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靳大成

2004年11月21日

关键词：东域学，民族的历史记忆，相互理解的历史关系。

    一、
    2000年夏天，我和几位同事们完成了《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四部五册）的初稿。虽然我只承担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写作过程思路滞板，艰难备尝。交稿后，就跟一个朋友去了新疆，游历天池，吐鲁番，博斯腾湖，咯什等地。旅途中一边欣赏美景，观察风土人情，一边阅读当年的《读书》杂志，某一期杂志上集中刊登了一组中、日两国学者讨论对于二战史的不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冲突的文章。身在西域古城，站在交河城的废墟上，眼前是一片绿洲与黄土断垣，脑子里却是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而缠绕心头的却是下一步应该着手的工作。越明年，我去了西藏，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纳木错”湖畔住了一夜。我与同行者过了珠峰大本营，往前开车到了车辆再也不通的地方，顺着冰川河谷最后爬上了一座小山坡。在海拔五千六百米以上的地方，这座小山坡虽然不高，但要上去也相当吃力。面对着雪线已经大大后退的珠穆郎玛峰，我在心里默默许下了三个誓：只要我能爬上这座山坡，日后也一定实现这三个誓言，其中就有到韩国和日本完成调研任务，实现有关壬辰战争史料收集和实地考察的愿望。果然，2002和2003年两年我顺利地完成了在日本和韩国的调研工作。2003年9-10月，我又随同西域学专家杨镰带队的中国社科院古丝路考察团重走兰新铁路开通后七十多年再也没有报道过的古丝绸之路的东段。一路上，听着杨教授讲解二十世纪以来与这条路有关的科考故事，脑子里突然跳出了明晰的概念：“东域学研究”。这是在杨教授的西域学研究鲜明印象的不断撞击下自身得到归位的知识定位。也就是说，我现在从事的中朝日三国之间的壬辰战争史研究，可以划入“东域学”这个更大的知识领域里来重新认识和界定。
    这样一种界定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对于我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并摆脱局限于传统的明史专题研究所带来的束缚有什么好处？
    二、
    在我所提到的《读书》杂志的那一组文章中（2000年第三期），中、日两方的学者就刚刚出版的东史郎的日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论者的立场不同，观点自然也不同，交锋是难免的。对于中国公众普遍认为如此明确的历史事实，却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使卷入这场争论的普通读者陷入了烦恼与不解中。随后，在网上我看到了许多激烈尖锐的批评意见，当然，可以理解，有许多意见是不理智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历史分析的情绪渲泄。应该说，我对这个讨论的关注，除了它当下的学术意义外，还有一种“自私的”需求，即想弄清在讨论到中日之间冲突的历史（特别是战争）时，人们的理解存在多大的盲点和最后的（道德）底线何在？是否有可能通过学术研究和历史分析达成某种可以共享的知识？我们有没有可能突破实际存在的“政治正确”的困扰而走向历史的真实与对历史真实的某种理解？如果我们连近在身边的并且不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件都不能取得某种“客观”的认知，不能沟通不同想法，不能理解对方理路的根源与“历史合理性”，不能跳出自身局限来更深刻地认识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能作到去客观地描述和正确地评价更为久远的历史事件，包括冲突与战争的史实呢？
    在我所做的有关壬辰战争史的研究工作中，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在规模上，而且深度上也无法与韩、日两国相比。究其原因，粗略地说，首先由于官修明史的编篡、写作完成于清中叶，一者距离事件发生已经相隔一段时间，二者清王朝自身的特殊地位，它从建州左卫开始发迹，势力之坐大亦与万历二十年的征东战争有关；而明朝在战争中损耗殆尽，实力大减，事实上对努尔哈赤势力的崛起有着重要的影响，三者它对于明与朝鲜的关系的复杂态度与对战争的利害之不同感受，都使得《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或者记录过于简略，或者取材筛选不严并受到严重局限，不能够正常地表现历史事件的过程与细节，很多描述不是过于简略就是严重失实。