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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历史版《台湾小学课本里的“蒋总统”》，不禁想到自己写过的旧文，找出来贴上，算是呼应。）

报载，沿袭多年的语文教材终于将有较大的改动了，作为一名在语文教学岗位上工作了数十年的教师，闻讯之后自然大感欣喜，虽然也暗觉改革的步伐稍稍慢了些。

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除了思想健康、政治正确之类硬指标外，在文章作法上自然也应有明显的高人一等之处，以体现并尊重语文课程的纯粹性，切切实实提高学生语文水平。所谓“高人一等”之处，小而言之包括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等基础环节没有丝毫可挑剔之处，大而言之还须包括文笔生动，逻辑严明，表达新奇等属于文章境界的高级范畴。这要求并不过分，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万里挑一的作品，自然应体现国语文章的精华。然而，遗憾的是，上面这些本属题中应有之义的要求，以往的语文教材并不能完全做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因循守旧的传统势力，意识形态中种种陈旧的、“左”的思想的侵袭，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它们在把语文教材的政治功能提高到惊人高度的同时，也使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纯粹性、独特性、审美性受到侵害。说来真是荒诞，教材中的有些“范文”，甚至连最起码的“文从字顺”、“条理清晰”都做不到，结果，不仅给教师上课制造了相当大的障碍，也直接损害了学生对语文的理解，间接损害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兹举例说明。

成人中等学校高中《语文》课本的开卷篇，是郭沫若的《梅园新村之行》，显然有范文中之范文的意思。文章记叙了国共和谈时，作者前往梅园新村周公馆拜访周恩来的经过，反映了周恩来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为和平事业献身的精神。只是，细读全篇，总觉得作者是在随手涂抹，敷衍成文，下面是文章的最后一段：

借了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先生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恰巧，两处都不在家，我们便回到了中央饭店。

“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先生和青年党的代表们”中，有二错，首先“先”字用得没道理，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接着又去拜访了谁？让人心生疑窦。其次“了”字多余，既然没有见到被访者，就不必用“了”来表示该过程的完成。另外，“恰巧”也下得不是地方，如果事先没有预约，瞎闯了去，却遇见了被访者，心里高兴，可以说是巧遇，如果没有碰见，必生惋惜之情，当然要用“不巧”才能达意，除非作者潜意识里并不想见到他们，访而不遇，反而暗自庆幸，可是这一层意思文中并未暗示，我不敢胡乱会意。最后“回到”一词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作者和周恩来明明是从周公馆出发，怎么能说是回到了中央饭店，何况“中央饭店”在前文又一无所见。如果严谨一点，“两处都不在家”也颇可斟酌，一处指莫德惠家，另一处指青年党代表们所在的地方，说成“两处都不在家”，难道青年党的代表们都出自一个家庭？青年党岂不成了兄弟姐妹党？这“家”字用得莽撞。总共49个字，除起首11字外，其余分句都不够严密，实在遗憾。再看这一节：

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梭发椅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为了表明对周恩来的敬佩，作者赋予一盆雨花石如此非凡的人格力量，突兀是突兀了些，考虑到其情难抑，原也不必挑剔。可是，正处于模仿阶段的学生难免亦步亦趋，加以初中所学《白杨礼赞》的影响，但凡写景写物，笔下景物必伟大不凡：小鱼小虾，舍身忘我；太阳月亮，大公无私；水仙牡丹，先人后已。也难怪，郭沫若可以这么写，学风老实的孩子就写不得了吗？至于有着美妙花纹的文石究竟与“无我”何涉，也就难与君说了。可以推想，如果周恩来办公桌上放的是一缸游鱼或一盆文竹，郭沫若必然另有一番惊人之论。

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才华固然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任何一篇应景之作都可以作为范文入选中学教材（何况晚年的郭沫若承认：曾写过大量愧悔不迭的应景文字）。将郭老如此草率的文章放入教材，不仅对学生无甚帮助，对郭老也谈不上敬意。

