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一个弱女子，在她成为大作家、学者余秋雨的结发妻子的时候，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当她不幸成为余秋雨前妻的时候，她倒成了一个坚强、成功、浑身散出青春魅力的女人了。

　　初识李红，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深圳四星级的晶都大酒店的咖啡廊。一个女子背对门口坐着，一头染成栗色的直发削剪得错落有致，飘洒在肩头，她的一双眸子，大大的，黑黑的，眼波流转，顾盼生辉。　　“李红，１９８９年就只身闯荡深圳的上海女人。”李红这样向我介绍她自己；“李红，我的中学同学，余秋雨的前妻。”朋友这样向我介绍她。

　　李红提到余秋雨时，总是调皮地称他为“余某人”，也许是出自上海女人特有的细心，或者是曾经沧海的一个小小的调侃。李红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她的漂亮不是娇媚、优雅的那种，而是热情、亮丽、自信而又透明的。
　

　　再见李红，已是一年以后，上海阴冷的冬季叫人难捱。李红却回上海来看望女儿、父母。在南京路铜仁路那间老是坐满老外的咖啡吧里，李红戴了顶驼色的呢帽，穿了件大红绣花的羊毛衫，静静坐在靠窗的位子前，望着来往的行人，吃一盒粉红色的冰激凌。

　　她讲话语速很快，脸部表情丰富，声音悦耳，很有感染力，你不知不觉会被她吸引进她的故事里。
　　

　　余秋雨和现任妻子马兰

　　未成女明星，却与余秋雨步入恋爱季节　

　　少女时代的李红，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乖乖女，天真又活泼，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宠爱。在中学教英语的父亲和当医生的母亲为她和弟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的环境。她学校毕业后被留在上海分配进了纺织局。从小热爱戏剧的她由于容貌、身材、语言的优势，作为业余演员被借调到上海市青年话剧团《年轻一代》剧组。　　

　　那年，２３岁的李红雄心勃勃地去考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结果，从１０００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然而，世事难料，由于种种原因，她与上海戏剧学院失之交臂，但她的答卷却被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任负责人的余秋雨看见了。　　

　　电影《春苗》在选女主角，李红和当时还未出名的李秀明同时成为候选人，叫导演难以取舍。李红说，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导演认为我知识分子气太浓，纤细了些，而李秀明更粗犷，符合剧中人物的性格。于是，李秀明一炮而红，而姓李名红的她却从此与演艺界擦肩而过。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期间，李红认识了当时已经名声在外的余秋雨。年轻、漂亮、活跃的李红，被这个老实而有学问的老夫子似的男人吸引住了。李红说，她对别的各方面条件比余秋雨强的追求者不屑一顾，一头坠入了余秋雨的情网。　

　　李红清楚地记得，星期天，余秋雨会在傍晚乘车来到李红住在虹口的家。他们一起谈笑，一起看书，一起吃饭，一直到深夜。公交车没有了，他常常步行回他的住所，每次都是意犹未尽，痴情可见一斑。　　

　　余的真情也打动了李红的父母。他们劝告李红：她认识的那些海外的人不可靠，而他是个老实人，是好人，早点嫁给他吧　　１９７９年，相恋整整５年的余秋雨和李红，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在大连路的一间陋室里安了家。余秋雨只买了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　　

　　恬淡安静的婚后生活，孕育出了轰动一时的《文化苦旅》。　　

　　一个娇弱的女子，一个从小受宠的乖乖女，一夜间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李红似乎还未适应这角色的转换。令她万分感动的是，余秋雨对她很是体贴，她不会用洗衣机，而余秋雨就把洗衣的事包揽了。　　

　　不管是结婚之初住在大连新村，还是以后搬至万航渡路，由于屋小，又是合用煤卫，他们长期不自己做饭。那时，李红每天随身都会带一个不小的包，里面总少不了一个大大的饭盒，椭圆型的，用得很旧了，盒身上已有几处瘪了进去。李红单位的同事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个饭盒，它成了作为贤妻的李红的标志。每天下了班，李红先到自己娘家，把妈妈精心做好的荤素搭配的饭菜装得满满的，心急火燎地往家赶，热一热，甜甜地看着他吃。晚上睡觉前，李红总要检查一下饭盒是否洗干净了，再放进自己的包里，似乎这个饭盒盛载的是她全部的爱情和关怀，盛载着她的家庭之舟驶向遥远的未来。　　