作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参与方，中国大陆曾经出版了一些描述明代援朝战争历史的文章与小册子，这些出版物的学术价值并不太高，因为他们往往只限于根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或者《明实录》中的材料来叙述，不但对于史料缺乏应有的批判态度，而且很少注意朝鲜、韩国和日本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至于其中为当时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现实需要影响叙述的情况则勿庸多说。
    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还不仅于此。大陆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在史料的整理方面亦起步甚晚。应该说，除了吴晗先生三四十年代编纂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一次初步的整理外，直到1990年才有吴丰培先生主编的《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上下）出版。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军事史研究中，亦有几部史著涉及壬辰战争，其中由中国军事科学院所编写的中国军事史明代卷，算是比较详细地从军事角度对这场战争作了描述。与五、六十年代的著述相比，它利用了日本战纪，以及台湾编辑的一些史料，因此在叙述战争历史过程和细节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但只限于军事方面（应该指出，它在材料的来源方面显然利用了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的工作）。而同一时期，在台湾，有李光涛、郑梁生等先生做的工作，包括史料的整理，收集了除中国史料外的李朝史料和部分日本史料，并且有了李光涛先生的〈朝鲜“壬辰倭祸”研究〉这样的专著出版，标志着台湾史学界在些专题研究上所达到的相当水准。李著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朝鲜李朝的汉文史料，纠正了明史与日本外纪中的许多错误，综观全书，李先生的研究立场和历史叙述角度非常鲜明，同时，受语言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地利用日本和韩国的研究成果。
    与中国相比较，韩国史学界的同类研究当属热门。2002年，我两赴韩国进行调研，跑遍了汉城的大学图书馆，包括汉城大学的奎章阁、延世大学的图书馆、果川国史馆、国会及中央图书馆等机构，并且参观了象幸州山城纪念馆，碧蹄遗址，鸟岭，釜山（东莱遗址及第三峰日军突破点），尉山，西生浦，晋州壬辰倭乱纪念馆，露梁海战遗址等地，实地考察了当时的“倭城”和古战场遗址，也与韩国方面专攻壬辰战争史的专家会面交流。韩国学者对于壬辰、丁酋倭乱的研究，材料搜集全面，研究范围广，深入而具体，水平远在我国之上。这一点，由于朝鲜是战争的直接当事人和受害者，韩国学者贡献出如此高水平和完整规模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中，晋州博物馆编辑的卷帙浩大的史料汇编，韩国史学界老一代和新一代史学家的不同研究兴趣与不同风格特点，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在惊喜于所获甚多的同时，我也感觉我的韩国同行也存在着某种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情况。我记得，那年第二次去韩国，回国前在汉城的仁寺洞的一个咖啡馆里，我与〈李舜臣日记〉的整理编辑者之一的朴慧一老先生做了一次有益也有趣的谈话。老先生相貌儒雅，略显清癯，面色红润，谈锋甚健。为我们翻译的刘女士中文很好，因此交谈很顺畅。我从老先生那里解决了很多我过去疑惑不清的问题，也听他讲了他对于李舜臣的研究新成果。后来话题不知怎么牵扯到了明军与日军的军纪。我当然清楚，史料上纪录了很多“天兵”的不良行为，有些行为甚至极其过份。我也读到过当时流传过所谓“倭兵如梳，天兵如篦”的说法。于是我主动地提到了这一点。老先生的脸更红了，他说“什么天兵！当时明军曾欲与日军议和，李舜臣坚决反对，明军将领劝他不要管此事，先回家去。李舜臣回答说，我回那儿去？这里就是我的家。还是你们回家去吧！”当然，我相信这个段子必有出处，而且也能够理解老先生的感受和心情。不要说是他，即使作为中国人的我，在事隔四百年后，当读到明军将领在朝鲜的无端的优越感，不当的举措，他们的自私和胡闹，一些不守军纪士兵的恶行，搜刮百姓，行为无度的史料记载，也感到令人愤恨和脸红。