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行政”与民事权利

无论文化部还是版权局，在卡拉OK厅内设置收费装置，在法律上是可疑的。任何借口都不足以证明这样的权力由法律依据，况且说中国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还很粗糙。

著作使用权问题不是盗版问题，从合正当商业渠道以正当手续获得的著作使用权，即使其使用权有违著作人的初衷，这也依然是民事问题。民事问题就是民不举官不究的问题，也就是个案问题。政府行政之手插入一般民事事项，最多是登记备案，根本没有强制权，更没有一律强制权，尤其没有预审和预控权。特别是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根本没有权力给自己的行为确立依据，而只能是从法律上获得授权。

文化部也罢、版权局也罢，自己给自己授权来干预音乐歌曲著作的使用权，这种“积极行政”的方式显然是对民事法律的亵渎。

不同的民事事项和行为，其民事权利不同。而且民事事项并非仅仅受法律管辖，也受民事习俗和惯例管辖。比如。图书的使用权，营利性的图书馆以借阅方式支配图书的使用权，这样的事情就属于惯例习俗现于法律。著作人没有权利禁止其著作使用权的在图书馆自主处置，也不得按照借阅数量和时间向图书馆收取使用费。卡拉OK音乐歌曲在歌厅中使用也是相同的，版权人在发行其作品之前，已经明确知道卡拉OK是其作品的最真实最普遍的用户，这些作品就是面向这样用户发行，且也就是为着这样的使用目的发行的。除非版权人在发行其作品时作了版权使用限制，并在包装上明确公示。

按照上述惯例理解，著作人发行其作品时，就已经认可卡拉OK的使用权，并充分理解这样的使用权对著作人的商业及个人权益的含义。这种状态决定了其作品与一般音乐作品的使用权不同，一般音乐作品的销售面向的最终用户就是收听者，卡拉OK作品面向的是客厅经营者。这里的真问题是在制作发行人，也就是制作发行人是否真正获得著作人的许可，将其音乐歌曲作品销售到商业经营环节。如果不同意，问题在那个环节，也自有民事法律作利益关系调整；如果同意，不仅和客厅经营无关，也和歌者无关。

商业意义上的民事权利在于其获益性，人们也正是为了获得利益满足才发生商业交易，并由这样的交易关系构成相互间的民事权利。政府行政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这是一个先于任何交易行为的条件；行政的另一个意义呢，就是以公平公正的环境和政府的行政裁判权接受投诉，并提供权利保护。政府积极伸手插入具体商业民事行为中，不可能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而是在惯例和法律衡量之外附加一个更优先的政府意志，使得交易变得更为困难。

以经济学术语来说：其一，政府对具体商业民事行为的干预，必然增加交易成本，使得交易变得困难和不测，并有可能对商业圈套承担必然的责任；其二，比较低交易成本，增加的交易成本会产生效率意义上的差价效应，这样的差价效应有相应的利益价值，促使商人操纵政府权力获取这部分收益。这样的行为，通常被称作“寻租”。寻租的出现，决定了政府必然腐败，政府的腐败会彻底破坏政府公平公正的行政准则。

在这个案例中，文化部和版权局首先认定版权人并未给予卡拉OK厅经营者的商业使用的许可，并首先认定卡拉OK是为着消费者个人在家中自娱自乐的非商业盈利意图，或者以这样的消费意图为商业基本目标的版权使用。而如果在正当的民事行为保护条件下，版权人必须向法庭或仲裁机构出示这样的证据，并且要努力证明这样的证据所证明的权利符合人们一般常识判断，符合普遍习俗或基本惯例。但政府行政权力参与进来，就省却了一切法律保护与辖制，利益者只需说服政府袒护其利益，就可以拥有超出法律的权利。

问题是，这样的断定符合卡拉OK消费市场的真实情况么？无论出版商是否对其产品销售价格调整，在几乎不存在个人和家庭消费的市场事实条件下，出版商的销售就是面向卡拉OK歌厅这样的经营性市场，属于法律上默许的认知或者认可，其继续出版发行也就表示了这个真实意愿。而如今文化部和版权局出面干预，不仅可以为版权人提供了一个商业反悔的绝对权利，也可以为商业欺诈提供某种机会。当然，这种意外的惊喜，对于版权人来讲，是值得去犒劳的，而且这样的收益无论多少都是没有成本的，何乐不鼓动呢？而“积极行政”的政府呢？神圣的名义下又可以包容多少奇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