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黄裳先生写过小说之类的虚构之作。他以散文、书话闻名。即使民国年间出版的《关于美国兵》一书，亦只“是在报告文学这一创作方式盛行很久以前出现的报告集，记下的是一年从军的生活”(黄裳语)。当时由于作者刚跨出校门，随军任翻译官，任务是沟通来到中国进行抗日的美国盟军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交往讲课等。此后就有了一九四七年写作的《关于美国兵》问世。

    然而，我在沪上一家旧书肆的书柜内，一眼瞥见《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一书，立刻被著者“黄裳”两字吸引住了。这可是我从未见诸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一册黄裳旧著呀。粗翻一过，尽管此书再版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但我仍视其为旧著。盖因其繁体字竖排，版式一如民国旧平装。此书比三十二开略小的四方开本，十分惹人喜欢。我当即掷下超过我对此书心理价位数倍的银子，毫不犹豫地购下此书。

    这是黄裳先生惟一一部日记体中篇小说。书的副题为“拟美国兵日记”。小说模仿一个美国兵的口吻，以日记的形式，反映美军入侵朝鲜的一个侧面。用日记体写小说，黄裳不是第一个。但他巧妙地借用这一形式，让虚构显得真实，在整体的创作中，赋予了人物、时间、地点，乃至一些事件的背景、军队的名称、数量的真实，使读者相信这是生活的真实，是对生活艺术化了的真实写照。纪实与创作，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完美结合。因为，黄裳写过《关于美国兵》，他有生活体验，他对美国兵甚为了解。

    黄裳在他的所有文章中，从未谈及他的这部旧著，有关评述黄裳的文字中，亦未见涉及，甚至六卷本的《黄裳文集》均不见收入。那日与黄裳老晤谈，他一边为我在此书扉页上签名，一边对我说:“我亦未藏此书”。并嘱我以后在旧书店留心，见到此书替他购下。我想，黄裳先生自己未有此书，这是此书一直无人提起，或重版印梓的缘由。

    由于《关于美国兵》一书在《周报》上连载，黄裳顺利进入《文汇报》社做记者。时至一九五○年，为了配合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文汇报》社任职的黄裳先生，动笔写下《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并开始在该报连载。当年十月结集出书，仅过一月，又再版印刷发行。可见，这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小说颇受读者青睐。

    披阅此书，令我格外惊喜的是，书中有十五幅插图，漫画笔法，生动形象，与小说相得益彰，互为映衬。插图者为沪上著名漫画家洪荒先生。他出生于一九二三年，时任《文汇报》美术摄影组长，后任上海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四十年代中期开始漫画创作，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专职从事漫画创作，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漫画，其《强烈的对比》一画，被大量复制后张贴在街头，向民众揭露反动军队的罪恶行径，宣传解放军热爱人民的本质。此画在一九四九年参加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是黄裳解放后写作出版的第一部书。书后附有作者的再版后记:“这本小书写作的时候，正当美帝强盗在朝鲜发动了侵略，因而遭受了朝鲜人民军队的无情的打击，弄得十分狼狈，我就记录了这批强盗们的狼狈面貌。现在，美帝更想把侵略扩大，把战火燃烧到中国边境了。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全国性地卷起了抗美援朝的浪潮。没有问题，美帝就又遭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也显出了更为狼狈的光景了。”黄裳写于五十多年前的这段文字，留有那个年月的时代烙印。可想而知，那时的黄裳，正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其出笔神速，写作甚为高产。此书的连载发表，一版再版，在当时起到的影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细阅整部作品，甚觉人物刻划鲜明，对话精彩，情节跌宕起伏，其文字流畅而抒情，颇为可读:“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一望无尽的绿色的稻田。在这中间，偶然也会有一小块一小块发着光亮的闪光的小湖塘，和一条条晶莹发亮的带子似的小河。在一片碧海中间，偶然还可以看见穿着白色的衣服的农妇，像碧海上的默默白鸥。”这样的优美文辞在书中俯拾即是。读着这样的句子，与我读过的黄裳谈古籍版本的文字，感觉迥然不同，判若霄壤。原来黄裳先生的文字亦曾经是那么的富有诗意而生机盎然的呀！