但我仍然作了一些解释，这倒不是想替明军辩护，而是想说明：这类现象的发生，除了民族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的社会原因，似乎采用别的观察角度，更能贴近当时的状况。我指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实事，当然应该谴责，但这主要不在于明朝的大国地位产生的优越感和中国人对朝鲜人的歧视，而在于这些军队本身的纪律和作风问题。由于这支军队相当多人刚从西北打完仗，他们平时与地方的关系就存在纪律不良的问题，欺压百姓，搜刮地方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并不是要等到他们开到了贵国之后才产生此类事件。这个让人感到并不愉快的话题，我并没有按照某种长期教导我们的“政治正确”的通行作法回避掉，而是直接地面对，并且将我所看到的历史事相与之交流，分析其原委。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最后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然而，不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日常的实际交往中，这类被称作“敏感话题”事情一般并不采取这种方法来处理。双方两造往往保持缄默，谁也不揭对方的伤疤，就当作事情从未发生过。这且按下不表，后面我将另行详陈。我想说明的是：在韩国史学界，对于壬辰倭乱史的研究当中，对李舜臣的研究最为详尽，其所居的地位也最高，最受重视；其次是各地义兵，僧兵，水军的诸次战役，以及金时敏将军守南原之役，权栗将军守幸州山城之役，等等。比较而言，研究相对薄弱的，恰恰是当时作战的主力军：明军的作战行动，包括明军的将领，军队，战术，装备，其内部关系等等。所有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会承认，战争初期日军据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主动权，因而能长驱直入，覆军斩将，连破三京，朝鲜全国各地望风披糜。而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的指挥下则打了几个漂亮仗，彻底地破坏了日军从西海会师平壤的战略意图。但是，在陆地的战争中，真正起到击败日军，扼制其战略企图的，还是明军主力。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学者的研究存在着上面我所提到过的史料的局限问题，对颂扬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友谊的意识形态需要大于客观描述历史事实的兴趣的话，那么，显然，韩国史学界的高水平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倚轻倚重的不平衡现象，而这个现象发生的背后原因则是意味深长的，不言自明的。看来，不仅是二战的历史（如抗日战争史）和当代史的研究，受种种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纠缠干扰，使得作为身处各种复杂的现实关系中的人（不仅是施暴的一方，也包括受害方在内）无法自由地面对，客观地理解；即使是近代史以前的一些历史问题，也仍然被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关系缠绕，它束缚着我们（马克思有一句非常传神的话：死人抓住活人），让我们不能理性地面对历史之事相，彼此之间不能毫无顾忌地自由地发表意见，继续固化成新的心结，最终汇聚成我们无法摆脱的思想禁地和精神桎梏。
    三、
    四百多年前的壬辰、丁酉年，明朝军队作为援军开进朝鲜，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侵略和扩张，事实上还做出了重大牺牲，付出惨重代价，在长达七年的战争中，中国（特别是辽东）地方纷扰，消耗巨量银钱粮米，调拨全国各地的军队和不同兵种，勉强打胜，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殊为不易。对于李氏朝鲜王朝来说，叫做起死复生，“神宗皇帝再造之恩”。即使依今日之眼光来看，也应说这是明军在境外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战争，明朝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有恩于李氏朝鲜王国。这一点当然无可争议。明帝国的这次战略决定，在其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但是决策者最终认识到，不仅是为了属国，而且即使为了自身的战略安全，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必须出动援助。