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闵良臣 来源：郑州晚报

人的思想观念和境界往往是由生活质量来决定的。早些年就在媒体上看到，说是有的发达国家的育龄女性居然打着 “我们不愿生孩子”的标语口号上街游行。后来还知道，已有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近年来出现了负增长。就我所知，凡是妇女不愿生孩子（既然不愿生孩子，也肯定就是不论男孩女孩了）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在我们大脑的定义就是生活已经充分现代化了，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社会，是有能力有条件非常好的养育孩子的，然而人家却拒绝生孩子。这对很多国人来说，都难以理解。而与这种情况恰恰相反的是，在我们才刚刚达到小康、而有些地方才刚刚温饱的社会中，那些越是穷困的地区，越是乐意生孩子，甚至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以致于有些想富起来的乡村急得贴出的口号就是：“要想生活好，就要生得少！”

现在当然不仅是生少生多的问题，还有个性别比失调的难题存在。据8月17日《北京晨报》报道，中国0岁婴儿性别比2004年高达121.2（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下同），出生婴儿和儿童中男多女少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现象。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表示，20年后，将会有10％左右的男性出现婚配困难。而8月16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也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呈现出逐渐攀升的趋势，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海南省和广东省，2000年的出生性别比分别达到135.6和130.3。报道中分析，这些现象被一致认为是偏好男孩所致。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空间分布上看，这种现象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具有小群聚集的特征。中国偏高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不排除有些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可能是受到流入人口的影响。

其实，这几年，性别比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先是有统计数字说，由于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严重，因而到2020年，我国将有3000万光棍汉，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10%。这还不算到头。人们担心，长此以往，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将愈演愈烈。这里有一组对比数字：1982年是108.5， 1990年是111.3，2000年是116.9，而2004年就到了121.2。也许现在还看不到这种现象的严重后果，但二十年后，当这些孩子都到了婚娶年龄，对社会的影响就会爆发。还有媒体报道，现在我国边境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了进口“新娘”的现象，可很难想象二十年后每年需要进口上百万新娘的情形。

也正是随着社会对男女性别比失调严重，即男多女少带来的危害的认识，国家对那些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加大了惩罚和打击力度。200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华南版》就有一则这方面的报道，深圳市人口和计生局向新闻媒体公布，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医院B超科主任曹一凡及其妻子、平湖中学校医黄兰珍因非法行医和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且双方被开除公职，吊销执业医师证书。

出现男女性别相差悬殊这样尴尬的情形，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正如深圳市人口和计生局局长洪旺全所分析，胎儿性别选择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B超技术的普及使得胎儿性别鉴定更加便捷，且成本低廉。而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徐建认为，从事胎儿性别鉴定的黑诊所投资少，见效快。国内目前的法律对此方面的违法者往往“以罚代刑”，从而缺乏威慑力。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总有不法者愿意铤而走险。说白了，与一些无良的医务人员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有极大关系。一些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人找到这样的医院或是私人诊所，只要送上钞票，什么性别比例，什么国家大计，什么社会问题，在有些人看来，都不如眼前的利益实惠。一个人，只要是“见钱眼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因此，为了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是为了很大一部分人能过上家庭美满的幸福生活，对那些无良游医也好，还是正规医院中贪财的医生也罢，只要这些人有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就要采取严厉措施，绝不放过。

当然，客观地说，之所以有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是与一种畸形的“社会需求”有关，也就是说总有那么一些人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而一些人之所以保持这种旧思想旧观念，又是与社会的现实不无关系。如上面提到的那则报道中深圳行政学院的韩志伟教授就提出，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就应标本兼治。除了要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树立“男女都一样，同为传承人”的新观念之外，还要改变女孩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在入学、就业、从政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真正的平等。更重要的，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一些贫困落后地区一些人“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说到这里，我作为一家媒体评论版的编辑在去年的妇女节到来之前，收到一位读者用电子邮件发来她对“三八”节的几句看法。这位读者认为倡导男女平等依旧是“三八”妇女节的真谛，并认为满街的借助节日搞的商家促销活动使“三八”节变味了。这看起来虽然平常，甚至近乎老生常谈的几句话，然而在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是仍然需要大声疾呼。

而之所以会重男轻女，又是与能否有生活保障、提高生活质量紧密相联的。这一点，从我们的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在人口生育方面也是出现负增长或低增长率可以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北京、上海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和低增长率也是建立在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之上的。而性别比失调现象之所以主要发生在农村，也正好说明性别比失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所以说，不论城乡，到了不仅有生活保障，且有了一定生活质量的那么一天，重男轻女的现象就不复存在；而不再重男轻女，性别比失调也就会自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