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案”——专访吴法宪女儿金秋教授
黄琨

    8月13日晚，金秋于演讲前夕在纽约接受了《多维时报》记者的采访。
    无可否认，人们对金秋的特殊身份非常感兴趣：她的父亲是吴法宪。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林彪因为倚仗毛泽东而在中国炙手可热，那么吴法宪则倚仗林彪而在军内炙手可热：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文革”中权力空前膨胀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但是中共的政治斗争极其诡谲险恶，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毛林公开分裂的转折点，也是吴法宪在政治上失势的开端，“九一三事件”后的两个星期，吴法宪锒铛下狱，此后十年家人毫无他的音讯，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但是金秋又是一位专攻林彪事件的历史学家。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后代成为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学者，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多见。多维记者问：“你如何处理这两重身份可能有的矛盾？--作为当事人的后代，你可能有个人的褒贬好恶，作为历史学家，你又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历史事件和包括你父亲在内的历史人物。”
    金秋坦承：个人经历在历史环境中带有很强的感情因素。正是身为当事人后代的刻骨铭心的遭遇，促使她产生研究这段历史的最初冲动。但是同时，之所以要研究这段历史，还因为官方的定论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值得去细细探寻。
    金秋1977年参加了在“文革”结束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虽然成绩不错，却没有被录取，原因不言而喻。她再次报名，终于成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1978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交通部干部管理学院任教数年，她又考取北师大英语专 业的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1989年，她来到美国，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历史，六年后获得博士学位。
    金秋解释说：“对我父亲他们那一批人的命运的关注，使我决定出国改学历史，来研究这一课题。”她接受了历史学的专业训练，“经历了从见证人向学者的转变，尽管这一转变是很困难的，但我却相信它是必要的。”金秋在美国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以林彪事件为题目，并以《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为题，1999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但是当多维记者询问金秋她这部专著的主要观点时，她的看法恰恰是：尽管林彪问题与"文革"问题密不可分，“林彪事件”这一概念就其广义而言，就是林彪在"文革"中权力膨胀又垮台的过程（而狭义“林彪事件”则指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出走坠机事件），但是她一直致力的，却是开拓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林彪问题，“要建立一个历史学研究的框架”。
    “历史不是\'案\'。”金秋说，现在一谈到“林彪事件”，就有人争辩该不该“立案”“定案”和“翻案”，所谓“案”，意味着是从政治、法律角度来看这一事件。然而，她作为历史学者有另一种思考。
    金秋说：什么是历史？中国传统上有“正史”“野史”之分，所谓“正史”，是官方对于某个事件的标准化认定，除此以外一律视作“野史”。这些“野史”往往保存了很多历史真实。而以当今的学术眼光来看，历史至少有如下多种层次：有官方认定、并大力灌输的一套记录和解释；有事件参与者、知情者可能与官方说辞截然不同的个人记忆；这两者之间，还有大众的共同记忆，有学者的研究阐述。对同一个历史事件，这种种层次的看法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一致，而应该允许各抒己见，经受时光的考验。
    金秋认为：事件参与者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受到各自经历的影响，也受现实政治的影响，都有高度的选择性。“一提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首先想到珍珠港事件，日本人首先想到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中国人首先想到南京大屠杀--大讲特讲的都是自己受害最深的事件。”
