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

   理想的再分配，既要能鼓励人们积极上进，创造财富，使个人和国家都更加富足，又要能保证社会和谐。这要求国家不要轻易进行太多再分配，将再分配主要限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保护和再生产的范畴。当前，在中国建立更合理的再分配制度，重点要放在防止腐败通过权力私下对财富进行非法再分配。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支配。
    在基本不进行再分配的社会里，个人要致富，只有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创造财富。这样的社会，既公正，又有效，能够实现人均收入和财富总量最大化，成为富足社会。
    现实生活中，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再分配，几乎不可能。原因在于人的本性：能从别人的财富中分一份，何乐而不为？以美国为例，穷人要立法，增加社会福利，从富人那里分财富，富人则要用国人的税钱去打伊拉克，控制石油资源，实际是让穷人来补贴富人。民主共和两党，争来争去，不过如此。
    但国家之间，在再分配程度上，还是有天壤之别。一些国家完全剥夺富人财富，用于补贴穷人。另一些国家再分配则非常有限。中国的香港就是现今世界上再分配相当少的社会之一。美国立国后的130年间，没有个人所得税，再分配也非常有限。经济的败落与繁荣，国家的贫穷和富足，与再分配程度是何关系，从此可见一斑。
在满足人们基本教育需要和基本生活需要这两个特例上，实行有限的再分配，既有利于社会公正和稳定，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原因在于，满足这些需要，可以保护和增加社会的人力资本，使个人未来能更加有效地创造财富，自己脱贫，社会财富也更快增加。
    在考虑这些特例时，应记住，基本需要的满足，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发展水平很低，富人很少的社会，即使把富人的财富都分光，穷人的基本需要也很难满足。因此，富人少，社会整体贫穷，也不符合穷人利益。为了提高整体发展水平，越是不发达的国家，再分配越应该有限。发展才是硬道理，才符合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至少由四个因素决定。考虑到中国目前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总体来说，再分配必须慎重和有限，重点应该放在防止个人使用权力非法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
决定中国收入差距的四个因素是：
    一是年龄周期。人们由于年龄差距，处于收入垂直流动的不同阶段，会形成较大的收入差距。这样形成的收入差距不是问题，无需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一个简单例子是，假设世界上有两种人，年纪较大的有钱人和年轻人，后者没有收入，还要借钱读书，所以实际是负收入。二者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但只要年轻人在受教育后，最终得到很好的回报，在自己年纪较大时，成为高收入者，人们一代一代如此循环，这样的收入差距，就不是问题，而是鼓励人们努力学习、提高个人素质和技能的强大动力。大量研究表明，无论在中国和其它国家，这样的年龄和收入周期都是存在的；
    二是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普遍贫困的社会。改革开放，要提高人们的总体收入水平，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回报与贡献成正比的原则下，个人知识、技能和工作努力程度的差别，造成了收入差距的合理扩大。这样的收入差距，是鼓励人们勤奋上进，努力工作的动力。国际经验和有关发展的理论都说明，在一个健康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会先致富，使收入差距首先扩大，然后更多人从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中获益，收入差距再缩小。中国沿海地区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及其带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的快速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也符合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加快经济发展，能加快缩短收入差距扩大的时间；
    三是历史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民被人为地分为城市和农村户口，后者在教育、医疗和工作机会方面，都受到歧视。这些歧视所造成的后果，会在一段时期内发生作用，造成两个群体收入的巨大差别。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这些歧视正在逐步减弱和消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是通过改革进一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增加其流动性，而不是通过再分配，鼓励人们继续留在农村；
    四是体制问题。中国的传统体制，最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大而强，市场小而弱。改革开放中，传统体制中的“权”与市场经济中的“钱”相结合，少数腐败官员以权谋私谋钱，造成了一些极端高收入者。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是最不合理，最不合法，最易引起社会公愤和不稳定。因此，在中国建立尽可能理想的再分配体制，重点要放在解决权钱结合、以权谋钱的问题上。
    以权谋钱，包含了大量再分配的成分，诱导人们去走歪门邪道致富，而不是更好地去创造财富。防止以权谋钱，就是防止腐败分子对国民财富私下进行非法的再分配。
    笔者认为，具体做法上，釜底抽薪的办法并不是对收入进行再分配，除了加强法制和廉政建设、惩治腐败之外，更要通过改变政府大量占有的经济资源、政府充当资源分配主体的状况，切实做到使市场而不是权力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