教材中还有不少文笔粗疏，顾此失彼甚至逻辑混乱的文章，真不明白教材编选者依照何种眼光把它们选入。再以巴人先生《况钟的笔》为例。作者由昆剧《十五贯》中监斩官况钟用笔的三起三落，引出对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课文在开门见山之后，笔锋一转，大谈各色人等都要用笔以及笔的种种不同。这种游离于主题的闲笔，出现在鸿篇巨制中未尝不可，只要它是有趣的，智性的，可是在千字文中用九分之一的篇幅去玩这样的闲情，则显然过分了。更何况，这一段文字非但未见得有何风趣博学，倒是劈头就有一处杜撰的成语，可供学生作“咬文嚼字”的大好素材。原文是：

自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以来，凡是略识“之乎”的人，都是要用用笔的。

明眼人一望可知，作者露馅了。汉语中形容识字不多的成语，原有“略识之无”备用，典出唐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自述出生才六、七个月时，乳母就教他认识了“之”“无”二字。当然，高明之士为避“死在句下”，原也喜欢对成语作创造性使用，读者不必尽视如杜撰。但巴人此处的“略识‘之乎’”，却实在看不出有何创造之举，何况“之乎”还加了引号，显出一副事出有据的样子。结果，我们只能认为他一时不察，掉错了书袋。附带提一下，在注解和教学参考书中，关于“略识‘之乎’”，没有丝毫说明和澄清，正应了钱锺书先生的一句批评：当注时不注，不应注时乱加注。
再推敲《况钟的笔》的遣词造句，属于言语乏味，空疏虚无的，似也不在少数。比如：

况钟的笔就处在主观主义者过于执和官僚主义者周忱的两支笔锋夹攻之间了。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的。

余光中在谈到鉴别文章优劣时曾经说过：“文笔有毛病就像气管有毛病，忍不了多久一定要咳出来的。文笔如果不好，内容能好到哪里去呢？”作者不讲究遣词造句，加以境界拔得太高，文字全在云头里，难以落到实处，又满是杀伐之气，不免流俗。

除了文笔粗疏，胡乱拔高境界这两处为文大忌外，在文章结构上作者的毛病也正不少，写到关键处有时竟然说了前言忘后语，全无头绪起来。文章倒数第二段，作者这样开头：

但况钟的用笔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支朱砂笔必须点中真正的杀人犯，那才能为社会除掉坏人……

下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直看到文章结束，也找不到“首先”之后必须紧跟的“其次”，更别提这种情况下通常还会出现的“第三”了。如此疏于经营、漏洞百出的文章也能成为范文，苦不堪言的老师和学生真的只能徒呼奈何了。范文之“范”，兼具“典范”和“示范”之意，只有文章无愧于典范之名，才当得起对学生的示范之实。面对这类下笔千字，离题万里的文章，我不知道学生究竟会得到何种示范。

语文教材中的范文，最突出的毛病，我以为是陈词滥调的大面积泛滥。《漫谈事业心》即为一例：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理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则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大业。……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具体事业的协调发展才能完成的。这就要求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能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优秀的成绩。……做任何工作都应该有事业心，也都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一枚钮扣，该是平凡的。卖钮扣的工作，当然也不是惊天动地的。……要成就一点事业，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不行的。……要成就一点事业，仍然要含辛茹苦，仍然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献身精神。

一面说“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一面却充满了“空洞的口号”。这类口号的典型特征是：每一句话都大到极点，正确到极点，然而看遍字里字外，却见不到一丝独特感受或经验体会。言之无物竟至于此，面对文中的荒唐语句（如“一枚钮扣，该是平凡的”），人们早已没有兴趣再去追究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不少文人教养不足，学艺两亏，个别的还文理不通，是不太有资格被称为作家的，谁知偏偏还被选进神圣的教材里，真可谓瓦釜雷鸣，鹊巢鸠占。希望学生们学了这类文章而能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无异与虎谋皮。有道是“上行下效”，学生们在课堂上与这种“假大空”的范文打够了十年交道，难免不会形成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人格特征。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可以庆幸的是，语文教材终于开始全面改革了。虽然还没有看到，但希望到手的范文能名至实归，真正现出一派珠玉纷呈之象。

