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在史料的从林中——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一
    中共革命为二十世纪所发生的重大现象，近代以来，出版业渐趋发达，在30-40年代就已有许多有关中共革命问题的论述问世，如今这些资料都可由学者自由使用。80年代后，国内政局朝开明方向发展，官方已陆续出版大量资料。与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历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忆的资料出版。从数量上讲，近20年来这类史料和论著，已到了车载船运、汗牛充栋的程度，以至有学人感叹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问题即史料研读和判断的问题，此为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关键。80年代后，大陆虽陆续开放史料，但许多重要史料迄今仍束于秘阁，已开放的各类史料和出版的文字大多又零碎缺少系统性，资料有真伪之分，有的并非有意造假，而是由其他各种复杂原因所造成。学者如何对各类资料加以鉴别并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以辨别真伪，并将这些资料融会贯通、加以运用，这都是治中共史学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棘手的问题。
    暮冬时分，我读到陈永发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细细读毕，深感这是一部近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著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私人历史著作。陈教授以精深的学养，从容驾驭如此宏大的题目，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对中共革命条分缕析，卓然成一家之言。但陈著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
    二
    在当今华语世界内，陈教授可称上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最多贡献和突出成就的学者之一，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重视使用大陆的资料，在该书中，大陆资料的使用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资料。陈著除动用了大陆出版的第一手的档案文件外，也充分利用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论著以及大陆出版的各类回忆资料。总体说来，陈著在资料选用是慎重的，但也有个别疏忽。在陈著的参考书目中列有前几年在大陆流行的小说《天怒：反贪局在行动》，此书非严肃著作，对学术研究而言，似无价值。
    研究中共革命，大陆方面的资料肯定是主体，近20年来，大陆权威机构已陆续编撰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虽然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资料编排和史实叙述方面也有所取舍，但基本已杜绝以往改写、编造历史的现象，所以这些资料经分析、判别后，是完全可以使用的。然而问题还是有的，由于大陆党史研究还存有许多禁忌，历史上许多关键问题的资料至今还未全面公开，所以研究者仍需小心。
    1930年代初期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是一个牵涉到毛泽东个人责任的重大事件，任何严肃的学者在研究中共革命历史时都不应回避这一问题。80年代后，在撇开毛泽东责任的前提下，大陆的党史编纂学对此问题有新解释，但“肃AB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然而，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及8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学界一度十分活跃，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个别权威机构曾出版了有关中共党史的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后却没有收入到官方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文集》里。
    在这些被官方文件集舍弃未收的文献中，就有毛泽东对“肃AB团”死亡人数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4万多余红军中就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1]。
    对于“肃AB团”死亡者的数目，大陆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教授在80年代初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12月10日，廖盖隆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2] 1981年9月23日，廖盖隆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3] 毛泽东在1930年12月谈到肃出4,400“AB团”分子，尚不包括1931年4月后，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重开杀戒，捕杀“AB团”牺牲者的数目。因此，即使用毛泽东当年说的数字和廖盖隆在80年代初提供的数字，“肃AB团”死亡者人数也不是陈著中所说的500人，陈著且没有提供这个数字的资料来源[4]。
    对中共江西时期的研究在台湾进行的最早，概因1934年末，国民党军队攻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后搜寻到大批中共史料。80年代后，大陆学者戴向青、蒋伯英等长期搜集散失在江西、福建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史料，编有若干史料集，并写有研究论著，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受压的情况，历史资料与道听途说有很大的区别。毛在1931年11月后确实开始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排挤，但毛受压的具体情况则比较复杂，并非像毛掌权以后所说的那样。在1931-1934的几年中，毛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在党内也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著说，毛因查田运动失败被国际派撤除其政治局委员一职并非事实[5]。
    江西时期，中央苏区经济因战争环境、国民党军的封锁以及国际派厉行极左政策而极端困难，此时中共还未学会动员部队、机关生产自救一套方法，在农民耕作方面，也还是沿用传统方式。陈著中说“中共从江西时期以来，为鼓励农民成立集体组织，总是在资金、技术和化肥等方面对其提供种种优惠措施……”[6]。在这段话之后，又有“到延安时期”，致使产生疑问，在瑞金时期农民耕作何来“化肥”？
    三
    从治史者的角度看，历史年代、数字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从事文学、哲学等研究或许不必注意某些具体的时间和日期，但研究历史者都必须注意这些细节。
    陈著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小疵，或者是因为校看不慎，有些可能是疏忽大意所致。例如：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多万平方公里，不是700多万平方公里（如果依照蒋氏父子时代国民党的说法，加上外蒙古的面积，中国的国土面积应是1,000余万平方公里）[7]；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于1935年10月1日的巴黎《救国报》，而非发表于1935年8月1日[8]；新四军成立的时间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不是陈著所言的1937年初[9]；新四军政委项英遇难是在1941年3月13日，并非1941年5月[10]；苏德战争爆发于1941年6月22日，而非1940年6月[11]。在书中所附的照片说明也有个别错误，例如：陈著第484页上的照片是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参加者的合影，说明中误为“1945年2月中共七中全会出席者的合影”。再如整风运动中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日期是1942年10月，而非1941年10月[12]；张闻天在1942年初离延安前往晋西北调查，而非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才离延安[13]。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是1957年11月，而非1958年[14]。陈著说，50年代大陆最流行的话剧是《霓虹灯下的哨兵》[15]，这也不确，该剧于1963年创作，走红于1963-1966年初。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对史料研判不够所导致。在中共党史中，尤其在中共西北地区党史中，陕北肃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1942年10月至次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陕北肃反问题是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陈著中对陕北肃反有很客观的叙述，但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却弄成了大错。陈著说，朱理治等滥施肃反，“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数十人”[16]，事实是刘志丹当时只是被囚押，并未被处死，刘志丹阵亡于1936年的东征之役。有关刘志丹和西北党史的资料并不十分难寻，若稍加留心，是会避免这个史家最忌怕的“硬伤”的。
