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的确切名单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于1929年夏天诞生。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十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汪云生在其着作中考证指出：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几个月之前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其实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没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等。汪云生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未必就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没有参加那次会并投赞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当事人杨尚昆也加以澄清说：大会上拥护支部局有90票，仍属少数。
 
　　早在1927年夏初，年仅23岁的王明心眼多多，向时任副校长的米夫献计，趁所谓“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利用反对这两派的“第三势力”。这为米夫当校长铺平了道路，王明也成了米夫的心腹。之后，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联络了一批看法接近的人，在反托派、反瞿秋白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其它各种派别像“江浙同乡会”、共青团“光泽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二十八个半”。

　　记者看到过好几种“二十八个半”名单，颇有出入，涉及的人数都加起来，超过一倍都不止。为何众说不一？原因即在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非确定的集体，没有明确的成员，这个说法其实是王明一伙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意即“绝对正确”）自居，被反对派扣的一顶帽子，是一种表达反感的蔑称。

　　记者这里采纳汪云生给出的名单。他比较了多种资料后说：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指以下29个人：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民（盘铭）、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盛极一时，贻祸百载

　　有史以来像苏共、中共这样将党内斗争看得如此严重而绝对，斗得如此执着而残酷者，数不出几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学生本来就带来国内的矛盾分歧，山头林立，“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梦》语），而校方和共产国际又将苏共党内的路线、宗派之争掺合进来，更搅得你死我活。
 
善良的人往往不解：同在镰刀斧头红旗下，怎么自己人斗得这么狠？原因并不复杂：为了在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中取胜，本来就无所不用其极，专制君主是谁有父王授命谁上台，民主领袖是谁有民意拥戴谁上台，而当时中共拼的是路线──谁能证明自己路线“正确”谁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为此，就得将论敌打成“内奸”“叛徒”“反革命”和“托派”。

　　1929年夏天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0年底，米夫来华。他此行就是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控制中共权力，以保证“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提出中央委员补选和政治局改组名单，要求中共“按照组织纪律”必须通过。翻脸大吵一番，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就成了中共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

王明将“二十八个半”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多维记者见到的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王明重新赴苏就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在一家小酒馆“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八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权柄。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这里姑且不提；他们残杀自己人不眨眼，让人毛骨悚然。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者无法统计，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杀了三千多人，其中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夏曦在位只有两年多一点，竟然杀掉数万红军官兵和群众，他是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如果说王盛荣是中共党史上资格最老的健在者，可能并非夸张。他是74年前中共第一届军委──当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现在还在世的唯一一位委员。史载：1931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宣告成立，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即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一届中革军委，出了六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

◆中央军委委员•游击队长•七大代表

中革军委是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至少在名义上）。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中革军委在扩大红军、壮大武装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王盛荣在苏区红军建设和战争上究竟有哪些作为，今天已不可考。但是报告文学作家傅炯业在《风雨人生》（载《月牙为证》，武汉出版社）中却娓娓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1932年，上海地下党经费紧缺，毛泽东指挥樟州之战弄到了一批银行巨款（怎么“弄到”的？读者尽管想象吧──高注），决定派人送往上海。第一次派人带两万美金，结果此人携款潜逃，人财两失；第二次又派人带两万美金，同样也不见踪影。第三次，他们决定派军委委员、苏区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去，邓颖超亲手将装有3.5万美元的箱子交给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带到上海交给陈云或杨尚昆手里。他带着几个人从江西出发，经广东、香港，躲过无数次盘查，终于分文不少地将钱箱交到了杨尚昆手上。

　　记者在有关党史文献上还查到：王盛荣在于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毛泽东、博古、刘少奇、张闻天、陈云、朱德、周恩来等其他74人平起平坐，都是主席团成员。他还担任过兴国县委书记。

　　在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和到陕北后最初一段岁月，王盛荣主要从事的是共青团工作，当过团中央军事部长。经廖承志做媒，他在陕北与红四方面军的“川妹子”赵明珍举行婚礼，花了五毛钱买了包瓜子、沏了一大壶茶，来贺喜的主要是他的共青团同事：胡耀邦、冯文彬，以及赵明珍的战友刘英（张闻天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等人。

　　抗战烽火燃起，中共派了大批干部到武汉。当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兼长江局群工部长的董必武，点名向延安要来在武汉土生土长的王盛荣，委以群工部“高级联络参谋”的官衔，负责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打交道。王盛荣于1927年离开故乡，十来年之后带着妻子重返江城，夫妇俩却实在不愿干这种特别需要“讲风度”“讲气质”的雅活。王盛荣出身于武汉武昌区汉阳门外一个贫寒渔民家庭，到参加革命时是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纱厂童工，他觉得自己没有金刚钻，实在难以胜任这种瓷器活，耐着性子一边与权贵们周旋，一边三番五次向董必武和长江局书记王明诉说。董必武被他磨得没办法，只好同意他去河南游击区，担任一支三百人的游击队的政委。

