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特首施政，手起刀落，高官减薪百分之十，每年合共节省六百二十万。这总数虽然低於任老弟的薪酬，却高於区区在下的稿费。正感烦恼，晚上与医生朋友共膳，听说道，香港的公立医院每年替患性病者免费治疗的总支出达七千万，而大部分求诊的是北姑与寻芳客。

有点不相信，跟著与一位被减薪的可怜老友谈及此事。此谦谦君子对北姑之说比我知得清楚。据云，七千万这数目可信，因为凡持双程证来港的小姐皆可免费诊治性病，又因为怕她们难为情，不用排队，诊後可免费取大袋西药回家。持双程证来港的北方佳丽理应是来接生意，不知道她们拿得的西药会不会有「剩馀」价值，托人带进国内去销售，替神州大地作些贡献？

高官减薪的总值不及北姑花柳的补贴的十分之一，是目前香港经济不景的小插曲，思之怆然。虽然是小插曲，也是香港经济的大画面的写照。北姑花柳那方面，表达著福利经济已进入了轨道，前去有难，转轨则不仁不义矣：性病传染，怎可以不替天行道，帮助一下出不起钱求诊或因为要付钱而不求诊的人？

高官减薪那方面，反映著既得利益的顽固。这不是批评公务员：把我们放在他们的位置，面对减薪我们也会是顽固的。只是有些政府的主事人能审时度势，知道情况严重，果敢决断，而另一些政府则慈善为怀，望天打卦。

说句衷心话，我不明白为什麽董特首凡事慎重考虑，做什麽都不大刀阔斧，以团结合作为至上的，但在二十三条的推行上却是那样一意孤行，坚强不息，漠视团结？在午餐中我问那位被减薪的可怜老友他对二十三条的看法。他说不会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有任何影响，因为这法例只限於推翻国家的行动，动手动脚的那一种。我问：「若如是，为什麽会搞得那麽糟？为什麽处理得那样风声鹤唳，使国际舆论小看了我们？难道我们真的不怕国际评级下降，使外资不来，来了的转移阵地吗？」

後来在报章上读到前大律师公会主席梁家杰的几句话，不胜感慨。我想，除了白痴，香港没有谁会试行通敌卖国，武装起义。政府为何不站出来衷心直说：「二十三条写进了《基本法》，职责所在，我们是要做一点事的。但这是法律的问题，是大律师的学问，请大律师公会选出几个有法律学问的高人，写出二十三条来供大众参考。」既然没有谁意图叛国，这法例理应可以写得皆大欢喜。不容易写，但有法律学问的可以办到。是的，最好请法律学者执笔。

应柔却刚，应刚却柔，是我不同意香港特区政府处理问题的地方。应小却大（八万五是例子），应大却小（公务员减薪是例子），我也是不同意的。应私却公（医院、学校是例子），应公却私（不便说出来），我又不同意。书生之见，不足道也。

回头说北姑花柳，既然我们有财政困难，政府何不立例：凡有性病求诊者，罚款二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