由于明、朝关系是处于以中华秩序为中心的朝贡册封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当中，所在存在相当微妙而复杂的因素，存在着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属于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关系。这种政治、文化上的等级差别，在人民的精神心理上必然会有反映，具体到历史中行动的个体人来讲，更是演化成了不同的因果关系和表现方式。而对于这种关系，从朝鲜民族的心理情绪反应来看，也是相当微妙的。
    汉文版《壬辰录》中有一个虚构的情节，它解释了明朝兵部尚书石星为何力主出兵援朝的个人心理动机。原来朝鲜的译官洪彦顺以长安（朝鲜地名）巨富的身份，曾随冬至使来到中国，以千两银子援助了入京赶考落榜的蜀中举子，其人后来果然一试成功，最后当上了兵部尚书，即石星本人。而石星的妻子亦是当年洪氏在京城娼家一掷重金救其出风尘的故亡的薛阁老之女（有趣的是，在现代小说《商道》中，这个情节被改装后重新登场，构成了主人公在与清朝的人参贸易中发财的原因）。这个故事使得明朝出兵相救朝鲜的背后，包含了一种义所必至、理所必然的原由。从艺术结构来看，它是草蛇灰线，埋的伏笔。从历史道德判断来看，它表现了民族心理的某种补偿。《壬辰录》的叙事顺序大体上与柳成龙的《惩毖录》记录历史事件的顺序相同，但由于它出自民间，且经过多人之手的再创造，民众心理情绪的表现更为直接、鲜明。与整个韩国史学界的研究概况存在着某种相同的现象，《壬辰录》关于李舜臣的叙述亦最多，最详细，最集中，重彩浓墨，极尽泼洒，因而人物塑造也最为成功。至于明军入朝后的各种表现与人物关系，则略而不详，触墨不多。这一详一略，一费一省，也是事出有因，于理必然。细细品味，无形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朝鲜民间社会中（绝非受官方控制）自然流传的民族心理情绪的释放和精神上的补偿。它无意识地以历史演义的想象方式表达了有利于我的民族忆记。说到这儿，我无意冒犯我很尊敬并与我有交情的那些韩国朋友，也没有任何要无事生非指摘对方的些许意思，因为这是一种在各国的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合情合理的民族认同的需要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最为自然的流露。我之所以提到这点，意在将其与《壬辰录》中的另外一个虚构的情节相比照，即全书开头所交待的日本国的地脉来源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出身来历。在朝鲜文本的《壬辰录》开篇，说：
    “江原道之山脉，延伸而为此金刚山，金刚山一脉，又延伸而为通川丛石之地。从石亭之一隐脉潜入海底，向东南，延伸三千里而形成为日本。日本实为朝鲜之一分支余脉”。（见韦旭生译本，载《韦旭生文集》二，下同）
    这段文字为汉文版所未有。而下面这段交待平秀吉的出身的文字，则是朝鲜文本所未有：
    “大明嘉靖年间，杭州人朴世平，即朴克进之后孙也。世平死于倭乱，其妻陈氏与其子守吉被虏于倭兵，为杀马岛将平信之妾，故守吉改姓为平氏。。。。。。。”
    无论是朝鲜文本还是汉文本，《壬辰录》都非通过一人之手而成，乃经过多人多年的增补流传而成，这两个文本的细节不同但情感倾向相同的虚构，表现了朝鲜社会中普通民众的心理需要与心理想像。在整个以大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号称礼义之邦或“小中华”的朝鲜，不但在排序中处于高于日本的地位，而且它还是日本岛国的地脉上的来源。而平秀吉竟来自中华的被虏之儿，以他的低劣地位竟至成了日本的关白，那么日本的国家地位亦可想而知了。
    汉文版中金刚山的俞点大师曾对清定（清正）说：
    “朝鲜王国世代传远，圣化永久，而比于日本，则可谓大国了。日本关伯本以微贱之人，杀其王而伪定一时之号：可谓小国贼也”。
    这个叙述可以说是几百年来流传的最为标准的程式，包括了当时到现代的人们的集体心理无意识，更反映了历史上存在着的对于中国/朝鲜/日本关系序列的认识，以及对于日本的历史知识。最后这点尤为重要。
    征诸明实录（神宗实录）、李朝实录（宣祖实录）以及其他朝鲜汉文典籍，秀吉发动战争的前一年，就有闽、淅地方官员收到来自被虏至日本的中国人的报告，预告秀吉要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以朝鲜作跳板和先导。《续善邻国宝记》和《征蛮录》收录了秀吉至朝鲜国王的国书以及许仪后给明朝的通报信，这两封书信被上述史籍引用过。且看秀吉自己的说法与被虏至日本的中国人的实际观察之间差异如何：