[1] [过于执]：《十五贯》中的知县，由于他的主观臆断，严刑逼供而定人死罪。

[2] 为减省篇幅，所有引文中的省略号均为笔者所加。

菜农兄所言极是，好像是应用题吧，被很得意地装上了阶级斗争的故事。

现在的语文课本里还有一篇《改造我们的学习》赫然在列，我哭，我哭，我从没见过这么啰嗦的文字，里面所谓的对比论证，后半段皆在“是”之前缀以“不”字，便堂堂成章了，呜呼~~~

1、解放前，地主剥削农民，每亩地一年生产100斤稻谷，每亩缴租还要80公斤稻谷，贫农李大爷种三亩地，一年自己实得多少斤稻谷。

2、解放后，贫下中学习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年亩产提高为500斤，向阳人民公社有三百亩稻谷地，共生产多少斤稻谷。

以前语文课本最多的一句话是耳边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以致于老村安排一个主角专门能听到主席教导牛人，一般人是听不见的。

语文教育问题最多，争论也激烈，以后还请紫壶多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菜农兄：过去文学作品就是这么乏味，关键时候，耳边就回荡起什么什么，甚至科普文章也走这样的路径，记得小时候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有个问题是为什么人们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情，力气会比平时大，竟然也用毛语录来加以解释，令我疑团深锁。

乌龙茶：我不擅思考，可能也是因为干一行怨一行，最怕谈论教育问题。谢谢你的鞭策。

金秋：我也是幼儿失学，小时候跳橡皮筋时唱的儿歌是：十二十二小铃铛，战斗英雄黄继光……后来看到《城南旧事》里小孩子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妒嫉得黯然神伤。

以下是引用紫壶在2006-8-24 20:08:00的发言：

原来紫壶看《城南旧事》也是这感觉！知音啊！不过你说自己幼儿失学是什么意思啊？我幼儿虽没失学，可在学校里学那些没用的东西还不如失学了呢！

人文性与工具性是语文教育的两大特性，而在我国，人文性往往等同于思想性，而思想性又等同于政治性。于是一个本来没那么复杂的问题被人为地弄复杂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倡导语文教育应以工具性为主的观念，总是有相当的市场，即强调语文教育应与政治教育相区别，这种观念深得老派语文教师的认同。我听过一位语文教育学者这样说：“如果我教的学生写的文章很反动，反动到公安部要抓他的程度，这不是语文教育的错，而是政治教育的错，相反，语文教育应该受到表扬，因为他能写出这样反动的文章，而且反动到惊动了公安部的程度，说明语文教育是成功的，政治教育是失败的。”

紫壶的这篇文章用具体指出了当前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剖析语文教材如何贯彻人文性与工具性方面，很有说服力。

平平：不用自卑啊，高考中极具个性的作文不也经常落得个命比纸薄的下场吗？自卑的好像应该是我嘛。

taodd先生：先生所举之例，显然是经济困难时期愚民政策得到充分落实的一个典型。

乌龙茶：“人文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对人性的理解、对自身和他人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的维护，贯彻在语文教学中，当然还包括人格修养的养成，培养学生博雅的情趣和审美的趣味，等等等等。然而，正是由于对“人文性”理解的偏狭，或者说，有些教师本身缺乏人文修养，才导致一味倡导语文教学强调工具性的教学功利主义。

中国的世界上的众多名家大师的经典著作,如果被选进教材,经过我们的专家点评,再按照教育大纲的理解,不浑身起鸡皮疙瘩才怪.他们有本领在沙士比亚,屈原,李白,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中读出阶级斗争来,还要我们来正确理解.

现在虽然开始改革了,但对作品分析理解的思路如果没有改革,多好的范文也培养不出有用的人才.

乌龙茶：在高校，语文教学大多以推行语文的工具性为唯一途径，几乎只学应用文，《大学语文》已被弃置一边。

琛一：谢谢你对小文的关注。你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虽然在钱理群对《项链》重新作了分析后，几乎不再以阶级分析的方式去面对课文，但是，对文章的阅读理解依然被纳入统一的审美方式，答案的标准化、对文章的肢解，都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很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