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炎培日记看卢作孚之死（修订）

章立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谈到近代中国工业化四位不能忘记的人物：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和卢作孚，但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查不到相关文字。关于上述谈话的背景，也一直流传着不同的说法，有的文章说源于毛1952年3月15日与黄炎培的谈话，厉以宁教授在《卢作孚文集》的序言中，则称源自1955年5月毛在一次会议上对张澜、黄炎培等人的谈话。

查《黄炎培年谱》，1952年3月15日有“毛主席约谈”，但没有记载这段话。同年7月2日，黄在民主建国会摘要传达毛3月15日谈话时曾说：“主席接着提出若干大工商业家的名字，特别注意大工业家”。从语气上判断，毛泽东可能提到了上述人物，但黄炎培没有传达。

《黄炎培年谱》有1955年5月10日“毛主席召谈于颐年堂”的记载，未述及以上内容。张澜于同年2月9日逝世，也不可能与会。但在黄炎培的日记中，确有两段毛泽东评价这些人物的记载：

七时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务】委员会勤政殿开会，毛主席定六月十日举行全委会，十二时散。散会前毛主席和群众漫谈，主席说：旧社会的人物不是没有贡献的。没有张謇，中国的纺织工业不会这样快；没有范旭东，中国化学工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卢作孚，长江上下游船舶不会这样多。（1950年5月20日）

偕力子访李烛尘，因谈苏联彼得大帝电影片，有公正的批判。李烛尘述：毛主席说，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中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于经济建设有贡献的。（1953年8月12日）

看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发表类似的谈话。早在1950年5月就提到了张謇、范旭东、卢作孚，1952年3月可能再度提及；至于李烛尘所转述的那次，时间待查。

毛泽东首次提到卢作孚时，卢还在香港。二十一天后（1950年6月10日），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离港。又过了五天，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现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受到新政府和老朋友们的欢迎。

同年8月10日，卢作孚和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民生公司成为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在他的推动下，民生公司在香港和海上的十八艘商船全部返回大陆。

当这位船王将毕生心血托付给新国家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而来，迅速结束了他生命的航程。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五反”运动高潮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重庆家中。

据章乃器1952年2月7日的日记，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与会人士正在讨论“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卢的老友梁漱溟在发言中说：“‘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章士钊则认为：“资产阶级不会受影响，中间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时被冤，后来自明。”这两位都不可能知道第二天重庆将发生怎样的大事，梁漱溟提到的卢作孚，在章士钊的发言里一语成谶。

当时，卢自杀的消息被立即封锁。一周后（2月15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才在日记中记下：“得上海周孝怀信悉卢作孚病故，其殇日还不知，但知其猝然的。”

2月16日黄又写道：

招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迺仁来，问知作孚于八日下午八时回家睡下，家人见他安睡，十时危急不治，似是服安眠药致命。有两点可疑：（1）民铎轮六日沉于唐家沱，第二条又沉，就是八日的事，显是有人故意破坏。（2）作孚有一随身亲信秘书关怀，于八日之晨和作孚闹翻而去，原因不详。

访张表方其家卧佛寺寿祥里五号，商作孚事。午后二时，民建假全国委员会请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指示新方针（有记录），将周孝怀关于作孚之信交维汉。

黄炎培历来对卢作孚十分推重。张表方即民盟主席张澜，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孝怀即周善培，是川江航运界的前辈，皆与卢关系密切。2月18日，黄提议派卢的另一密友何北衡[1]参与后事处理：

与何北衡（水利部参事）电话民生事。再讯周孝怀问派北衡去料理合适否。讯表方附去孝怀第二函，提两点：（一）海外五轮速归。（二）政府派一人料理，何北衡为助如何？

关于卢作孚自杀的原因，近年他的幼子卢国纶在《卢作孚之死》一文中，也谈到民铎轮沉船（但未提及第二条船沉没的事）；对那个名叫关怀的亲随在“五反”斗争大会上反戈一击的表演，亦有生动的描述。此外，他还披露了黄炎培当时不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民生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卢作孚忧心如焚；中央决定破例贷给民生公司旧人民币1000亿元（合今1000万元），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卢作孚，但民生公司某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他：

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

这位他没有说出名字的负责人，即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2]。卢国纶还谈到家人发现卢作孚昏迷后，其母蒙淑仪女士连续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公司一位副总经理（他同样没有说出名字）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后的情况：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

黄炎培此后十三天的日记中，有八篇记载了围绕此事的频繁往还，参与者有张澜、周孝怀、何北衡、邓季惺等。其中2月25日还谈到：“夜何北衡来告，民生何迺仁、郑璧成被捕。”

这两位都是民生公司的重量级人物。何迺仁在卢作孚回归前（1950年3月），就曾代表公司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的建议。另据郑璧成之子郑光召忆述：卢在香港时，其父任公司代总经理，刘伯承、邓小平曾单独宴请他，鼓动民生主力船队回归大陆，一起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五反”运动中卢作孚自杀，“民生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公司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枪杀。”

2月26日，黄终于接到中共方面的正式通知：“得总理转示中共西南局电，卢作孚八日服安眠药自尽，留有遗嘱。”时距卢辞世已十八天。

至此，这些卢作孚的昔日知交，已无法掩饰对卢被逼自杀一事的情绪。黄在2月28日记录了自己和张澜的态度：

午后全国委员会学习大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张志和（盟）大骂卢作孚为帝国主义服务，可云颠倒黑白。
得张表方函，示致周恩来函稿为卢作孚表白。……

同年3月14日，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哀词悼念老友，其中说道：

识君之抱负，
惊君之才，
知君之心。
呜呼作孚！
今乃为词以哀君之生平。
君其安眠吧！
几十百年后，
有欲之君者，
其问诸水滨。

“五反”运动在全国导致了大批的自杀事件。“哀莫大于心死”，“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卢作孚以死抗争，对北京高层的震动不可小视，3月中旬运动开始降温。但全国经济形势仍继续下跌，4月初毛泽东指示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3] 运动随后逐渐刹车，到10月间正式结束。

毛泽东在卢作孚辞世后，曾当面向张澜表示过惋惜，并在谈话中褒扬卢的历史贡献，或许是一些必要的表态。人死不能复生，而像卢作孚那样德行高洁、以国计民生为己任的实业钜子，在今日之体制下竟然无从产生，也确实发人深省。

2006年4月21日 风雨读书楼

[1] 何北衡（1896-1972）四川罗江县人。1924年北大法律系毕业后任巴县县长、川军刘湘部科长。1938年后任四川省建设厅长、川康水利局长。1949年赴香港，1951年3月应邀回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北京病逝。

[2] 童少生（1903—1984）四川巴县人。1926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聚兴诚银行营业员，美国捷江公司重庆、万县、宜昌、沙市分公司总买办兼中华国货介绍所董事长。1935年—1949年间，先后任民生公司重庆总公司运务处经理、宜昌分公司经理、重庆总公司业务经 理、上海区公司及太平洋公司经理、民生公司副总经理。1949年以后，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公私合营民生公司副总经理、四川省副省长兼交通厅厅长、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后历任四川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担任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四川省工商联主任委员。1984年病逝于北京。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