    “日本国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薰读，舒卷再三。抑本朝虽为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朝纲，废世礼，而不听朝政。故予不胜感慨，三、四年之间，伐判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案事迹，鄙陋小臣也。虽然，予当于托胎之时，慈母梦日入怀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入（疑为“八”字的笔误）表闻仁风，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异，作敌心者自然摧灭，战则无不胜，攻则无不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怜愍孤独。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廷盛世，洛阳壮观，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洲，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依有远虑而无近忧者乎！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作许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如目录，领纳，珍重保啬！”
    这里，让我最为感到有趣的不是其夸张之辞，亦非神迹其诞状，而是秀吉对于自我的角色期待和自我的描述，这些话的调门与散见各书的语调无太大差异，可见这在当时亦是流行的话语，无人不知的“常识”。而秀吉认为他所创立的伟大业绩，是“本朝开辟以来，。。。。。。莫如此日也”。其霸气，其自信，包括一种天真而又装作老道的虚骄之气，跃然可见，极为传神。秀吉的野心固不待言，支撑其野心并化为具体行动的心理上的动机，亦无须多说，最为关键的就在于这种心理需要与对世界的认识、有关朝鲜和明帝国的知识相联系，这才是我们要严肃对待并加以仔细分析的部分。与《惩毖录》之征引，和《看羊录》之转述相比较，透露出的三个不同国家的人彼此相互间如何看待对方，是一个有趣而又重要的问题。
    四、
    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对视，亦即存在一种在具体的历史交往关系中的相互理解。这种具体的历史交往关系和相互理解，形成了有关对方的“确定的知识”。东北亚关系中彼此来往密切的中、朝、日三国，加上琉球和南洋诸国，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知识，就是有关中华朝贡体系的华夷秩序，而以中华文物制度为价值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则是解释这个秩序的合理性的最为重要的知识标准。中国到了明代，从太祖到成祖，确立了与李氏朝鲜的相当亲近的固定的近邻关系。从明实录中有关与朝鲜关系的记载来看，不仅是朝鲜每年四时来朝，而且双方在朝贡体制下的“国际贸易”量也大得惊人。明帝国与朝鲜王国相互贸易，从朝鲜方面转输中国的战马、耕牛，数量动辄上千，上万（五千头牛，或者上万匹马，这个交易量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亦属巨额）；而明朝“回赐”布帛绢绸等物，货值往往高于朝鲜。书籍，军器，弓剑，火药，也是输往朝鲜的常货，虽然涉及军事装备就会受到一定的数量控制。两国间如此密切往来，双方相互获利，依赖性渐长。明朝对于朝鲜，从国号的定名称，到具体的边境流亡人蓄之“刷还”，渐渐从太祖开国初期对邻国朝鲜的猜忌，怀疑，变成了信任，了解，甚至在交往中意识到对方虽位列藩属，但接待伴使文才过人，真正一个小中华。所以选择有文才的使臣出使朝鲜，不致于在外交场合丢脸，也是礼部职司的工作内容之一。与中国和朝鲜愈来愈信任、了解、善意地看待对方相比，明朝与日本的关系就显得江河日下，最后竟然因偶发事故而禁止了日本商船靠岸，中断了贸易关系。这个结果进而引诱了日本的浪人、海盗与中国沿海的渔民等勾结一起，为患江南数十年。江南武备之松驰，“倭寇”（主要是中国沿海的走私渔民冒充）之横行，也给日本本国人留下了大明衰弱可欺的错误印象。印象的形成一开始可能是由于具体的偶然事件，但会渐进形成固定的观念，最终变成有关对方国家、人民性格的价值判断，影响着后继的交往活动，甚至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后果。
