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  汪丁丁 

所谓“大学问”，在中国传统里就是“学究天人之际”的那种学问。在西方传统里，是开普勒感叹的那种科学发现——它的真正意义可能需要在未来的500年内才逐渐呈现给世人。因为，就连上帝自己，尚且等待了1700年呢。那是何等境界？悠悠千载，漫漫百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这样的大学问可遇而不可求。人类各知识领域几乎每一位大学问家，被问及怎样创建了如此辉煌业绩的时候，总要补充一项成功因素，那就是所谓“幸运”。另一成功因素是“灵感”。哈尔摩斯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数学家不是一台演绎机器，而是一个人，他得到新的数学观念并不只靠纯粹的思索和演绎，而是靠流汗、尝试、归纳，还有，就是当他幸运时降临的灵感。”
　　流汗和尝试，凡人都会，不难，也不艰深。归纳，如培根所论，是经验科学的第一原理。根据庞加莱的考察，我们对于“归纳原理”的信仰，源自我们能够多次重复某一过程并得到相应结果的那种能力——“必须赋予无限地重复同一操作的可能性以重要意义。数学推理正是从这种重复中获得意义的”（《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所以，康德这样描述经验科学：“这位女王的出身乃来自平常经验的贱民”（《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前言”）。
　　 如上阐释之后，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天才”。与普通人相比，天才的意义在于能够涌现并捕捉更多的灵感。所谓“灵感”，总是在特定学术传统之内才有意义。牛顿从苹果坠落感悟到“万有引力”，已被当代科学史家认定是对牛顿在1665－1666年期间创造力迸发的一种神话（M. White，1998，《Newton ——The Last Sorcerer》）。事实上，哪怕他具有最高的天才，他也仍需要进入特定的学术传统，获得正确的问题意识，激发出与此相应的学术想像力。勤奋之后，如果幸运，才有真知灼见的喷涌。
　　没有学术传统的熏陶，纵使有灵感涌现，也往往被灵感的主人所忽略，因为它无从获得它与其他重要观念之间深刻联系的表达方式。怀特海指出，对于思想来说，首先是感受到某种“重要性”，其次是“表达”，然后才是“理解”（N. Whitehead，1938，《Modes of Thought》）。不难想像，人类曾有过许多天才，这些天才人物曾有过无数灵感，这些灵感多数已经被遗忘了，因为找不到恰当的表达。
　　人类社会内部有许多制度，其中一些，例如军事制度，适合于实现已明白确定了的目标；另一些，例如学术制度，适合于使目标变得更加明确，或者适合于不断创设新的有意义的目标，它们捕捉灵感。各类企业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介于上列两类之间。晚年哈耶克所理解的自发秩序，表现为上列各类制度（包括规范和范式）的重叠，于是在不同制度交界的领域内发生制度冲突——即个体行为可以遵循不同制度的指引。
　　在演化社会理论的视角下，恰因制度冲突，才有制度的变异，从而发生许多新制度的萌芽。当生存环境灾变，社会濒于灭绝，那些未被主流意识形态扼杀的萌芽制度，或许有一些能够拯救社会，通过个别的成功示范迅速扩展为主导的社会制度，甚而建构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史家的记录中，这些导致了社会转型的制度萌芽总是由一些英雄人物代表的，他们是制度的人格化。于是，历史是英雄的历史，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一部社会史如此，一部经济史如此，一部学术史亦如此。
　　在长期内有较多重大创新的制度，究其原因，在于更能够包容导致了重大创新的学问和生活方式——它们往往表现为异端；虽然，创新未必使社会生存得更长久。观察表明，最具包容性的制度，以允许多样化的个体生活方式为特征；并且，这一制度还必须不被它内部的制度冲突所瓦解。相比之下，坏的制度以生活方式趋同为特征。于是，“红色海洋”之后是 “全民皆商”，并且一如既往地上演着虚伪的官场闹剧。最糟糕的是，制度化的教育和筛选早已形成了“群体共谋”，把坏的观念转化为思维习惯并融入学术传统。
　　关于世界数学家大会2006年“菲尔兹奖”，引起中国读者注意的是这样四件事情：（1）获奖者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拒绝接受这一奖励，他披着长发，还有长指甲，在彼得堡附近的森林里寻找蘑菇，他对物质生活不感兴趣；（2）世界数学家们承认佩雷尔曼发表在一家学术网站而非学术期刊上的三篇小论文的重大意义，并为解读这些论文的意义而勤奋工作近四年，撰写了三篇总计1000页以上的阐释性论文；（3）首先，摩根与田刚撰写了这三篇阐释性论文的第二篇，长达 473页；其次，更重要地，佩雷尔曼的工作是以丘成桐与汉密尔顿共同提出的“瑞奇流”分析方法为基础的。（4）最后，曹怀东与朱熹平在2006年6月发表了第三篇阐释性论文，长达328页，为百年猜想“盖棺论定”。
　　这四件事情得以发生，与制度的包容性密切相关，值得深思。洛克曾发表“宗教宽容论”，为其挚友牛顿的异端信仰寻求合法性。若非如此，牛顿可能陷入疯狂，难以成就大学问，工业革命与世界之现代化亦可延迟发生。依此视角，对异端不包容，岂非中国问题之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