    《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书影

黄裳浅识
黄永玉

　　黄裳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地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十月革命这样说。黄裳比中国共产党年长两岁，他是奉陪着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今天的。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地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怎么第一次的见面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开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讲见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说钦源兄的父母，黄裳兄的母亲，苗子兄的母亲和郁风老大姐的妈。再远点见过沈从文表叔的爹妈(我叫姑公姑婆)，见到过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近处讲，见过汪曾祺的父亲，戴金丝边眼睛笑眯眯的中年人。说这些干什么呢？介绍介绍那个时代我的人际氛围也。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位女儿哇哇坠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说一件有关笑的往事。又是那个可爱的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像吃过哪家馆子，他两个人喝得微酲的程度，我走在离他们二十步远光景，观览着左右毫不相干的热闹，清醒地说，我们应该是从另一些马路拐到这条著名的马路上来的，叫做四马路，四马路有这个和那个，是我自小听老人摆龙门阵知道的。我不喝酒，却是让两位的酒气加上闷热的酒楼熏得满脸通红。说时迟那时快，斜刺里闪出两条婆姨，一个挟我一边手臂，口里嚷着：“先生帮帮忙好?？先生帮帮忙好?？”往弄堂里拖。挣扎了好一会，两位女士才松了手，这时我听到黄裳那放开喉咙的笑声。两位仁兄慢慢走近，我似乎是觉得他们有些过于轻浮，丝毫没有营救的打算，继续谈他们永远谈之不休的晚明故事。眼看朋友遭难而置若玩笑，我设想如果黄裳或曾祺有我遭遇，不见得有我之从容。那次的笑声似乎是震惊了马路周围的人，引开众人对我狼狈形象的关注，若如此，这又是一种深刻意义的救援了。
　　

　　黄裳很善于跟老一辈的人往来，既婉约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赏。同学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学人，如周汝昌辈。在他的好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门忠烈的黄宗江为大哥的黄氏家族，他们的交谊简直可写一部美丽的戏。
　　

　　黄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至于他的做文，唐先生是说得再准确没有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推陈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义，这是有着痛苦的经验的。但在文字上，我们却以此为生活的光辉。”
　　

　　黄裳兄的书我几乎都读过，从一九四七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自凌辱、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和黄裳做朋友不易，几十年来他却容忍我的撒泼、纠缠，他也有一套和我做朋友的学问。大庭广众酒筵面前他几乎是个打坐的老僧；在家里我们都曾有过难以忘怀的谈话。他是个弄文的，我是个舞画的，“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他明确地、斩钉截铁地、决绝地讨厌过某某人，那是很勇敢的，即使在戴右派帽子的年月，有人听过他求饶的话吗？苦难年月，罪人常采用屈辱方式强化自己。培根说过：“那些喜欢出口伤人者，恐怕常常过低估计被害人的记性。”(培根说的仅仅是“出口伤人”，还不够害命的程度)既然迫害文化人是种文化现象，文化人怎么会不记得？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怎么办？读书！个个文化人发狠读书，让迫害者去孤独！凋零！
　　

　　一个人的文章好，总是给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线索；正如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
　　

　　黄裳兄这一生为书遭遇过烦愁也享受过泡在书里的快乐。人常常称呼这个是读书人，那个是读书人，要晓得，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鲁迅啦！郭沫若、茅盾啦！巴金啦！周扬啦！……至于谁和谁？够不够格？人和作品，大浪淘沙，只好让历史去讲公道话了。如果从毛泽东向罗稷南谈鲁迅的第二段话“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预见性的指示来看，解放后的茅盾、曹禺……早就是“识大体”的了。这“识大体”之后，五十年过去，“识大体”早就成为民族习惯和美学价值。像今天，妇女喜欢手镯和项链一样。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

　　和黄裳兄多年未见，这半年见了两次。我怕他行动不便专门买了烧卤到府上便餐，他执意迈下三楼邀我到一家馆子去享受一顿盛筵；我再到上海，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使我惭愧至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7 9:07:41编辑过]

梅茗转的这篇文章，本来也可以编入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一书的。黄裳生于1919年，黄永玉生于1924年，当然是比黄永玉“老的老头”。

主帖的作者韦泱，似乎应该向黄裳先生出让一部分《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的使用权。——但愿，他已经出让了，这样，黄裳日后增订文集时，也好把它重新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