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在民主政治中的核心作用

                          伊恩维斯奎兹

对于自由社会中人们所珍爱的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来说，经济自由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本身并非只是最终目的；经济自由也是其他自由的支撑。当个人选择、自愿交换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健全的时候，实现政治自由或公民自由是难以想象的。

　　196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

　　"历史上对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之间关系的看法一致。我没有发现这样的案例或地方：在拥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的同时，没有自由的市场来开展大量的经济活动。"

　　在过去20年，第三世界国家中央计划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似乎印证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在全球范围内，经济自由的增长也伴随着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长，这两者对国家摆脱独裁主义和开放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因为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它通常可以扩大个人选择的范围。但是，经济自由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经常被人们低估，这些人包括相信政治多元化、人权、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们。

　　然而，经济决策的分散化支撑了公民社会，给各种组织提供了可以不依赖国家而存在的空间。在具有经济自由的国家，私人部门能够支持公民社会制度。因此，只有当经济权力不再集中在官僚或政治家手中时，真正独立的教会、政治上的反对党、各种各样的商业和媒体才更有可能存在。

　　根据定义，经济自由化意味着降低对公民的全面政治控制。世界上的独裁政府已了解到当前全球化时代的这一趋势。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就开始推进市场自由化的南韩、台湾、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等独裁国家已经转向民主政治。随着2000年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Fox）赢得总统选举，墨西哥1990年代（开始）的市场自由化结束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七十多年的一党统治，这段历史曾被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VargasLlosa）称之为"完美的独裁"。

　　经济自由是平衡政治力量和促进社会多元化的独立源头。例如，当国家拥有和尽力控制银行业、信托业、电信业或新闻业时，国家不仅控制了经济活动，而且也控制了意见的表达。世界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二十世纪早期作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Belloc）表述的真理："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类似的两难困境。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中国必须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这种经济自由化促成了二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市场化改革让数亿中国人从国家那里获得了比较大的独立性，并开始产生出中产阶级，他们需要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政治表述。党希望保持政治权力，但是经济自由化正在挖空这个目标的基础；然而结束自由化将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社会不稳定。

　　在处于此种状态下的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经济自由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产生了中产阶级，减弱了公民对国家的依赖性，从而发展了政治多元化。经验证据证明了（经济自由与政治多元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度与国家的繁荣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最广泛的经验研究。它研究了38个经济自由度指标，这些指标包括政府规模、法治水平、货币与贸易政策等等，研究范围涉及127个国家，时间跨度超过30年。研究发现，经济自由与繁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人均收入平均达到25,062美元，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人均收入平均只有2,409美元。自由经济也比非自由经济增长得更快。过去十年中，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人均增长为2.5%，而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人均增长只有0.6%。

　　菲沙的研究也发现经济自由与减少贫困和其它进步标志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联合国人口贫困指数与菲沙经济自由指数呈负相关性。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中最贫困的10%人口的收入水平为6,451美元，而经济最不自由的国家则只有1,185美元。在经济自由程度处于上层20%的国家的人，其寿命比下层20%国家的人多25年。低婴儿死亡率、高教育水准、低腐败和更多的安全饮水系统也与经济自由的增长相关。联合国人口发展指数与高经济自由度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之家（FreedomHouse）的政治与公民自由指数也一样：经济自由越多的国家，其它方面的自由往往也越多。

　　实际上，（经济的）自主增长主要依赖于鼓励自由企业和保护私人财产的环境。西方依靠这样的环境在十九世纪摆脱了广泛的贫困，此后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时代。甚至在此之前，英国农民商贸阶层的出现，导致在英国国会中出现了其代表，他们在十七世纪成功地限制了国王专断地没收财产--简而言之，农民商贸阶层的出现促成了立宪君主制的建立。对政府权力的可靠限制增强了财产权和法治，是使英国成长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主要原因。随着英国财富的增加，它（后来）当然变成了民主国家。

　　更新的证据支持以下观点：经济增长和比较高的收入水平产生民主，或至少协助保持了民主。政治学家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Przeworski）和费尔南多﹒李满基（FernandoLimongi）研究了135个国家从1950年到1990年间的情况，发现"人均收入是民主制度稳定性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例如，他们发现：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指1985年的PPP美元）的国家，其民主制度的平均预期寿命为八年。（PPP代表购买力平价，它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说的是，当两个国家的货币在各自国家的购买力相同时，我们就说两国货币间的汇率是平衡的。）当人均收入在1,001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时，民主制度大概能存在十八年。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55美元时，其民主制度就能一直存在下去。

　经济自由产生增长，但并不总能促进民主。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典型的案例，它们属于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地区。财富也不总是经济自由的单独产物，正如某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所证明的那样，他们有较高的收入，但经济权力却被国家严密地控制着；可以预见，这些国家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也受到严格的限制。然而，经济自由在民主制度中的核心作用是清楚的。它是推进民主的强大力量，对于保持政治自由来说，（有一个促进）经济自由的优良措施是必要的。

自由主义民主与法治

　　民主不是自由的同义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其它的自由相伴，民主制度几乎无法成功地限制政治权威的专断权力，即使对于由选举产生的机构也是如此。因此，当务之急是努力推进法治--它是自由主义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核心元素。

