量是上选。不要多管货币量。何谓货币很难说，且调控不易。但钞票是什么小孩子也知道。经济学者知道钞票是银根（base money），而高明的会知道，目前的中国，钞票是最重要的银根。单是控制银根足以控制通胀，早于一九六三年由我的师兄A. Meltzer指出，所有西方国家的经验都支持这结论，只是他们的货币制度比中国的复杂，银根有好几项，调控远为困难。

中国宏观调控的第二个重点，是要防止银行借贷的坏帐比率上升。只要通胀控制得宜，银行坏帐有适当的约束，固定投资额多多益善。投资是储蓄，是今天不消费留待明天消费的行为，不要管凯恩斯学派的胡说八道。目今中国的固定投资急升，反映着外资与内资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看好，认为今天不消费明天的消费回报会高于利息率。是好形势，相信费沙的分析吧。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通胀不论，银行借贷投资多，有什么风吹草动，银行坏帐累累可能出现，把经济搞垮了。日本当年就被坏帐搞得差不多国家破产，二十年也不能翻身。中国今天没有日本当年那样傻，币值经不起外间的压力而大升，禁止农产品进口搞得地价天文数字，所以中国的银行坏帐是远为容易改进的。

资料不足，不敢多说。敢说的是：只要央行能控制通胀及坏帐，经济不会有「过热」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