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阅读
作者：汪凌

    我一直觉得，对读书人来说，有一块园地，定期地写写读书后的余味，是一件极适宜的事。因为人毕竟懒惰，如果没有一个由头在前面，只随性地读写，很多灵光一现的想法不见得会行诸文字。但是，有一个专栏(当然周期适当)在前面等着，于是，无形中催人努力，日积月累，可以读很多书，写许多字，然后，像伊人这样，书也一本一本出，比如这本《书城的罗生门》。在我以为，这样的状态，好极了。

    《书城的罗生门》是上海一家报纸读书版“伊人说书”专栏的合集。我在北京，无缘看上海报纸，不过从这本书评集，除见识了伊人过眼的书籍和文字意蕴，也对沪上读书版的面目，稍有了解。后者，是做编辑的习惯呢。从这个背景出发，就能理解，伊人的书评，是在特定氛围中有所为的。是什么呢？“散漫自由”地阅读，“不求甚解”(“甚”指“过分”之意)地理解，会心会意之后摆出自家观点。又因为，报纸版面有限，所以，伊人的文字大都不长，一千多字，点到即止，读来也轻松。当然有些牵扯到当下的热点问题，伊人笔下就有些洋洋洒洒，不过这样的长文并不多。读罢，就对一般海上书界状况、读书人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关注点……有了大致的印象。

    《书城的罗生门》分六辑。辑一多和外国人、外国书有关，如《项美丽在上海》、《写给书店的“情书”》、《莎翁也会老泪纵横》、《搞笑版“诺贝尔”》等等。伊人介绍书之外的讯息，告诉人们一本书面世的前因后果，尤其是作者的来历。其实读书，有机会了解一些背景，倒不是多余事，可以“知其所以然”呢。而且有些作者，经历坎坷曲折，其中的人生况味绝不下于笔底的春秋。比如《阅读莎士比亚》的著者兰姆姐弟。当时在英国，莎士比亚并不为年轻人所亲近，姐弟俩便起意用散文体，改写诗体的莎剧，200年后它也成了一部传世经典。姐弟俩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的佣人；律师任由佣人的两个小孩在自己的藏书室自由出入，姐姐带着弟弟伴着一屋子的好书成长起来了。不幸的是，姐姐后来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平复的时候，姐弟俩一起编写莎剧故事；发病前夕，当姐姐感到了预兆，姐弟俩就手拉手哭着向疯人院走去……这些，都是伊人在他的书评中告诉我们的。

    在辑二辑三，我注意到伊人对“记忆”、“遗忘”命题的关注。他阅读了老鬼《血与铁》、《母亲杨沫》，有感于老鬼“直笔不讳”对母亲“文革”事件的个人“记忆”，而直指社会大众、尤其某些名人对“文革”的回避和遗忘。他评说《南京大屠杀》、《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丧钟为谁而鸣》以及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中国文化界的某种“轻薄”风气，投以愤怒的抨击。

    《南京大屠杀》原书名是《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这位华裔女性写作此书是源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恐惧30万中国人被屠杀的历史可能会消失”。伊人慨叹，此书在美国甫一出版就上了畅销书榜，并印行数十万册；可在中国销路如何，从半年来寻觅不得的经验看，他说“真的不敢乐观”。然而汉奸胡兰成《今生今世》却在一些“文化名人”的吹捧下，一热再热，仿佛文章是可以和为人、品行这些大是非分开的。我极认同伊人的感慨，甚至觉得他的抨击太敦厚。这样的“遗忘”，是有罪的！

    在《苍凉浦熙修》一文中，他讲述了自己理解中的前辈同行浦熙修。“文革”是一个人性极端异化的年代，除了人性自身的弱点，还源于环境的诱因——在巨大的压力下，在以“革命”和“正义”的名义下，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表现出了软弱，事件之后良知复苏，由此背上沉重的包袱。伊人是悲悯的，他没有原谅软弱，也没有只把矛头对准个人，他试图将个人放在历史的具体场景中去理解……有时侯，温暖和宽容的批评也是需要的吧。然而，他在《马寅初“焚稿记”》中，又借一位老学者的话——历史常常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个人无力挽回的厄运，但并不是说个人可以由此而放弃他的责任——忏悔自己曾经的无知，提醒人们，“省察自身，是为了更深切地省察历史……‘集体失忆症’，是不能也不该再发生的。”

    伊人的文字，于时事、往事和历史，都有独到见解和犀利针砭。比如《不只为汪曾祺可惜》等文中，他对眼下新编或戏说历史剧的火热颇不以为然，对其中和史实出入太大的地方多有指摘。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伊人在那些无所顾忌宣扬皇权意识的电视剧中，嗅出了对历史潮流的“反动”气息。

    写书评没有定规，借他人文章抒自己胸中块垒，是其一；讲讲书外的边角碎料，引起人阅读的兴味，是其二；因为书中某事，正好和读过的其他书有契合或联系，于是牵引出其他联想，是其三……因此，不拘什么都可以作为书评的写作方式，它是一种非常随意的阅读随笔。伊人的书评，便是如此。
 
《书城的罗生门》  伊人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