    《征蛮录》中所引许仪后的通报信，描述日本人的性格，军事活动的特点，战斗方式与应对之策，从今天看来显得可笑，而在当时来讲则符合周边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日本人的想象。要是我们把许仪后有关日本武士、军士的战法的描述与日本百年战国时代，特别是自安土、桃山时期的历史作一比较，就会明白许仪后的描写是多么脸谱化，戏剧化，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妖魔化”对方了。日本经历了百年战国，到了丰臣秀吉初步统一全国时，特别是装备了改进西方型枪械后，其军队战斗力之强，绝非虽然被虏数年但并未真正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许仪后所能知晓。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军队能够在釜山登陆后，二十天即攻破王京，仅六十天即占领了平壤，而加藤清正进入咸镜北道后，甚至渡过了图门江，来到了属于女真、北蛮势力的地界。零三年十月初，我从东京飞福岗，再飞对马岛，用了一天时间来游历了对马岛，参观了严原，这是宗氏政权的首府，看了宗氏家族的神社，在万松院找到了宗义智的墓。与他后人的墓相比，宗义智的墓显得非常简陋朴素，当年就是他和玄苏等一起说服小西行长，向丰臣进言打开朝鲜通往大明的道路，以谋取实利。在乌帽子岳峰的山顶，眺望对岸的釜山，遥想前年曾在釜山眺望对马岛的情景，实际感受到对马与釜山距离之近。不论是壬辰战争之前还是战争结束后，对马岛上的宗氏集团对釜山的经济依赖都要远远超过对日本本土的依赖。所以，当李朝决定停止或者限制与对马岛的贸易船只数量时，无异于掐住了对马岛的脖子。姜沆在《看羊录》里明确而详细地记录了离开朝鲜前往日本的水路里程，由于是他的亲历，完全是第一手材料，就远比柳成龙等人的叙述要真实可信。按他说从釜山到对马，不过就是一日水程。壬辰战争前，日本使节常来釜山，朝鲜接待自有常仪。但据姜沆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对马岛的宗氏集团，并非真正的日本本土中央政府的委派。与《壬辰录》相比，姜沆是丁酋年被俘而虏去日本，所写皆自己之亲见，相当可靠，其中关于壬辰战争日方军队的布置和将领的名字，准确可靠，是后代朝鲜描述这段历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而柳成龙则在战争爆发时居于首辅的地位，对于壬辰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惩前毖后，而作此书，除了记录见闻，叙述亡国之惨痛过程，寻找失败的原因，并制订改革旧制（包括兵制、筑城、搭桥、训练士卒之法等）的种种具体措施。所以留下文字，即暗含洗刷自己罪过之意，又有为未来设计的企图，也是相当严谨而客观的。他们二人对于日本的认识与知识，要比起《壬辰录》的作者们来得深刻。读姜沆和柳成龙的文字，你能够体会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痛切感，毫无游戏的性质，虚构的手法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勿宁说他们是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句句是真。姜沆的特殊经历，使他能够比较客观深入地描写了日本国的地理，人口，物产，社会阶层和军事情况，内政外交，皆有论列，并处处与朝鲜国内的情况相比较，以看出朝鲜在什么地方不如日本，需要学习改造之。他的描写还包括很多生动的个人形象，如他所写的“舜座首”僧（藤原惺窝），与他和诗酬唱，吟咏往还，几乎无话不说，甚至表露出愿意接待明朝与朝鲜反击的军队，在日本本土与秀吉作战。这一点是《看羊录》中极有价值的部分，而《惩毖录》则无法做到，《壬辰录》就更不能与之相比了（仅就史料价值而言，非艺术价值）。由于深入了日本本土数年，这个独特的经历使他比柳成龙等更为深入地认识了日本人。比如，他就能说出这样的话，至少，在当时显得相当的政治不正确：“倭奴之性，重盟约。与之连盟，或可保百年无事。今者天弊贼魁，家康辉元等，诚心愿和，或者目其请和，降咫尺之书，。。。。。”像这样犯忌的话，只有真正了解了日本的姜沆才敢说出口了。姜沆记载的舜首座僧的话说：
    “日本生民之憔悴，未有甚于此时。朝鲜若能共唐兵吊民伐罪，先令降倭及舌人以倭谚揭榜，知委以示救民水火之意，师行所过，秋毫不犯，则虽至白河关可也”。
