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背景——论勃兰特的真诚一跪

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国纪平”的《从参拜靖国神社看错误的历史观》中提及“1970年12月7日上午，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国家的代表，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下跪’。勃兰特之跪，没有令德国失去尊严、失去荣誉，相反，却赢得了欧洲的谅解和全世界的尊敬。”含有重大历史常识的错误。

首先，屠杀600万犹太人并非仅仅德国的行为，还包括诸如罗马尼亚、匈牙利这样的“胁从国”的参与。有人估计仅在罗马尼亚，被屠杀的犹太人就不少于28万，而且其中相当数量就是罗马尼亚人实施的。再有，以奥斯威辛大屠杀为条件的德国，战后形成三个国家遗产，即奥地利、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勃兰特所能代表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也就是联邦德国。其行为与民主德国无关，也与奥地利无关，联邦德国的勃兰特也就当然不可能是“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国家的代表”。

上文中明显出现了“联邦德国”、“德国”这两个全然不同的称谓，可“国纪平”愣是不做分别。出现这样的混淆，而且在人民日报上如此隆重混淆，开始仅仅不过两三行间隔而已的混淆，我以为，实在不应该。其实，即使如此，勃兰特的行为也未必代表国家。因为德国的国家代表是总统，勃兰特身为总理，通常只代表政府。这当然不是抠字眼，因为勃兰特的行为属于“礼仪”，而国际场合中的礼仪的确是很有讲究的。而这样的行为受到世人赞誉，直至褒奖到联邦德国国家，我相信这是人们的意愿。

但勃兰特总理的下跪，其内涵绝非仅止于此。与他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轨齐名的还有另外两宗事情：“新东方政策”，或者称为“勃兰特主义”，和“纪尧姆事件”。勃兰特因前一个事情而上台，又因后一个事件而下台。而两个事情的共同根结就是联邦德国与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勃兰特是因其国际关系的立策和失策而上台且下台的，联邦德国切身利益及国际关系选择是勃兰特的政治基调，其一切政治作为都基于这个基调而展开。

以“北约”和“华约”为冷战的对抗实体，双方各自都并非铁板一块。戴高乐的法国和其它北约国家的姿态明显有差，罗马尼亚对华约出兵镇压“布拉克之春”的谴责也是极为明显的例证。二战后美英法三国将其占领区合并成联邦德国，苏占区建立了民主德国。东西德两个现实政治实体之间相互不承认，且西德宣布凡承认东德的国家，西德将断绝与其的外交关系。进入冷战中期后，美苏两国寻求对话，同时将近20年的经济增长，西德的国际地位与在欧洲的作用得到了极大提高。面对这个新的国际形势，以勃兰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新东方政策”。

“新东方政策”从原来为北约所左右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是联邦德国自主的国际政治政策。该政策以全面缓和西德与华约组织各国的关系为阶段目标，寻求建立西德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独立甚至主导作用，以承认东德的事实存在为策略，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的最终目标。并就此，勃兰特政府着手与苏联进行谈判，在1970年8月双方签署了《莫斯科条约》。与此同时，勃兰特还与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华沙条约国进行建交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民主德国的相互关系的谈判。

《莫斯科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文本。联邦德国和苏联相互保证二战后的欧洲边界不可质疑，联邦德国承认民主德国与波兰以奥得—尼斯河边界不可改变，该条约另一个要点是承认民主德国为国家内部特殊的主权国家。回过头来再看，勃兰特“新东方政策”动心非常巧妙，全面掌握“两个德国”的主动，而民主德国没有真正的发言权，这个开端就决定了对德国统一的主导权和民族意志的代表性。勃兰特正是在这个前提和背景下开始其对波兰的访问。

寻求和波兰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当然是勃兰特出访的目的，甚至可以说是首要事项。说起来，除了细节需要逐一解决外，苏联代替波兰同勃兰特政府已经谈定了一切原则，可勃兰特并没有利用访问的时机同波兰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对德国对波兰和波兰人民的罪过道歉。我们知道，正是德国和苏联肢解并吞并波兰才使得英法对德宣战，二战由此正式爆发，波兰人民也由此蒙受屈辱经历惨痛。再有，波兰人民积极反抗纳粹占领，举行了“华沙起义”，近乎屠城的代价是另一个令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华沙建有“华沙起义”纪念碑，更宏大、更壮观，但勃兰特还是选择了“华沙犹太人纪念碑”来“谢罪”。三十多年后，是另一个总理，统一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来到“华沙起义纪念碑”前鞠躬道歉。

面向“华沙起义纪念碑”，行为是代表国家，纳粹对波兰的凌辱与吞并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面向“华沙犹太人纪念碑”，行为是代表民族，是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屠杀与摧残，是种族主义的行为。这个分野显而易见。勃兰特选择后者谢罪，所要代表的是正在追求德国国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国家。但这样做法依旧表明是联邦德国担当纳粹德国的罪行，同时也就担当了“第三帝国”的遗产正当继承，把握住两个德国未来统一的主导责任。勃兰特下跪的行为，不仅仅是对犹太民族的认罪，甚至也不仅仅是对种族大屠杀的文化精神的责任担当，更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政治，张扬未来德国的大国责任和人文取向。更重要的是用政治家的手腕收容德意志民族的心灵，获得精神归附与道德理念聚集。

回顾那段历史，一些人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源头就在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且欧洲在1970年代以后出现的缓和局面也与勃兰特主义相关。当然未必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历史的变故的瞬间就是发生在勃兰登堡，那堵柏林墙的崩塌，当东西两个德国间的阻隔打开的时候，横亘历史四十多年的冷战时代便猛然终结了。勃兰特并没有对战争暴行谢罪，他做到的就是向种族大屠杀的犹太受难者谢罪，以民族感觉向那些屈服的和不屈亡灵做出忏悔。

勃兰特1992年10月去世，他亲眼看到了他所期待、所努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9 16:54:17编辑过]

我要揭发:

不是首发,你忏悔吧!

我好象是在过去的燕南上读到大苗的这篇没有大苗文体风格的贴子的，当时拍案叫绝，转过几个地方的。

好文章！

米有错，就是真名原创，已经变成光头了，头发（“首发”）不见了~~

分析入微！

李大苗啥时候成民间知识分子啦，据我所知，大苗是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呀，标准的官方知识分子呀：）

该所所长是土豆兄吗？

大苗写的好。

大苗体显然是个动态概念，活泛着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