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5月8日,陈其美(字英士)在上海被袁世凯的刺客所杀。孙中山扶尸痛哭,悲伤至极,5月20日,他在给黄兴的信中说:“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4天后他在给日本友人田中义一的信中也说“陈其美君在沪尽瘁国事,虽经几番顿挫,但该君之勇毅精诚,实为我同志所共同赞叹。”并亲撰祭文,誉为“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湖州碧浪湖畔至今还有孙中山亲笔题写的墓碑,以及“成仁取义”、“气壮山河”等坊表,评价之高、痛惜之情都前所未有。
最近读《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黄元秀的《陈其美事略》对他备极推崇,张任天的《我所知道的陈其美》则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两位辛亥老人记忆中的陈其美几乎截然相反。
从1906年加入同盟会,到1916年被刺身亡,陈其美的政治生涯不足十年,却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1927年,由他介绍参加同盟会的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他当年沪军都督府的部下有不少身居要职,他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四大豪门家族之一,他因此而身价百倍,名声之显赫几乎盖过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人为拔高的结果。透过辛亥老人张任天的回忆,我们也进一步看清了陈其美人性中残忍的另一面。
头角初露
陈其美,字英士,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读过七年私塾,15岁丧父,在一个小镇的当铺一共当了12年多的学徒,27岁到上海做了两年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1906年春,他29岁那年才在弟弟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
在日本的两年他先后学习过警察、法律和军事学。同年冬加入同盟会,并介绍同乡黄郛、蒋介石等入会。和同时代的浙江籍革命党人相比,他出道较晚,与光复会也毫无渊源。那个时候的他并不出色,直到回国时仍是默默无闻,在孙中山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他之崭露头角是在1908年回国后在上海的活动。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杀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孙中山正面临危机,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从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困境下,陈其美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从空言渐进于实行,“党势为之一振”,因此引起了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注意。
他在上海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领;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多有党羽”;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师,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哈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了李平书、朱葆三等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等,使同盟会在上海有了比较扎实的社会基础。他还先后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又协助于右任创办著名的《民立报》(于右任在陈殉难后写下《哀<民立报>社之友》一诗,有“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的句子)。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因为他在上海有社会基础,熟悉情况,又是杨谱生的亲戚,就委托他为庶务,主持日常工作。
这是陈其美崛起上海之初,孙中山说他“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进。”
沪军都督
陈其美自称书生(“其美一书生耳”),却行动果断、敏捷,以“四捷”著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
武昌一声枪响,不久上海也宣告独立,后来的史书往往归功于陈其美,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说当时响应最有力、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实际上当时李燮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燮和早年加入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亡命南洋,以教书为业,在华侨中威望很高。陶成章重组光复会,曾得到他的大力帮助,成为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前回国在上海策动新军,本来陈其美已和他约好共同起事,但陈以为上海可以唾手可得,就提前一天抢先进攻江南制造局,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结果连他本人都被俘。还是李燮和闻讯,急令光复军全力赴援,救出陈其美,上海随之光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会推举上海都督,大家几乎一致推李燮和,连李平书也表示赞成。“但陈其美利用其青帮弟兄,哄堂鼓噪,大闹会场,反对李燮和”,为了顾全大局,李“力示谦逊”,陈其美就这样被举为都督(也有说李燮和因为疲劳睡着了,等他醒来,陈其美已是都督,推举都督的大会没有一个光复会成员参加)。会议一结束,街头就出现了安民布告,上面赫然盖着沪军都督的大印,原来他早在起事前就已准备好了,陈其美“四捷”之名果然不虚。
李燮和在吴淞也称军政分府都督,一时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陈其美曾派人刺杀李燮和,但没有成功。李最后被迫离开上海,陈终于独享上海光复的胜利果实。
攻克南京后十天,陈其美在沪军都督府内下令枪杀了参与攻克南京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死者的亲人曾发表电函,责问他为什么“任意屠杀同志”、“同类相残”?《民国经世文编》中还有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致陈其美的三个文件,都是谴责他滥施逮捕、无法无天的行径。由此可见在陈其美这个革命党人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权、法治的观念。