    关于丁玲在延安的情况也有大量的资料予以反映，不仅有当年的历史文献可查，丁玲在80年代还写有很详细的回忆文章，丁玲的丈夫陈明，丁玲当年的同事黎辛，在80-90年代均写有十分有价值的回忆材料。1941年5月，丁玲被博古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办文艺栏，陈著却误将《解放日报》错成《人民日报》[17]，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创办于1946年5月。
    有关彭德怀、70年代的中苏关系和60年代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十年来已有各类研究专著问世， 如果仔细阅读，就不致得出彭德怀在1962年被开除中委身份的结论[18]。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官，但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此之后，他依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惯例，以请假方式停止出席中共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但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身份一直未被正式剥夺，直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新见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没有彭的名字，彭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才算正式中止。
    中苏关系在60年代初公开破裂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两党关系在1966年文革前夕因毛泽东拒绝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而事实中断，但是，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存在，即使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中苏外交关系也一天未中断，因此，陈著中有关文革爆发导致两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的说法不实[19]。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是毛泽东当年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其背后确实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是取消军衔并没有改变军队内部的基本建构，军队内原有的干部级别和工资待遇制度一往如常，所以“在军队内部恢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度”[20]一说不是事实。
    在中共党史全盘研究中，中共组织沿革研究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近十多年来，大陆有关机构已开展了对中共组织史的全面调查和研究，有关成果已陆续出版，虽然阅读范围有所限制，但亦不是完全指出看到。据笔者所知，海外某些研究单位就收藏有数量不少的中共组织史资料集。在中共组织沿革中，中共中央东南局是一个存在时间不长的机构。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项英就三年游击战争作的总结报告，并专题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议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即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1938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分局成立会议，在党的隶属关系上，东南分局受延安和中共长江局双重领导。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中共中央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有关东南分局-东南局-华中局的沿革。在不少资料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叙述，所以陈著中有关“王明把东南局变成东南分局”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21]。
    四
    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中，由认识的差异而引发的歧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一般均被视为是观点和解释体系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但是有些情况则不属于这个范围，因为在这类叙述中，判断建立的基础存在着资料掌握和认识方面的缺陷，换言之，维系判断的依据或是不正确的材料，或是作者超越资料基础作的主观推测，而这些主观推测又脱离了总体事实或总体事实的基本方向。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海峡两边的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个问题。陈教授对中共历史上的延安时期素有研究，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活动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然而在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涉及延安时期的个别论述中也出现了差错。
    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史料迄今开放仍十分有限，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记录，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基本都没开放，但是某些权威机构利用上述资料编写了若干著作，包括具有工具书性质的论著，却为研究者了解毛在整风期间的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在编辑方针上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凡与毛的官方解释有所不合的资料均已排除，但据笔者仔细研究，却发现该年谱收入了大量珍贵史料，编者的态度也十分认真。《毛年谱》尽管在编排上存在着不够全面的缺点，但对研究者仍有重要价值。
    陈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运用了《毛年谱》中的资料，可是出于史家的谨慎，使用该书的频率较低，笔者完全理解陈教授的担心，但是过份的谨慎也会带来问题。
    关于1943年9月开始的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以清算中共历史上“路线错误”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在陈著中有很好的描述。毛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其要点在《毛泽东年谱》中有简略的反映，其他资料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对此都有说明，所以可以肯定，毛参加了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这个情况是可知的，并非是“不得而知”。