    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文革”参与者的身上。金秋说她读到过一个前红卫兵的回忆录，开始的几页讲到如何抄家“破四旧”，但大半篇幅讲的却是自己如何受迫害，被遣送到农村改造。写了影响很大的小说《血色黄昏》的作家老鬼也类似，“他讲了到内蒙插队时去一个‘反动牧主\'家抄家，那家被拴着的狗对他们叫，他们就围上去用锄头打它，牧主扑上来护狗，自己肩膀被锄头打伤。老鬼后来自己也养了狗，对狗有了很深的感情，当狗有了三长两短，他与狗也面临生离死别时抱着狗哭，难舍难分……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不想一想，那个牧主爱护自己的狗的感情，不是一样的么？他对此却没有表示出一丝愧悔。”
    金秋说，如果一定要说“政治”，那么自己的动机中有一条，是想为在林彪事件中受株连的成千上万人说话。金秋记得当时的空军大院被陆军接管，官兵统统接受审查，根据中共文件，军以上立案审查的就有一千多人，更别说军以下干部，和这些人的亲属了。
    “我眼见着这么多的人一夜之间便都成了’坏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多少年，只不过是由于职位关系，就被卷入到这场实在是太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家破人亡……这些人已经都发不出声音了，总得有人为他们说话吧。”
    多维记者问道：“只记得自己受迫害，不记得（或曰不提）自己迫害别人的情况，是否也适用于林彪集团成员？他们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否也扮演了迫害别人的角色？”
    金秋认为，这种情况正说明，我们要跳出这个思路的怪圈。“中共建政之前就已经无数次搞党内路线斗争、清洗运动，到‘文革\'前‘文革\'中，不知翻过来倒过去斗过多少人。这段时间你整别人，下段时间被别人整，这是环环相扣的很长的链条，算历史恩怨实在是算不过来。”她说，中共政治还有一个“单行线”特点，“进入了就只能往上挤，不可能退出，想激流勇退，就只会粉身碎骨。”这就迫使人们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必须你死我活。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如此残 酷的政治斗争，就必须超越于个人恩怨，一起来探究更深层的原因，避免悲剧再版 。
    多维记者问：“‘文革\'期间中共中央发了文件给林彪定性，这使用的是政治方式；但\'文革\'之后的特别法庭，虽然也接受中共最高权力圈的政治指令，但是毕竟经过了司法程序，你如何评价这次特别审判中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成员的判决呢？”金秋认为：有意撇清“文革”实际上的罪魁祸首的罪责，那么受审的只能被看成“替罪羊”。
    作为当事人的女儿，金秋在研究中，是否能够拥有别人得不到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她介绍，她的专着共分七章，其中有三章与林彪事件有关。她在研究中运用了一些没有披露的独家资料，但总的来说，并不是着眼于披露秘辛，而是着眼于用历史的框架来重新认识林彪事件。“其实，了解中共高层政治运作的就会知道，现在该出的材料都出来了，如果没出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了--被销毁了。”
    多维记者问：你父亲后来遭遇如何？金秋回忆说，1981年元月，特别法庭判决她父亲17年徒刑，但从羁押之日起折抵刑期。没过几个月就宣布将他“保外就医”，这样吴法宪实际被拘押近十年。中央当时给这些保外就医的将军们指定了居住地点，吴法宪被安排到山东济南，金秋的母亲与哥哥也都去济南与他一起生活。八十年代后期吴法宪刑期满了之后，行动更自由一些，“当地政府对他们老两口的生活很照顾。”
    多维记者问：你父亲写了回忆录吗？对眼下人们争论的一些问题，是否打算披露他的见闻和看法？金秋说，前些年，他父亲自己写了一些回忆片段，后来身体差了，就口述录下音来，录了上百盘录音磁带，由金秋的母亲和哥哥整理成文，但是并没有出版的具体打算。现年89岁的吴法宪身体更差，在医院住了三年多，甚至插管抢救，更顾不上来确认或者澄清眼下坊间的说法了。
    是否考虑将英文版《权力的文化》一书翻译成中文？金秋说，她正在着手，不过，这项任务的工作量不小，"中国人对林彪事件想探究的内容更丰富，英文专着翻译成中文，必须增补充实很多内容才行。"这不是一天两天匆促可以完成的事，也要考虑已经历尽风涛的父母的处境，不能给他们增添麻烦。
    不过，现在中国大陆的言路毕竟在逐步开放。金秋近年常常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许多单位进行学术交流。金秋说，“都是小范围的，听众都是教授，博导一级的。”
    金秋介绍说，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制作人前一段时间读到国内张杰 《走出秦城监狱后的吴法宪》，要求采访吴法宪。他年近九旬，身体衰弱，便由金秋的母亲陈绥圻接受访问，谈了四个小时，凤凰卫视已经分上下篇播出。
    这次金秋应邀来纽约在法拉盛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主办的演讲会上讲完之后， 连夜赶回弗吉尼亚，第二天就要飞回北京参加“北京论坛”。与多维记者告别之前，她再次谈起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林彪事件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林彪事件还有一个起因，那就是林彪的“家庭危机”。
    “林彪的‘家庭危机\'？这是什么意思？”可惜金秋要赶飞机，来不及细说端详了，只说她在她书中写到了这一点。记者只能设法去弄到金秋的《权力的文化》来好好读一读了！

原来有个女教授也叫金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