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在《墙上的斑点》中曾这样写道:“窗外树枝轻柔地敲打着玻璃……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里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上的生硬的个别事实。”伍尔夫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存之态——尽可能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喜欢独自一人自由地思考，坐在沉默的房间里。这儿，玻璃窗完成了双重的隐喻功能。它不仅使房间得以完整，也使它更为闭塞。它阻拦了试图闯入房间的所有陌异物，也割断了外部世界聒噪的声源。沉默，成为了言说主体的最大诉求。沉默，决非无声。它只是对通常意义上的语义的可交流性的抵制和拒绝。从本质上说，主体的沉默意味着她有可能更充分地拥有自身的本质，使人回归自己。因为，存在本身乃是沉默的。在沉默中，存在的惟一对话的对象就是自己。坐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就是伍尔夫最常见的言说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伍尔夫的“沉默”中包含着无比喧嚣的内在声音。它超越了言辞的声音形式及意义的有限性。

    《伍尔夫读书随笔》就收录了她许多自言自语的范本。在这本集合了散文和评论文章的随笔集中，伍尔夫以一种轻松的姿态，随性地和自己漫谈着。从怎样读小说、读传记和回忆录以及怎样读诗歌、女性的权力和自由，到经典的作家作品，全都成为她言说的对象。随着语言缓慢的延伸，她的内心逐渐敞开。我们甚至可以轻松、愉悦地步入她的“房间”。这是伍尔夫小说所不能给予的。她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闭合的状态。她总是试图在自己和读者、世界之间建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围墙，将他者阻拦于墙外。自己则在意识的旋涡中游刃有余，自得其乐。读者所有窥视、交流的欲望，都在她汹涌澎湃的意识之流前消失殆尽。而与之恰恰相反，伍尔夫的随笔则具有一种开放性。

    她不再拒绝读者，而是主动地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她甚至把自己看成是普通读者。面对一个个同时代的经典文本时，她和一般读者一样，随性而言、爱憎分明，毫无顾忌。比如，当她谈到阅读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感受时，她就直言不讳地说，“读最初两三章时我还觉得很有趣，很兴奋，但是越往下读越是觉得迷惑不解，读到两百页之后，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依我看，这本书的作者既没有语言的素养，也没有必要的审美情趣，倒像个刚学会写作的搬运工。我很知道这类人，粗俗不堪，还自以为是，简直令人作呕。”还说，“一块肉明明可以煮熟吃，为什么偏偏要生吃呢？要是有人像汤姆一样患有贫血症，那么就让他去称颂血红素吧！我不贫血，所以还是继续读我的古典小说。”这段话初读上去，绝不像一个有点理论素养的评论家或作家所言。它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受众自言自语、不负责任的牢骚和漫骂。但它却千真万确地出现在了伍尔夫的这本随笔集中。事实上，如果仔细聆听和甄别，她的这种“口无遮拦”的自言自语，也存在着迷人的闪光点。它既继承了传统英国随笔娓娓而谈的特点，又以女性的细腻，巧妙地糅合了英吉利民族所固有的含蓄、幽默的风趣。在她轻盈、平易近人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是敏锐的观察力、一针见血的杀伤力以及细腻的感受力。这儿，自言自语成为了伍尔夫最好的情绪宣泄的出口。所有的不满、压抑和愤怒在自我言说中得到排泄和缓解。同时，在外部声音缺失的情况下，自己的音调和声音的弥漫，又给主体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亲近感。

    从《伍尔夫读书随笔》中不难看出，伍尔夫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找到了女性独特存在的言说方式——自言自语。它既不同于阁楼上疯女人的尖声叫喊，也不同于精神病者无意识的自我分裂，它是女性在丧失话语权后，平衡内心、缓解压抑、解决自我矛盾的一种最本质、最纯粹的言说方式。它摒弃了外部世界的言说常态，阻断了语义链的连续性，拒绝了男权世界的话语规则。在自言自语中，她可以恣意妄为，可以无边无际，可以抵达言说经验的最深处。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在谈到《简爱》时,伍尔夫认为,小说的优秀只取决于一点:作品的诗性特质.

不过这一优秀之处,在作品翻译成中文时就已经优秀不起来了,因为所谓的诗性正是最容易被翻译给弄丢的.至少从我读到的那个版本里,我就没找出多少诗性来.

ally所言极是，音韵是诗意的一部分，翻译过来的诗歌也是如此，原作的音韵之美丧失殆尽，只能在节奏上尊重原作，也因此，国语在外来语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比如在语言结构上。

我是外行，胡乱说说的，真名大有行家在。

作为文学批评家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伍尔夫完全有更多理由“自言自语”。

至于她认为小说，优秀的作品应该具有诗性特质，我想，这和她更具诗人特质有关。她的作品中处处营造或创造诗性。

这段话我暂且记住。这个说法让人一见难忘。作者读者之间，是一堵围墙？我读她的小说似乎不是这种感觉。读同样的作品，各人感觉的差别可能很大， 我想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