　　那一段日子，余秋雨事业上遇到挫折，又患肝炎，可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小女子李红却开导满腹学问的丈夫说，学学司马迁，“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你只管写自己的书，别的什么也别去想，什么也别去管。李红还说：“你对我最大的爱，就是写出东西来。”李红说到做到，特意将自己娘家那在天井里搭建的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布置成一个书房，让余秋雨吃住在那里，并在那儿安心写作。　　

　　婚后的这一段日子是清清淡淡的，余秋雨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对《文化苦旅》的创作中去了。　　

　　那时，每到夜晚，他总是待李红上床以后，轻轻地走过来，给她一个亲吻，然后柔声说：你先睡吧，我要工作去了。他是那么刻苦、那么专注，令我感动、令我敬佩，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连一丝一毫这样的念头都没有。李红说。　　

　　１９８４年，女儿降生了。为了不影响余秋雨的写作，小孩从出生开始就由外婆照顾，一直到今天；而李红也为了不影响余秋雨的工作，住在父母家照顾孩子。李红坦陈：可能是孩子出生以后，对余秋雨的关心不够……　　

　　离开余秋雨的日子，是一个女人重塑自我、活得最精彩的日子　　

　　１９８９年，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李红主动离了职。那一段日子，对李红来说，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她想去深圳谋求发展。而余秋雨也支持她去深圳闯一闯。　　

　　初到深圳，人生地不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资金，没有关系。李红随着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去闯世界的满是年轻人的人流，想跟自己的命运去赌一赌，跟自己的未来赌一赌。李红很欣赏那句歌词，“我用青春赌明天”，但那一年，她只剩下了青春的尾巴。　　

　　１９９２年的初春，李红在深圳一个人生着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她打了个电话给在上海的余秋雨，说自己病着，恐怕春节回不了上海了。原本想听到一些体贴的话语，或者是呼唤她回家的声音，她想就是爬也要爬回上海的家里去。然而，面对凉凉的话筒，李红感觉一下子被打入了万丈深渊，没有丝毫希望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　　

　　１９９２年３月，李红从深圳回到上海，在整理书桌的时候，她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李红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海底，她预感到了事情的结局。同年７月，当相处了１３年的丈夫正式提出离婚时，李红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十几年的感情会如此脆弱吗？但她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因为她的想法很简单，感情没有了，还要婚姻干什么？　　

　　李红说：“我没有了婚姻，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家庭，只剩下了８岁的女儿。”　　

　　再一次踏上了去深圳的列车，带着离婚的伤痛，她欲哭无泪。　　

　　在深圳，她住过廉价旅馆，当过导游，跑过运输，做过推销和代理，她甚至曾经把最初的一笔积蓄借给一个朋友去澳门赌马，竟然既收回了本钱又分得了一笔红利；她曾在深圳著名的国贸大厦３２层当过白领；最终，她在国泰君安证券投资公司的大户室里，挣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挣得了标志着一个人成功所需要的金钱。　　

　　她对我说：“深圳是年轻人的城市，男女比例为１：８，像我这一个既不年轻又无背景的中年女子，要想生存下去，靠的是与生俱来的自信、永不言输的勇气，靠的是发自内心的生命活力。”她还笑着告诉我在深圳流行的一句话：为自己而活。她说：“我战胜不了婚姻，但我必须战胜自我。”曾经沧海，她深有感触地说：“人生有很多变数，如果我不离婚，世间只不过多了一个名人身后无足轻重的普通女人。是失败的婚姻造就了我，让我认清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而以前从未被发现和正视的潜力和优势，让我寻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

马兰真够坚强的，天天面对余秋雨那张愁云惨淡的脸。

她出书了 这个名字不好 会联想到离开鲁迅或者雷锋的日子

我同情、敬重李红女士!远离名人,过普通人的生活,那才叫自由!从这个角度讲,和余秋里的那些陈米烂糠不说也罢!重新走自己的路！我相信你的前面是另一片天！！！

　马兰是一位黄梅戏演员，她的男友在上海求学时不幸死于一次事故，余秋雨是当年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者之一，从而和马兰相识。余开始追求马兰。此时，余已经成名。余和一般成名的文人不同，他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上海市委曾经专门给了余一套房子。 据余的前妻李红说，余已经做好了各种安排，她只有签字。

——抄的。

青歌赛的评委很著名

      青歌赛又出来了——在没做文娱之前，我一定会很弱智地问，不是刚赛完么，怎么还有？现在终于能假装内行地说，刚完的是团体赛，现在是个人赛……李汶不是唱么，小屁孩拉屎，滴答滴，滴答滴……