　　当过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军事部长，来带三百人的游击队，无论如何这个官是太小了。但他不在乎，有仗打就好。那时这一带失散的红军散兵游勇不少，王盛荣将之收容、整训，壮大队伍。据傅炯业《风雨人生》中的叙述，王盛荣当了游击队政委之后，指挥队伍打了一次以少克多的胜仗，伏击歼灭了附近一支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的千余人土匪队伍，缴获了三百多枝枪，游击队壮大到两千人，改编成新四军第八团，他担任了豫南特委书记兼八团政委。后来刘少奇到河南，对王盛荣的工作给予肯定，报长江局任命他为河南省委副书记。李先念1939年元月来竹沟组建新四军支队，自任司令员，王盛荣任政委。从这时开始，这两个湖北佬建立了数十年的交情。但是王盛荣没多久就被调回延安，在陈云主管的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担任了中央管理局的副局长。
 
　　王盛荣的女儿遗憾地告诉我说，父亲与胡耀邦、伍修权等人合影的老照片，可惜都在姐姐手里，只能以后再给我看了。

　　一位熟悉王盛荣、燎解他的轶事的朋友告诉我：中共七大，代表中本来没有王盛荣。但到了开会时，他拿着笔和纸要进会场。门口警卫说：你没有代表证，不能进。他说：我进去听听，学习学习！警卫遇到他这样的老资格，哪敢拦？赶快去报告毛泽东。毛对王也无可奈何，笑说他要听就让他进来吧。王盛荣就天天来旁听，听到最后，也就成了“七大正式代表”。

　　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曙光在前，中央决定将东北作为工作重点。王盛荣也想到东北去建功立业，虽然毛泽东得知后说：还是留在延安吧，他的工作由我来安排。但他还是软磨硬磨，陈云只好同意，王盛荣带了八十多名干部和一个连离开了延安。一路上战事频繁，他们边打边走，经内蒙、绥远、热河、察哈尔，到达嫩江时，竟已经有了一个旅的兵力，王盛荣担任了政委，这个旅一举攻克了齐齐哈尔，他担任了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

◆南下后官越当越小

　　1949年6月，王盛荣奉林彪之命南下。他不是只身启程，而是带着军工部的一半人马、十几辆卡车、三个医务站，再次来到家乡武汉。林彪对他吩咐的任务是：在武汉继续抓军工生产，保证一百万的军队的武器弹药供应。

　　林彪这时已经率领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打到了衡阳，而时在武汉的李先念正为军备给养窘困而焦头烂额，听说王盛荣带来一大批人员物资，便打起了主意，以“老战友”的名义求援。
 
  傅炯业在《风雨人生》一文中写道：“王盛荣念竹沟之情，又想支援李先念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便慷慨地给了李先念一个医务所，几辆汽车，几桶汽油。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援犯了一个组织错误，他应该请示林彪，因为这个军工部归林彪管辖。”林彪得知后，十分恼火，见到王，他说：“你跟李先念的生意做得不错哇。”令其写检讨。王盛荣并不买帐，索性“跳槽”，到了属于地方的中南工业部，当了第一副部长兼中南有色金属管理总局的局长，妻子也调过来担任人事处长。

　　建国之初，王盛荣接受周恩来交代的任务，组织生产一万吨钨砂出口苏联好换回机械设备、国防用品，他发现矿区的机械设备与运输车辆严重不足。正在这时他得知香港有一千吨被蒋介石冻结在那里的钨砂，便冒出个主意：卖掉这批钨砂，换回急用的汽车，好生产更多的钨砂。王盛荣请示周恩来获得了同意，用这批钨砂换回了一百辆大货车，一百大桶汽油，矿山如虎添翼，终于完成了向苏联年出口万吨钨砂的任务。
　　没想到，这笔“千吨钨砂”交易被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林彪抓住，说他是“大贪污犯”，够得上全国典型，于是下令把他抓起来，抄了家，还将材料上报中央。毛泽东闻讯却将信将疑：当年他将美金巨款安全送到上海，不像是个贪财够判死刑的角色啊？
 
　　毛泽东去问周恩来。傅炯业说：“总理说，王盛荣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就这样，王盛荣没有遭到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结局”，“终于不了了之”。

　　记者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新华出版社）：“1952年3月7日政务院发布命令，给予违法失职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武汉市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王盛荣、周季方以撤销职务并逮捕法办的处分”。另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关兴在《党史党建》杂志发表的文章称：“1953年3月7日（应为1952年──高按），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王盛荣等因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敌我不分，以至腐化堕落等错误，被撤职依法逮捕”。看来，情况并不完全像傅炯业所述那么简单。

　　王盛荣在监狱里蹲了两年五个月，他没写一个字的交代检查。但是党票丢了，由部级降到了副处级，他明明不良于行，上级却调他去干一桩苦差事──到中南建筑工程局当工程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