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走，茶就凉

——教师节前的忏悔

1954年，我从东华门小学入学。升入二年级的暑假，由于大腿烫伤，去学校时已经开学一个星期。第一堂语文课偏就赶上了考试。可能题目过于简单，也或许碰巧是我学过的，胡打乱撞竟撞出个第一名。

新来的班主任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是位女教师，姓朱，刚满十八岁，剪着短发，人比较黑，教语文，直到我们小学毕业，一直兼班主任。那次考试后，她便对我刮目相看，不久还指定我当了班长。

朱老师稚气未脱的脸上常故意装出严肃表情，私下里却总是面带微笑，对我说话也特气。看得出，她喜欢我，也格外器重我。不断的表扬像打气，将我这只气球越吹越大，每次考试都必求第一。她教的作文课上，我更风头出尽，没一次读的范文不是我的。

二年级的一天，我忽然发现几位同学的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在这方面我比较懵懂，竟不明白不主动写申请书入不了少先队。

当天下午，朱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想不想入队啊？

我点头，心里有些委屈，那些已经入了的，功课都不如我，怎么红领巾就戴上了，也没人跟我打招呼啊！

楚老师继续启发我，想入队要写申请书知道吗？这可是自愿！

我这才醒过闷儿来，回家后匆忙写了份申请。还好，总算赶上第二批，十几个人一起举起小拳头宣誓，还混了个小队长。

那时的我已经被捧惯了，自我为中心，又过于争强好胜，觉得当个小队长面子上挺难看，一出门就把一道杠的符号从胳膊上摘下来。

朱老师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没多久赶上改选，我被她以辅导员的身份提名为中队长。可我没有一点欣喜感，却认为这是她在做我的保护伞，两道杠属于她的恩赐。自尊越发心受不了，一出校门，照样将两道杠赶紧摘掉。

那以后，她不叫我，我决不去她的办公室，也从不主动举手问问题。

但朱老师对我却一如既往，我仍旧是她最好的学生，她似乎根本没发现我在有意与她疏远。

回想往事，整整五年，朱老师对我都格外好，而我对她却特别无情。

据说她一辈子在小学教书。东华门小学撤消后，合并到东皇城根小学，她在那里教书直到退休。

除插队那五年和在西城住过的十年，我一辈子几乎都围着东华门地区兜圈圈，娘家也从未离开过东华门附近，而她所在的两所学校离娘家不过一华里远。我却从未想过去探望她，甚至她叫什么名字我都已从记忆中抹去。

当我女儿也到了入学年龄，母亲去东皇城根小学打算报名，曾见过她，母亲提起我，她还清楚地记得，说她当过我的班主任，我是她最得意的学生……母亲对我叨唠这些时，我仍旧不曾想过去看望她。自顾不暇或落魄后的无颜都可以是借口。

看到北青报寻找自己小学老师的活动，真是万分汗颜与羞愧。连自己老师的名字都忘记了，小学业已消失多年，我又如何去找寻？

人一走，茶就凉。我即不是朱老师的桃，更不是她的李，只是个心肠冷硬的陌路人。成绩好也是白搭，我这样的学生不配称为好学生。

这样的感言读来有些沉重。

学生可以这样想。

老师就不必、甚至不可以一直希望学生记住他（她）、希望学生来看望、感激他（她）。

教书只是一份职业，尽职了有工资回报，工资以外的回报就是奢望了。——这样想，教师的心就可以平一点了。

刚才给教育局打了电话,似乎想起了朱老师的名字.人事科回说,那小学解散后,连退休人员也分流到各小学去了.向他们打听老师的多了,都无法查出来.

看了老木匠的帖,心里好受多了.毕竟木匠是做老师的,能体会老师的心情.老师只讲育人,无论能力大小,讲课好与否,主观上都想把学生教好,也是不求回报的.向老师致敬!

我也是这样需要忏悔的学生过来的。

小学的班主任是很喜欢我的，给了我最早的上讲坛的机会。可是我毕业后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她——魏冠芳老师（这是母亲给我保留的小学联系册上的图章告诉我的）。可她经常在路上遇见我母亲时会问我的近况，一直到我终于读了大学的时候，她搬离了我们的那个街区。

中学班主任不是最喜欢我，后来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她原来遵照我的志愿想把我弄到金山正在兴建的石化总厂，可是我的父母坚决反对，于是也只好按照政策去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单位，有了第一份职业、以及一点手艺。

大学的老师于我有恩的很多，除了王家范老师后来还曾去看望过几次外，一直是没有走动的。心情很复杂，长远不走了就总要等一个什么理由，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做出的事情能够让老师高兴。所以犹犹豫豫拖延。

现在我的学生于我或许也是这样。

唉，说起来我也少有去看望老师的冲动，虽然，有些老师我倒是一直记挂着的，主要是中小学的老师，对大学老师，实在印象寡淡。

我也做过十几年老师，教过的学生动以千计。也许我做得不太好，很少有学生会想到来看我，但反过来，我确实也并不希望学生来访。

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感受又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