      其实相比起20年不变的比赛，我更讨厌那个著名的综合素质评委——前些年倒还罢了，多少还知道收敛，现在已经越来越把自己当成了文化名人，撇着一张老脸在那里讲东讲西，那种卖弄的样子让人看了就想扁。

      十多年前他出那本著名的文化书籍的时候，似乎并不像现在这样让人心生厌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大家眼界不如现在宽，也不如现在敏锐，更没机会近距离接触，结果就让他成了气候。甚至在后来跟他有关的几场争论、官司被广为报道时，我还对他心生过几分同情。

      几年前，在湖南采访一位老作家——这是个达观、睿智的老人，经历坎坷，是这么多年工作中为数不多让我能心生敬意的采访对象之一。采访之余，他跟我讲起与文坛中人的交往经历，其中就有这著名评委，当时该评委已经靠一再封笔并成为“文化大家”。

      谈到别人，老作家都是平和淡定，惟独这评委让他摇头叹息：“这人太虚伪了。”老作家讲了很多跟评委交往中的旧事，让我听得目瞪口呆，甚至不敢相信。老头也不在意：“这些都是背后议论，你不信也好，等以后有机会跟他接触了，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

      后来的几年，都没什么机会，直到两个月前。

      当时青歌赛团体赛开始举行不久，著名评委的面孔天天在电视上晃悠，拿腔拿调炫耀学识的样子让人非常反感，网上骂声不断，他自己却感觉极其良好。一位熟识的同行以此为选题，跑到CCTV比赛现场采访他——该同行年轻貌美，极有谈吐，结果没两分钟著名评委就答应接受采访。

      采访中漂亮同行说话极有技巧，将网上网下的质疑似有似无地扔过去，评委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回答，很多震耳发聩的回答因此出炉，其中不乏又好气又好笑的名言，比如“质疑我都是嫉妒我”之类。同行回家就开始整理录音，据她说是边整理边笑，当时以为能拿出很漂亮一篇文章来。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著名评委就打电话过来，说自己昨天的采访有点激动，要求重新采访——大概是他回过味来，发现了同行给他挖的那些坑，急于找补。同行说：“重新采访？那不成了弄虚作假？”于是拒绝。著名评委就开始了苦口婆心的劝导，同行不为所动。后来著名评委就要求，稿子写完了后给他审。同行无奈，只能答应。

      后来稿子写完发过去，再回来的时候同行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文中他那些好笑的回答，都给改得极其冠冕堂皇，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多么正直宽厚虚怀若谷的君子呢！

      靠，这年头我看见君子就多几分小心，因为它与伪君子属于同根词。

      除了修改掉几乎所有可能成为笑料的回答外，他居然还修改了很多同行提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质疑、批评他的问题，都给改成吹捧、夸奖的语气。同行气得不行，不客气地给改回来，还理直气壮地问著名评委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方却很不以为然，坚持要照自己的意思改。同行不干，没两天又收到评委先生的亲笔信，再一次对问题和回答进行了润饰，俨然要继续把自己塑造成一尊文化之神。

      为了让文章见报，同行做了让步，把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按照评委的意思改了，但是保持了原有质疑的基调，就算如此，评委仍是非常紧张，甚至提出不发报道，不过这时候已经由不得他了。

      后来那篇稿子见报，我看过后就得出一个结论，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脸皮比还厚的，现在终于见到了一个。同时我也明白了，几年前那老作家为何会用那两个字去形容一个著名的评委。

——继续抄

女人的反感有一种很奇怪的逻辑，对余秋雨的恶评，完全忘记了对文、对人是两种尺度的可能性。

有些尺度，总不能要求“文如其人”的说。

尽管余秋雨先生的长相过于平淡了些，但他的文字作品中向来是意气风发的。

至少，我曾读过的如《西方戏剧理论史》、《艺术创造工程》、及《文化苦旅》之类的文字，多有文人的浩然之气。

因此，猜想余秋雨先生的心灵感情未必是一潭死水般的迂腐，马兰在演艺生活中的灵气和过于疲弱的文化底子成为一种反衬，正好激发了文人多情的拯救情怀。

自从余秋雨先生立志在文化传媒界冲浪之后，舆论上的负面影响当然也是其个人敏感之处，这点道理也应该给予理解的吧。

难道红粉丽人不怕曝光恶俗镜头吗？

我很俗，我看的只是外表，没想到什么“对文、对人是两种尺度的可能性”。

既然是个人看法，就不必要求每个人的看法一致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11 16:05:0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