    陈云和王稼祥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此两人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都曾发生过微妙的变化，陈著根据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几项组织决定，即陈云、王稼祥列名于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王稼祥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由王稼祥负责管理华北党政军民工作；陈云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依此作出判断：陈云、王稼祥“仍旧跻身于中共核心权力圈之中”[23]。但是，仅从这些任职名单上是看不出当时中共权力中枢变动的真实底蕴的。简言之，成立这个机构是毛泽东、刘少奇联手剥夺其他领导人权力的一项精心的安排。事实是，陈云长期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在1943年2-3月就被终止，毛泽东派当时正蒙受他信任的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当时陈云确实身体虚弱，毛“关心”他的身体，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枣园休养，真正的原因乃是，陈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审干、肃奸斗争有所怀疑，毛嫌陈云碍手碍脚，才让他“休息”。陈云尊重毛的权威，对自己境遇的变化毫无怨言，一年后，陈云复出，转任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彭真正式就任中组部部长，从此，陈云从干部组织系统转业到财经系统。对陈云的高度党性，毛看在眼中，记在心里，1945年中共七大后，老政治局委员陈云再度进入政治局，这才真正重新“跻身于核心权力圈”。王稼祥虽然多年来一直效忠于毛泽东，整风之初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其历史上曾属于国际派大将，在1943年后逐渐受到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1943年7月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身份却长期湮没了他的这份功劳，发明“毛泽东思想”概念只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而非王稼祥。在清算历史的1943-45年，王稼祥终于病倒，虽与毛、刘等同住延安，却离“核心权力圈”不啻十万八千里。
    陈著在谈到中共领袖在党内斗争的态度时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为了避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指责”，毛以外的中共领导人，“可能比毛泽东显得更残酷无情，刘、周、邓和彭德怀都免不了有这种问题，他们是等而上之者”[24]。陈著在提出这一看法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笔者认为，若就“党内斗争”的范围，在论对其对手“残酷无情”方面，中共党内实无人能与毛比肩。毛在江西“肃AB团”事件中对4,000余名红军的被杀负有直接责任，而张国焘、夏曦对党内同志大开杀戒是在毛之后。
    陈著中对中共建国后一些事件的叙述也有少量错误。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发生的一次震动全局的政治事件，80年代后，围绕胡风案件，已出版若干著述，陈教授在撰写本书时都已注意并加以选择利用。然而陈著在分析胡风“三十万言书”时却断言，胡风没想到自己的言论根本便是和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的[25]。胡风上书的直接动因是对周扬等的不满，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胡风是否对毛的文艺观心诚悦服则牵涉到更复杂的层次。胡风对毛有尊崇和信服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胡风就愿全盘接受毛的文艺观。其实，胡风早在40年代中叶就知道自己与毛的文艺观存有差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献提及，1948年中共在香港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胡风对这其中的缘由是心知肚明的。去年公开的胡风1948年12月9日到1949年12月31日的日记对此问题亦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研究中共党史，若仅从文献字面加以理解或过份依赖于官方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分析，肯定也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区。陈著说，反右派运动期间，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党内整风继续推行[26]，这种看法最早来源于当年官方的说辞。事实上，反右期间的党内整风纯是掩人耳目，其基调早已转变成挖党内右派。近年出版的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就十分具体生动地描述了北京市委负责人是如何以“我们都是自家人，应热情帮助党整风”为诱饵，钓出大批党内右派的事实。所以仅仅从当年官方的报章中是不可能看清真实情况的。至于陈著中说文革后中共宣布对右派分子实行了“平反”[27]，这也不确。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改正”，两词的涵义区别大也。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过份依靠推测而未及详细研判史料而造成的。例如，陈著提到中共建国后，“虽然保持农村和城市的基本体制，例如保甲制度，但他们强调群众动员，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基层展开逮捕，并开始初步改造工作”[28]，这样的描述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但仍欠准确性。中共革命成功后，在城市第一步做的就是“城市民主改革”，在农村则是建立村组建制，通过这些措施，废除了保甲制等旧的社会基层结构，以后又经土改、镇反运动，完全建立起中共在城乡的基层社会结构，所以不存在一段时期内保留保甲制度的事实。
    陈著中提到刘少奇在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29]，这是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说辞，此主张实际上是由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提出的，与刘少奇无涉，尽管刘少奇倾向于接受王稼祥的意见，但版权归王而非刘。
    陈著又说，“70年代初，因为与美国恢复关系，中国大陆电视观众已经注意到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3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70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和电视机的数量都极少，一般百姓根本看不到电视，而且电视上的所有节目都已作了彻底的政治过滤，从电视上，观众很难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
    以国人而言，站在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历史，确是一项艰难而寂寞的事业，然而这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正如陈教授所言，凡我国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这一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呢？陈教授有感此问题之重要，特别有感于台湾岛内不少人有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心态，以一人之力，历时数年，完成这一杰作。陈教授努力贴近中共革命，在宏观把握、专题分析、理论开掘等方面，皆获很高的成就。笔者这篇文章仅从史料运用的层面对陈著发表了一些意见，陈著的重大价值还有待专门论及，陈著中的若干缺失，与全书的成就相比，只是个别小疵，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整体价值。走笔至此，深深感到，写信史难，写中共信史更难，但转念又思之，这其中何尝不另有一番研究之乐趣呢？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总第53期