    藤原惺窝原系佛教徒，由于受了姜沆的影响，最后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朱子学大师。他几次想往大明帝国，不巧因生病而终未果行。而当他想取道朝鲜前往大明的时候，战争已经开始，他知道已经不可能不被人误解而平安地到达目的地了。他的这番话让我们想到，所谓的“国际主义精神”，世界历史意识，在十六世纪的东方，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内涵，但同样意义深远，光彩夺目。叙述一国的历史（国别史），是否真的可以关起门来不看外界而专注于内部的事物，乃至能达成客观叙述，显得极为可疑。16世纪末的这场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战争，不可能用任何一国的“国内”眼光来准确而全面地描述它。至少就明帝国、朝鲜、日本而言，三方都极为深入地卷进了共同的历史进程，谁也不可能单独地处理自己的内部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到其他两国的存在因素。而在进入朝鲜的日本军队中，我们知道有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因此这场战争的国际化程度要远远地超出我们的想像。（的确也有葡萄牙传教士写的有关这场战争的记录）可见，不仅是需要“三”（国）史互证，而且需要注意西方传教士和当时与日军有零星接触的建州努尔哈赤部的史料，包括当时流传下来的琉球、东南亚诸国及其民间的相关材料。或许可以说，惟一可以接受的叙事角度，就是范围更为宽广的整个东域史的角度。
    五、
    在《壬辰录》的结尾部分，作品描绘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国家升平后，朝鲜的李德馨曾出使天朝，至山海关遇到了明朝大将李如松、麻贵等“列阵而超倚戎坛”。于是李德馨看到了一场“未来”的战争，出现于敌方的竟是“老郡首，即女真种落，而据宁古塔，地要险，有子十二，皆骁勇，而第九子汉即天下之英雄也”。行文描写了老郡首死前听各子陈述如何取中国之地。唯有第九子合其意，因而传位于他。这就是后金的创始人努尔哈赤。这显示了当时的整个东北地区的复杂的形势分野与相互关系，暗示了当日本的势力暂时消歇之后，新的势力，即女真人在建州左卫的势力已经坐大，成为朝鲜和明帝国的新的威胁。这里不但透露出作者身处其中的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且，根据同时代的明朝人的记载，后金与明的战争中，朝鲜不但被迫介入，而且还有相当多的“降倭”直接卷入了冲突中。而帮助明军作战的就有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带来的红衣大炮，这就是说，事实上，没有真正单纯意义上的国别史，没有不和周边世界发生关系的古代“国家”。今人之时兴的说法，似乎从某时某刻某国某人某事才开始出现的“全球化运动”，换了一种眼光来看，其实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来就存在于历史之中，只是我们不去关注它罢了。就象如果没有西方传教士教会明代的中国人使用新式火炮的话，努尔哈赤也不会受伤而死。而如果不是姜沆在丁酉年被侵朝日军俘虏并带去日本（有人估计被虏至日本的不下十万，也有相当数量的朝鲜人被卖与南洋），舜首座也就不会和姜沆见面，这样一来，日本的朱子学的发展就会出现不同的面目，日本的思想史也得改写了。当然，壬辰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当时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其意义绝不亚于早其两年发生的英国舰队消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个重要事件。若按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说法，当时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地位远比欧洲各国的经济地位重要，或者可以说三国间的“壬辰战争”对世界历史（至少是对于东亚三国）的重要影响尚需重新加以评估？
    去年在名护屋，我在落日的余晖中徘徊于丰臣秀吉的“倭城”遗址，那里曾是秀吉指挥日本军队渡海作战的大本营。日本全国各地的大名都按照规定的位置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指挥部。同时，还有一处叫“游击营”的遗址让我留连忘返。这就是当年充作副使的游击将军沈惟敬前来日本时住过的地方。按照中国和朝鲜的官方历史的说法，沈惟敬是江淅一带的无赖小人。从李氏朝鲜的角度来看，当日军尚逗留朝鲜未走时，与敌人和谈意味着损害了他们的极大利益，因而沈游击是可恶的、神秘莫测的、有可能出卖朝鲜王国利益的奸诈小人。然而，从柳成龙的《惩毖录》的描述来看，综合明实录、李朝实录的记载，这是一个起自民间的布衣之士，有胆有识，两军阵中能调停兵锋，游说敌人，并玩弄大国君主于股掌上的人物，很了不起，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看得见这种人。战争后期沈惟敬获罪拿问，为洗清自己他有一封书信寄至朝鲜官员，其中的陈述通情达理，客观诚实，并无一句虚语。他的确是冤枉的。今年夏天我去了辽宁铁岭，找到了李成梁的后裔。他是李氏旁系子孙，著录有李成梁的族谱，并参与建造了李成梁的纪念馆。他在镇里的一家条件最好的小饭馆请我喝东北的“小烧”。席间，酒酣耳热之际，我告诉了他我对于沈惟敬的不同评价，并且说，如果不是沈氏在平壤先施缓兵之计，李如松也不可能取得平壤大捷。这个评价可能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出于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客气，他没有吱声。我感觉到他对沈氏的看法仍然和李如松第一次见到沈惟敬时的感觉一样。
