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的《金庸传》前年出版，写出了一个不同于他人笔下的金庸，于是声名大噪；其实，在这之前，他大量散见于各报刊及互联网上的随笔与时评早已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关注，他成为各地出版社所关注的人物不是偶然的。2004这一年，他的新著不断面世（从《百年梦寻》到《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近年，又有《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推出，还有等待付梓的《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遥望新大陆》、《漂浮的木版》等，如此快捷，颇有辛弃疾“少年鞍马尘”的味道。学者智效民不禁生叹：读的没有他写得快！谢泳也说，国涌是一支快笔。
    那年在杭州，国涌对我说：以后我们写书最好在十二三万字左右，这是一个最佳篇幅……结果，他还是写得太多或太快了。《南风窗》评论说：“天南海北的六家出版社先后推出同一位作者的七本作品，在忌讳‘撞车’的出版界不能不说有些罕见”。国涌一度经济拮据，最终选择了以文为生。他最初大量的写时评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为生计所迫。但这并非易事，第一年勉强写了十来篇，第二年写了七十多篇，现在一年写二百篇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国涌的写作兴趣更大的还是在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公共性的研究上，其随笔多以此为题材，叙事跌宕，议论精辟，文风清新，已然透出个人深厚的史学素养。他说自己主要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认为“从王韬到储安平，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的长夜里。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沈荩、邵瓢萍、林白水、史量才等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国涌读书多，虽非科班出身，却目光敏锐，套用历史学教授高华的话说，就是对历史的那种大感觉好。他曾提出“‘主角意识’畸形发达是民族苦难的重要根源”这样的观点，说“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极端化倾向，要么逆来顺受，窝囊透顶……什么角色意识也没有，要么总想着有朝一日称王称霸，像洪秀全、李自成这样想当主角的人也不少”，“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是自己的最高理想，亦即“配角意识”、“群众演员意识”，“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始终保持独立的批判”，他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
    国涌成名，有其勤奋与执着的一面，同时又得力于这些年朋友们的“古道热肠”。他的第一本书《金庸传》就得到丁东的鼎力相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许良英、谢泳、山东《老照片》执行主编冯克力等人都伸出友情之手，国涌说起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那年《老照片》张杰途经南京时对我说，冯克力曾嘱咐每一期都要约国涌的稿子。朋友们之所以伸手相扶，除国涌个人特殊的经历之外，应当说更多的是欣赏他的才华。最近读到的这本《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以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为考察背景，再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信仰抉择与理念冲突时的真实心态与面貌。就其文本而言，尽管叙述多于议论，在某些认知上亦可挑剔，但国涌在史料的运用上以及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拿捏十分稔熟与准确。应当说，此时他的文字更加成熟了。
    国涌说宋云彬有其书生可敬的一面，其实他何尝不是这样。有一次他打电话来，说读聂华苓《再见雷震》一文（《读书》2004年第2期），聂文谈及当年诬陷雷震的关键证人刘子英离开台湾岛时，临行前突然给雷夫人宋英留下了《辩诬》一文和忏悔信一封，他读到这里“禁不住泪流满面，直至嚎啕大哭了一场”。在生活中，国涌还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认识许多人，也知道许多事，却很少在背后臧否人物，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留下的印象。说这是浙江人的精明也好，或是他本人的厚道也罢，总之，你绝然不会反感。北京学者张耀杰曾撰文批评他的一篇文章，其语多尖锐，国涌则坦然面对，后来耀杰对我也承认自己当时说得“太厉害”了。
    据我所知，国涌在生活中是一个跑不起来的人。然而，在自己的领域里，国涌却以另一种方式，大步流星地跑了起来……

(原载2005年6月1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