[1] 毛泽东：<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年），页634。
[2][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260；278注释17；589；3；298；317；363；367；369；370；460；496；353；374；716；742；758；313-14；381；378；9-10；658；674；870；495；741；850。

新科中研院士：研究冷門歷史 陳永發有熱心腸

【本報記者曹銘宗】

    從工人之子到中研院院士，年近六十的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陳永發回想過去，自己一生投入冷門的歷史研究，最大的動力來自關心國家和社會，以及尋求解答自己的疑惑。
    陳永發原籍四川成都，1946年底來台灣時，他才一歲，住在台中眷村。他的父親是在空軍任職的車床工人，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這樣的出身背景，讓他在求學過程中力爭上游，在學術研究上意志堅定。
    陳永發從小就對歷史故事有興趣，這培養他日後盱衡時事的胸懷。他高中本來念理組，但因數學好、物理不好，考大學時決定改考文組，考上了台大歷史系，再念台大歷史研究所，然後前往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歷史博士。
    陳永發坦承，他當年並沒有生涯規畫的觀念，「就是喜歡歷史，有機會就念」，在學習中不斷擴張視野、建立專業。從小到大，他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共產黨可以把中國搞得翻天覆地？」他在以研究國際共產主義著稱的史丹佛大學深造，不但讓他得以解惑，也造就他在中國共產黨史研究的專才。
    在史丹佛大學，陳永發念了10年才拿到博士學位。他說，他不是ＩＱ很好的人，「比我聰明的人太多了」；但他總是慢慢學，而且是「慢工出粗活」，然後再不斷改進，「我是跟人家比耐心，比耐力。」
    陳永發的求學生涯都是靠獎學金幫忙，連出國的錢也是老師給的。在美國，他還要一邊打工，幫人洗碗或清理院子。他單身在美國念到三十多歲，10年間除了一次回台灣收集資料外，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返鄉探親，以解思鄉之苦。
    他認為，國人至今還是不大了解中國共產黨，甚至因為受到政治宣傳的影響，把中國共產黨醜化、妖魔化了。舉例來說，從共產黨崛起的社會背景來說，李登輝根本不需要否認他曾是共產黨分子；事實上，當年日本國內最反對軍國主義的就是共產黨，一九四五年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野阪參三（岡野進）從延安返回東京時，李登輝也到東京了。
    他指出，中共現在統治14億中國人，與台灣的命運\息息相關，能不注意嗎？
    對年輕學子的求學規畫，陳永發建議，現代社會開放、資訊多，應該多思考自己的路，找出自己真正的興趣，，不要急功近利，只要覺得自己所學對社會、國家有貢獻，好好念下去，一定會有成就。