那时的上海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陈其美也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经常“在外冶游”,“花天酒地”,风流倜傥,被称为“杨梅都督”。然而,在列、中山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只有沪军都督府是全力支持他的,他成为孙中山得心应手的骨干。所以孙中山说他“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陈的参谋部长黄郛与都督府许多中层干部后来都是民国政局中的要人,如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吴忠信、张群、陈果夫等,沪军都督府也可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滥觞。
暗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3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刺杀。据张任天回忆,事实真相早就是明白的,李敖在《蒋介石研究》中作过详细的考证,乃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干的。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干领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和会党有密切关系,在浙江威望很高。1906年,他在日本以个人身份参加同盟会,后来在南洋与孙中山在革命战略、人事、经费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导致分裂,重建光复会。武昌起义后他赶回国内,光复会旧部要推他为浙江都督,陈其美则极力推荐汤寿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出任交通总长,浙江要求陶成章任浙督的呼声很高。当时,陶在上海养病,“函电纷至,促陶来杭,主持浙事。陈其美则深忌之。”于是就有了刺杀陶成章的一幕。孙中山、黄兴都急电陈其美缉拿凶犯,但凶犯却一直逍遥法外。
陶成章死后,骨灰运回杭州,有万人参加追悼会,群情激昂,虽没有指出指使者的姓名,“而其人呼之欲出”。在随后举行的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四烈士追悼会上,陈其美的演说中,只是四烈士并提,表示悼念,对陶成章死于他管辖的上海、死于暗杀这些敏感的问题统统避而不谈。
暗杀陶成章、明杀陶骏葆给20世纪的政治史投下了巨大的阴影。陈其美杀陶成章比袁世凯杀宋教仁早了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宁沪之乱”“首魁”之一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陈其美也辞去沪军都督,但他没有去北京就任工商总长。直到1912年秋天,他才与黄兴继孙中山之后进京。孙中山曾乐观地向袁世凯建议,请袁练兵十年,自己修铁路十年,黄兴开矿十年,陈其美兴工商十年,就可以富国强兵。孙被委任为全国铁路督办,黄为矿务总办。据英国外交官的报告说陈“将被派往国外调查政治制度”,袁曾经要送陈其美17万元,作为出洋游历之资,劝他勿问国事,遭到他的拒绝。
不久,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中山提出诉诸武力,陈其美当时是支持黄兴“法律解决”主张的。“二次革命”无可挽回地迅速归于失败,他也成为“宁沪之乱”“首魁”之一,袁世凯出五万元的赏格缉拿他。1913年11月,他被迫离开他自己亲手参与缔造的民国,亡命日本。这时候他却指责黄兴——“南京是黄留守旧地,讨袁军系黄之旧部,不战而溃,弃地而走,黄兴不能辞其责!”他那封著名的长信,总结教训,追究责任,最后塑造出一个一贯正确、凡事正确的孙中山形象,无疑他是神化孙中山的始作俑者。也难怪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要全文附录。
毁党造党:引进帮会方式
孙中山第二次流亡日本,痛感失败是党内意见不一造成的,决心组织一个高度服从领袖的革命党。陈其美极力支持孙毁党造党的主张,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在中华革命党里任总务部长,主持组织工作,地位仅次于孙。
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帮会秘密结社的方式、方法,用来约束党员、控制组织的一整套就是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并且得到孙的同意的。党章规定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其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还要求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党员如果叛党,除本人处以极刑,介绍人要负连带责任。仅从内部组织上看,这个中华革命党更像一个帮会式的组织,而不像是革命的政党。难怪黄兴这样的革命元勋都拒绝参加,他们对陈其美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尤其不满。实际上,这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低潮,是他政治上的一个败笔。在接下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
洪宪帝制呼之欲出时,陈其美在上海组织暗杀了袁的大将郑汝成,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笔。袁世凯对爱将被杀耿耿于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临死前不久,还重金收买刺客将陈其美刺死。陈虽然用帮会的极刑约束部下,但最后还是死在两个叛徒(陈国瑞、李海秋)的手里,年仅40岁。在赏金面前,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死后半个月,袁世凯也呜呼哀哉了。
《传记文学》2006年第8期
傅先生又历史了
沈云龙:《陈英士、李平书与上海光复》
平平看过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吧?
这好象是参考了沈的文章的.
民国时期是纪念这位先贤的,蒋是他的小兄弟辈了。
大上海计划中,将新市中心(五角场)通往租界的大路命名为“其美路”,在路口有陈的骑马披斗篷的大塑像。后来被日本人推倒去化了铜,这条路也重新命名为“松井通”。光复后恢复原名,1949后改名为“四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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