　　显然，对于健全的民主制度而言，法治是它的必要条件。人们愈益认识到，法治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例如，《世界经济自由报告》发现，当人均收入超过3,400美元时，法治水平较差的国家不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于1.1%）。这就是说，当经济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时，法治的改进是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

　　与减少关税或私有化不同，大概法治不能被直接推进。最好是在妥善处理其他事情的同时或之后进行推进。

　　我提一个谨慎的建议。我们应当创造一种让法治能够得到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去直接推进法治。在某些方面，这意味着进行市场化改革或者提升经济自由度。对于很多穷国来说，这包括缩减政府的规模。对于今天已有很好的法治体系的国家，应首先建立这样的制度，然后才能扩大政府的规模。

　　不幸的是，今天有太多的穷国正在以相反的顺序复制这种过程。例如，巴西、斯洛伐克、刚果和俄国这些不同的国家，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30%或40%。政府规模很大时，推进法治的努力肯定会失败或相当困难。实际上，虽然过去二十年里世界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趋势不断增长，但大多数国家在实现经济自由的道路上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俄国似乎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但它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还排在127个国家中的第115位。

　　此外，作家法瑞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发现，世界上大多数差劲的民主是非自由主义民主--即，除自由选择统治者外，包括其它自由在内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他指出，西方首先发展出了自由立宪传统，然后才向民主制度转换。例如，1800年英国只有2%的市民投票，但在当时它可能已经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扎卡里亚进一步指出，非西方国家近来已开始向自由民主转变，例如南韩和台湾，首先出现的也是资本主义和法治。这种模式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象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在推进经济自由或经济发展时会碰到特别的挑战，这些地方首先实现了民主化，然后才开始着手经济自由化。

　　今天，中东欧、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许多国家正在试图同时实现民主和经济自由，它们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经济自由已倒退或不再占据优先位置，这预示（他们的民主将会是）差劲的民主。在其他国家，如爱沙尼亚，经济自由已稳定增加，因此在加强民主建设。我们这些相信民主资本主义的人--不管是生活在充分民主的国家、民主差劲的国家或独裁国家--都决不会忽视在建设自由社会的过程中经济自由所起的核心作用。

财产权与民主

　　赫尔南多﹒德﹒苏托（HernandodeSoto）是秘鲁利马自由民主研究所所长，1990年代曾担任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Fujimori）的顾问。德﹒苏托协助发起了秘鲁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个计划让秘鲁重新返回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以下文字摘自与德﹒苏托在国际私人企业中心（CIPE）的会谈，这个会谈讨论了他所谓的财产权与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会谈内容最先刊登在CIPE出版的杂志《今天的经济改革（ERT）》上。

　　ERT杂志：在研究西方民主的时候可以发现，所有西方国家都有一种保护财产权的强大机制。创造这样一种机制对于建立民主制度是否重要？

　　德﹒苏托：我想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第一件需要注意的事就是他们都享有财产权。他们可能具有不同的土地占有和财产权制度，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保护人民"交易"财产权的权利。对于了解你是否是某物品的原始所有者，这样做是重要的,你可以强烈主张这种权利；但还不止此，如果你出售了这个物品，不管是谁购买它或为了商业用途而间接地使用它，都会觉得交易是安全的。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财产权已经存在了。可是，这些国家中没有发达国家所具有的那种相应的法律框架，这种法律框架可以让财产权流通起来。这种法律框架提供了一个平台，让财产以非常安全的方式流动到最能发挥其价值的用途中去。

　　在从俄国到拉美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今天人民有了财产，而以前他们是没有财产的。但是政府机器--执行、立法和司法部门--仍然不去建立保护产权的法律框架和制度……

　　简单地说，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问题是，人们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创建保护产权的法律框架……首先，需要发现存在哪种产权。其次，需要研究西方国家各种模式的演变过程，以及如何去创建出某种组织，以便从法律角度最好地组织和保护这些权利……

　　ERT杂志：你如何描述强大的财产权制度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

　　德﹒苏托：两者的关系非常紧密。在建立一套好的产权制度方面，民主政治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某种意义上，除非你知道底层人民如何思考他们与物、土地和财产之间的关系，你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套这样的制度。只有在你知道了他们的想法后，你才能够把财产权结合到确实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去。

　　以美国为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各种各样的机构都承认声称自己土地所有权的先驱们的作用，虽然当初这个国家并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法律框架。根据英国的传统，国王和法官创制法律；但美国没有采用这种传统，美国政府承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许多他们自己的处理财产问题的方法，已经有效地建立了当地的社会契约。其结果是，一种在全国都有效的财产权制度就建立了起来并发挥作用，但并没有采用从英国带来的那种法律。相反，它是在草根民主制度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来自这样一种事实：美国许多穷人走出家门，打下树桩声明自己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基本为大部分人所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坚持……

　　如果民主是指人民管理政府，那么这首先就意味着人民的社会习惯将得到承认和保护。这就是说国家要了解逐渐形成的习惯，逐渐地将财产权溶进很复杂、需要化很大努力才能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去……

建议改民主政治作市场政治，以与市场经济相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