    这又让我想起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今年的9月份，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关于琉球历史的讲座。报告人讲述了他研究的冲绳各岛的民歌与冲绳意识的一个作家。一个日本女生听完后发言说，虽然我的国籍是日本，我说的是日语，但在我的内心，我永远是个冲绳人。她所面对的全球化浪潮，她要抵制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的压力，不是来自西方欧美发达国家，而是来自东亚的日本。这个讲座结束后，我们和一个韩国文化产业院的“官员”权先生一起吃饭，席间他针对当时沸沸扬扬的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高句丽文化遗址的活动，发表了温和但坚定的批评意见。我们当然知道，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起源很晚，而在历史上，帝国时代主宰历史，支配周边小国的情况似乎更为常见。而这样的一个在我看来是纯粹的学术意义上的问题，竟然在两个国家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执，最后需要两国的外交部门从政治上进行协商，作出安排。这让我更具体的感觉到，历史就从我们的身边流过，而我们自己也许就是这个历史长河流动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对于身边乃至自身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和认同，与我们作为具体的个人的民族感情的支配有关。这种感情来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可能隐含了很多可怕的战争创伤，因此它会忘记某些东西，强化某些印象，抓住某些片断把它当成全部，而闭眼不看会对我们带来痛苦记忆的事实和经验。但是我们需要警惕，在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当中，个体经验的直觉往往会被忽略，形成某种道德判断的无形压力，根深柢固的旧观念和拥有左右我们思维和表达的力量的政治正确总能最快地从不同矛盾的经验事实中浮现出来，让我们按照一定之规来思想，还以为我们正在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至少就我个人而言，目前所做的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的说法是壬辰倭乱，日本人的说法是文碌-庆长之役，中国过去的说法叫万历三大征之一，征东之役）的研究，面临着从方法论，到历史观念，到文化认同，到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等等层面的困难。当年站在珠峰的一座山坡上，我并没有看清山下广阔的风景，虽然我当时没看见，但我知道它存在，而且非常美丽。我相信，存在着一种描述历史的近似于“文学”的方法，这种历史描述不宣称拥有立场，或者说叫做无立场；也不回避个人的体验，或者说它相当重视个人的经验；它也不再纠缠于各种各样的空洞无用的政治正确的大话中。在讲述制度性的历史大事变迁的同时，历史上行动着的人的心理结构、情感表现、个人感觉，他们的欲望和需要，等等，都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细节”本身就是构成历史过程与结果的重要内容。因此，不是在明史的视野里，也不是明代中外交往史或者什么战争史，它在知识上属于我们刚才希望构建的“东域学”，它即是大陆的又是海洋的，即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即是地方性的又是世界性的。这样，在如此开阔的空间视野里，，或许可能比较客观地处理那些复杂的历史关系，贴切而又亲近的描述那似乎很远其实很近的活的历史脉络。

我顶。

我顶是因为，围绕东亚的问题，其实至今并没有非常有深度的讨论。

大成的“东域学”在这里就显得很宝贵。

这是我们身边的、脚下的学术土地，等待着犁铧和汗水，也准备着丰收和欢乐。

有个副标题

——以《壬辰录》、《看羊录》、《惩毖录》为例看1592—1598年朝鲜半岛战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