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如果针对的只是“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46”作为全部立论的出发点”这一点，勉强还有写的意义。

可是说了半天，并没有指明“分配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啊。是不是拥有国内常识的人一读就能读出弦外之音来？

如果小迅同学压根认识不到这是个严重弱智的问题,俄猜周某某也米什么好跟你说的啦~~~~~

亲爱的，当你对市场原理的信奉达到穆斯林对《古兰经》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自己的智商一夜之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拔泥而起。这时候，你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了。

迅弟儿，关于基尼系数，周其仁的说法确有道理。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西方国家是基本主体，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的全部视野。西方国家的和二战后的新兴国家，以及拉美这些国家的社会形态差异极大。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城市化，或者说是国民经济基本要素构成属于现代经济范畴。

大家都清楚，城市的生活成本与农村的不一样，经济富庶地域的成本与穷山恶水地方的生活成本不同，其实呢，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进而生活需求也不同。即使这样不同已经很影响经济度量了，但依旧还不能更清楚认识经济效力。经济要素流动性高的国家与经济要素流动性低的国家，其经济度量也是全然不同的。

财富的意义，其实和生活方式极度相关。钓鱼，如果是休闲，其财富的意义也就和用以生计全然不同。再比如，同样差不多的草地，打高尔夫和放羊，各自体现的财富含义也是不同。青山绿水和穷山恶水之间的区别就是其经济用途，也是不同生活方式的财富态度取向不同。迅弟儿一定同意，天天住在黄山的人的财富和偶尔下榻黄山的人，两者之间的成本与收益大相径庭。

中国的问题，从我的理解，基尼系数的作用非常有限，而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两元社会和经济要素凝滞这两个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当城市化成为比较普遍状态时，基尼系数中的财富意义才会比较相近，由此衡量生活成本和个人收入之间的指数关系才能稍许清晰地说明社会财富分配状态。

十好几年前我去过两次日本。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东京神户之类的大都市，而是乡间的村镇，静谧而悠闲，洁净且安全，但更令人惬意的是完整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得小乡镇的生活来得及为方便。比如，我住的那个旅店可以买到到世界各地的飞机票，可见其社区生活的开放度以及与外部社会的同步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小乡镇的财富含义与我们当下农村乡村的财富含义差别。

再比如，计算财富的时候，是否将房屋列入财富范围？若以大城市来看，本地居民家家的住房财富就不大少于10万元，而且越是老城区其单位价格越高。这可是一个庞大的总量，会极大地调整基尼系数的指数关系。又说过来，这又和政策有绝大关系。如果城市发展以保护老城区发展新城区，用不着发生任何财富流动，老城区的财富就立即掉价。

用上述例子，我以为，足可以说明基尼系数的不可靠和不完整。其本来就不是一个精准的财富关系指数，将其视作无比神圣，这的确有问题。

谢谢大苗的解释。下面是昨天下午在你的回复之前写的。因为网速慢，没有发出来。你先慢慢看。

大苗解释的内容再探讨。

   基尼系数需要准确的数据，中国漫山遍野的作假账，当然得不出准确的基尼系数，目前发表的数据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即使系数不很基尼，其最初关心的视角还是一个社会财富的分布状态问题。国内发表基尼系数的用意大约是为了渲染贫富差距的严重性，但是不用基尼系数，中国的问题严重性也是一目了然的。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一部分人群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被迫在家里等死，这就早已超过基尼系数的关心范围了。至于到这种阶段，还有很多失学儿童存在，已经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景象了。
    周其仁说“收入调查涉及隐私，要取得真实数据在任何国家都会遇到困难。搞收入普查吗？耗资巨大令人咋舌，搞不起就是了”。这是一个很偷懒的说法。他来日本时还在赞叹日本行政获取各种数据的高效率，怎么不提这一点？英国，西欧诸国具体会遇到多大困难，偶不太清楚，至少日本和德国偶比较清楚：每个人的收入是多少，每月每年消费是多少，有没有额外非法收入，政府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只要调查，都可以做到99%的一清二楚。获得不了真实数据，会有很多困难，那就朝获得真实数据的方向努力啊。都是人做的事情，西方国家可以做到，就中国做不到？
    谁都明白中国问题的根源在哪儿。问题是如何面对，如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严格的来说，经济自由主义者仅仅是效率至上主义者，也就是说是商人的精华结晶，他们天然的关注效率，并且只关注效率。如果专制制度有利于效率提升的话，他们也会拥护专制制度。
    将经济自由主义标榜成自由主义本身，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当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当前的制度下只谈市场私有会必然促进中国的自由发展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嘲笑中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30 8:52:32编辑过]

4楼我已经表明了。

如果有一些人把基尼系统当成一项非常神圣的政策依据来膜拜，并且这种现象不进行指正，就可能严重的扭曲今后的中国宏观政策，那么周其仁的这篇文章还有写的意义。

但是据我了解，现在新的政策依据并不是主要依赖基尼系数的，而是根据这些年的消费需求的变化为依据的。在国务院某些重要部门的一些经济政策会议中，基尼系数几乎没有专家谈起（偶就是参会者之一）。

周其仁此文不是手执牛刀霍霍向小鸡？

所以偶要问他对分配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是什么看法，有什么样的视角决定一个人的政策取向。

中国的分配不属于规范的市场经济分配方式，用基尼系数来反映分配公平程度就会遇到种种问题。例如，公务员的收入如果将政府中的不合理消费和腐败消费以及隐性收入包括进去的话，基尼系数可能被拉高。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不好计算。因此，要使基尼系数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分配公平程度不是易事。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分配不公，但要将这各不公量化很难。目前看来，基尼系数尚未完全具备作为衡量社会分配公平程度的核心指标的基本条件。

如果连向政府提不信任案的权利都米有的话，还侈谈并指望“分配”，我只能把之归结为缺乏常识。

日本和德国是很好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带芯片的微钻拿到山顶洞时期一定米啥用，我猜洞里更需要的是能起火的燧木罢~~~~社会形态政治形态都不一样，他山之石未必就能攻了玉去。人是有社会属性的，可米听说过人有政府属性哪，当政府的政策不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良性互动，我看不出指望社会的自愈能力有什么不对。理想国或许有之，譬如天国，理想政府俄未尝见矣，俄猜天国不需要政府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