【2004/07/13 聯合報】
    

陳永發 窮盡心力研究共產黨史
 
 
資料來源: 中國時報 社會綜合版

中研院新科本土院士 系列六之四

陳永發 窮盡心力研究共產黨史

    新科中央研究院本土院士陳永發謙稱自己「一輩子都在念書」，耗盡畢生精力窮究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令人訝異的是陳永發出身農工家庭，父母未曾接受過正規教育，卻培育出獲得國內學術界最高肯定的兒子。
    陳永發在台大歷史系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隨即前往美國史丹佛大學，一九八一年獲得博士學位，隔年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員，二○○二年任研究員兼所長，專長領域為中國共產黨史，被譽為「在研究中國共產革命史方面具有開拓地位」。
    提起歷史學，陳永發最津津樂道的是興趣，至於為何鑽研「共產黨史？」他說，成長過程曾一直感到疑惑，到底是何原因讓國民黨失敗撤退到台灣，共產黨又如何獲得廣大農工階層的支持。
    共產黨史的研究以往在台灣是禁忌領域，陳永發心中的疑惑，直到赴美國就讀史丹佛大學時才有機會進一步研究。該校是研究國際共產主義的重鎮，他師承的范力沛教授更是國際數一數二的中共問題專家。
    既有內在動機，又有外在環境，成為陳永發 鑽研學術領域的動力，但潛藏在背後的原因卻是特殊的成長背景。一九四四年出生在四川重慶的陳永發是標準農工階級，祖父務農、父親是空軍兵工廠工人，隨著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
    身為老大的陳永發還有五個弟妹，家中食指浩繁，背負生活重擔的父母都不識字，陳永發 靠著興趣和獎學金，一路念到博士。
    陳永發的博士論文「Making Revolution:Th e Communis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變革：中國中部和東部的共產主義），奠定他之後的學術地位，書中討論共產黨在抗戰時如何進行組織、動員和紮根，並成為國民黨無可忽視的敵手。
    為蒐集資料，陳永發曾申請進入國內有關共黨動員、組織資料最豐富的調查局，尋找抗戰時所蒐集的各項情資，從倉庫內躺了將近卅年的書堆中逐一挖出他所需要的寶，每日三餐照表操課，逐字逐句抄寫，整整抄了半年；隨後又到日本東京找有關自衛隊檔案史，彰顯出他對資料完整和比對的重視程度。
    這條路走到現在，陳永發不諱言，常常感覺很寂寞；國內研究該領域的人極少，他的手法和重點又和別人不同，無法產生良性競爭，對台灣學術界也是一大危機。
    不鑑往如何知來？陳永發說，對台灣來說，兩岸問題愈來愈重要，既然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就有必要去了解對岸那塊土地。不論喜不喜歡，大陸的命運\其實是和台灣連在一起，人更是息息相關。中國共產黨發展到現在有其文化歷史沿革，唯有了解才能更深入探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