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长征，病情暂缓 (节选)

南方周末　  　2006-08-24 14:52:32

在队伍里，崔永元的长征路虽然可能是走得最少的，长征书却是看得最多的。仅出发以来的这三个月，他就看了40多本关于长征的书。他还把一些书推荐给队员。
　　当队员们因为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纪念红军而激烈争执时，崔永元不急反乐：“那不只是他们面临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该不该叙述真的历史？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后人讲述这段历史？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至今没有解决。所以在队员中出现了争执，我非常高兴。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记者：“我的长征”的红色的色彩到底有多浓？
　　崔永元：我看过国内外好多有关长征的书，结果发现大家对长征有很多看法，甚至吉尼斯也有它的观点：大部队集体行军最长距离。
　　所以我不觉得长征的政治符号意义那么强，我认为这是共和国的搬迁行动，搬迁了那么远，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国家，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或者我对小朋友谈：你们不是喜欢蹦极吗？我带你们玩去。从江西走到甘肃，中间要翻五座雪山，要走180公里的草地，你敢不敢玩？把长征当极限运动也行。
　　我个人一直对历史特别有兴趣。红色不红色不说，中国的历史是不能断代的。对康熙乾隆那么感兴趣，当然也应该对长征，对1958年，对1966年感兴趣。我采访了两个英国人，他们说得特别好：了解了历史我们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向哪里去。
　　我所认识的红军战士全都有血有肉，七情六欲，个性鲜明。比如乌江刚挖掘出红军坑，当时是个卫生部，没有斗争经验，正在生火做饭，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了，轰炸死了80多人。我们看到所有的红军战士都张着嘴，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呼救。过去我们印象中的红军，就是炸弹在脑袋上炸，都不会疼。现在更人性化一点，可能更符合历史与红军的形象。
　　记者：你一路都很关心探寻历史细节，你认为有无必要，又有没有可能找到真实的东西？
　　崔永元：有必要，但是可能性太小了。因为首先你要明白历史的失实是如何造成的。有的是有些人有意识造成的，就是要把历史扭曲了，写成那样，别有用心。有的是记忆与表述的原因，造成失实。
　　比如谁最早向世界表述长征？是陈云第一个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现在正式出版了他的这个表述，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那本书很有意思，其中有很多注释，写“原文如此”，就是说陈云原来的表述是错误的。那时离长征连一年的时间都不到，记忆就出现了误差。跟历史相隔越久远，出现的误差就越大，即使是当事人的表述也会如此。
　　据说陈云离开队伍去莫斯科时，有一个人一直护送他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但是我在夹金山纪念馆看到了一张照片，陈云身边站了两个人。我就问，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护送。他们说，就是两个人，只是后来其中一个叛变了，就不宣传了。由此看，关于历史的真伪问题，出现偏差的可能性有1万种，而我们发现的也许只有5种。我们应该在有机会的时候，把该告诉大家的都告诉大家。
　　记者：这次行动之前，是否就对长征的历史细节很感兴趣？
　　崔永元：特别感兴趣。只不过过去自己没有能力背上行囊，把这个路再走一遍。
　　从瑞金开始，我就心潮起伏。哪怕是讲解员都会告诉你一些史书上没记载或是不愿意记载的东西。我本来对苏维埃共和国那段历史很陌生。瑞金当地送了一些书，我看了是触目惊心。后来说的很多错误在瑞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犯了。比如当时的《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童工4小时。师傅要照顾徒弟的一切，徒弟看病、理发都要师傅给钱。徒弟去外地开苏维埃的会，师傅要照给工钱。导致很多师傅不愿意带徒弟。当时刘少奇、张闻天很多人做了调研，就想修改，但遇到很大阻力。再比如我们知道，反贪问题上，刘青山、张子善是开国第一批贪官，但其实在瑞金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就已经有人贪污，而且贪污数额比刘青山、张子善他们还要多。
　　这次我们在路上采访了几十名老红军，真实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战友牺牲管不了，眼看着他们躺下。我这次在夹金山时，气都喘不动，我身边要有人躺下了，我肯定管不了，自顾都不暇，但教科书上不会告诉你这些。
　　比如为什么跟着共产党，教科书上说是为了北上抗日。但是我们采访的老红军，基本上都说，吃不饱饭，跟着红军有饭吃，所以就这样出来了。当然在行走的过程中，才逐渐有了革命觉悟。
　　记者：是不是有一些根本没经历战争就牺牲了的？
　　崔永元：非战争减员挺严重的。
　　我们采访的两个老红军，路上脱队，最后是要饭回家。我在路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你的样子》，关于那些牺牲的无名红军。过六盘山时，红军突然死了几百人，一个名字都没留下，也没说为什么。几十年以后调查出来，说是水里有氰化物。这些人也是谁的儿子，谁的丈夫，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了。想着就难受。
　　最难以接受的一次死亡，是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崖大战失利以后，要重翻夹金山。这时候有1000多个伤兵，肯定翻不过去。这1000多个伤兵全扔山底下了，黑压压一片。我自己翻过夹金山，我知道，自己都过不去了，更别提带这些伤员。红军政委就给他们做工作，说如果国民党要虐待你们，杀害你们，你们要据理力争。然后红军就走了，军中哭声一片，包括张国焘、李先念，都是嚎啕大哭。当时，有的躺在地上的就是亲爸爸、亲兄弟，也没有办法带走。我查遍所有史料，这1000人都没有记载。我接受战场上的死亡，但这是最让我不可接受的死亡。
　　记者：那么你眼中的长征，究竟是怎样的一次行进？
　　崔永元：无论怎么讲，长征都是伟大的。《神灵之手》的作者是个神甫，被红军抓获，跟着红军行进了18个月，被释放后写了这本书，他照样写红军伟大。他亲眼目睹这支队伍是纪律严明的，官兵一致的。红军有朴素的信念，在信仰缺失的年代，尤显珍贵。
　　我也很佩服红军的领导人，他们年龄都很小，林彪才20多岁，大的也就我这个年纪。他们这个年纪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而且一路上开会，路线斗争，有毅力有谋略有耐心，让支持自己的人更多。这么年轻的人就能有这个本事。我觉得现代人就算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足够的耐心。
　　还有红军装备很差，没有统一的服装，枪没有人手一支，手榴弹很多不响。而装备先进的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了？就是因为腐败。根本不是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万众一心。他们分散，十几条心也有。红军开始是搬家，在5000挑夫挑着行李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这些既是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也值得今天的共产党人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