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连续看到两篇同类文章(老木匠师的转贴及自由湘军兄的原创),忽然想到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1976年,红太阳也没有逃过自然法则,寿终正寝于户牖之下。且不去评断其人其事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也不管老天是否长眼或世上有无因果报应等问题,就说说平凡的你我在大人物过世、政局即将有所变化的时候,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吧。这也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果有幸留下来,也是后人研究这段辛酸史的社会史资料。
毛泽东逝世岁月亲历记
自由湘军
当年我12岁,记得还是比较炎热的天气,我穿着短裤,在田间割草还是钓田鸡就忘了,听到农村广播喇叭喊了四遍中央机构的抬头,不明白是什么,后来终于听明白了,毛主席死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要打仗了,因为毛主席生前把战争的气氛搞得很浓了,邻居家的一个在部队担任军官的叔叔在7,8月份来过我家,说中央两派已经剑拔弩张了,这位叔叔显然是支持邓小平的,但是不敢说四人帮坏话。
回家父母们脸色铁青,哭是哭不出的,笑当然也不会,他们不准我议论,我却非常感兴趣,到处往大人堆里凑,大家都议论纷纷,最后在生产队打谷场上反复看中央的告全国人民书。
第二天晚上,家里二叔被叫去参加民兵值班,父亲学校里准备了黑纱,发给大家,这为了表示忠心,赶紧戴上,然后电视里开始播送毛主席生平事迹,出现很多图像,学校开学不久,没有上课,过了一周左右,上头组织开追悼会,开会时,嚎啕大哭的多起来了,我当时也感到一点压力,但是哭不出来,班里女同学很多会哭,我也有点藐视她们的感情,难道真的忠于毛主席?
后来,二叔的民兵活动活动越来越激烈,一天晚上紧急集合,全家(有爷爷奶奶和叔叔的大家庭)紧张得不得了,大家认为是否苏联真的侵略过来了,我当时吓得发抖。还是我父亲有战争基本常识,他说没有飞机,如果天空中飞机轰隆隆整天响,估计战争来了,现在看起来是一般的训练。
又过了几天,我看到镇上贴出标语:固守南汇、保卫上海、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按照父亲讲的战争的迹象并不出现,中央华国锋频频出现在电视,王洪文第二把手,第三是张春桥,叶剑英是第五把手,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激烈的变化没有,就正常上课了。上课其实也是玩,有点混天糊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者美术班也在这段时间都停止了。
终于,我的小叔叔幸灾乐祸地告诉我:上海知青说,在上海交大贴出了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标语,上海市政府抓了他们。我听了很惊讶,因为我小叔比我大两岁,很有独家新闻的自豪。电视、广播没有说,消息还是不断传出,外地已经打出了打倒上海帮的标语。终于我父亲回家也说了组织内部传达了,父亲说:学校支部书记说对市委书记马天水左一个马老,右一个马书记,还对王洪文、张春桥称同志,我看有问题了,不过还难说,说不定真的要打一仗。
二叔又是紧急集合,不久解散了,中央终于在报纸上头条宣告粉碎四人帮,并在上海市内各郊区张贴《告上海人民书》,上海人民广场开群众大会,直况转播,上海市名涌上主席台要殴打市委一帮人,不久中央宣布接管上海市委,派倪志福彭冲等人来上海主持工作,原市委逮捕。
我居然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亲戚家,上海外滩南京路口,巨幅宣传画把上海市市委放在一口锅里,说他们是热锅上的蚂蚁。
二叔后来知道他们是上海民兵,那时演习目的是武力对抗党中央,而隔壁的军官叔叔事后说,他就是奉命保卫上海,中央一声令下,就打上海民兵。军官叔叔经历这件事后立刻打报告专业,到苏州乐器厂做书记。
四人帮粉碎,组织上立刻行动,我立刻成为大忙人,到处去画四人帮的漫画,张春桥、姚文元最好画,王洪文毕竟是帅哥,恨难丑化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8 22:16:49编辑过]
我是山东威海的。
当时,小学三年纪。下午,紧急集合,从分校跑步到总校,一里多地,操场集合。
喇叭里哀乐传来,老师哭到一片,同学哭的也不少,我深低着头,怎么也哭不出来。
回家,告诉父亲,明天早起,学校组织看电影《欢腾的小凉河》。父亲说,不会演了。果然没看成。
于是,戴黑纱,戴白花,做花圈,听广播,课不上了。
北京开追悼会的那天下午,威海在体育场同时集会收听,老师强调了衣着、表情、纪律。我请假,到部队小礼堂看了电视。那是我凭生第一次看到了清晰的电视图象,我们国家为转播租用了国际卫星。
不久,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相贴到了教室里,和毛主席并排,我们开始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一个华政委......
为什么要“征集”此类文章?
顺便转一个:(主题不同,但其中叙述往事,指1976年9月9日期间。)
http://paowang.com/news/3/2006-01-07/20060107105703.html
给毛新宇博士听的大实话
时间:2006/01/07 :
文革期间在辽宁省被残害致死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和最后下枪毙张志新命令的毛远新,包括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热点人物毛新宇,各人的名字都带有一个“新”字,皆有缘分。再蹩脚的测字先生也会作如是说。
本人在看了有关张志新烈士的有关事迹报道后,突然萌发了上述有关人名的怪念头。联想到历史经常会被人有意无意地加以遗忘,不禁想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过历史专业,2003年拿到博士学位,毛新宇说上几句逆耳之语。按理,如今的小毛可谓春风得意,这不,在其祖父毛泽东诞生110周年的纪念日,他又喜得贵子(产房门前有两个大兵站岗,襁褓中已开始凸显其尊贵地位,弄璋之喜,名副其实),在这种好事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草芥之民的大实话,能入其耳吗?只怕未必。不过,咱不说,也是憋得难受,想起东汉童谣云:“头如鸡,割复鸣”,该说的还是要说。
上海电视台每周一次的“热点人物”栏目,曾经在2001年夏季,将镜头聚焦在当时正攻读历史的毛新宇身上,毛新宇说自己的名字也是爷爷给取的,他还宣称自己秉承了爷爷毛泽东的许多遗传,并表示要写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如今这部大作已经杀青,据说付梓后销路也不错。记得当时节目上肥嘟嘟的小毛讲,他最喜欢看有关爷爷的一切影视作品,该节目结尾时,背景音乐是毛新宇正充满感情地在浅唱低吟“爷爷从这里走过”,这首由其本人创作的歌曲,寄托着小毛太多的浓情厚意,歌名也因带有强烈的煽情作用而被定格为此次节目的名称。
我个人感到,要作者客观公正,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描写自己的家族成员(而且是一代领袖人物),实属苛求。但也别一味地哼唱颂歌吧。即便知道“文革”的人都作古了,历史书籍还会告诉后人这样一个事实:1976年9月9日0点57分,毛泽东主席去世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几乎濒临崩溃。后来执政党的有关决议也一直强调毛个人在文革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当然,这是官方客气的说法,有的其实业已超出了错误的界限,用大不敬的话来说,甚至可用罪行来形容,从其正式夫人江青和王、张、姚以及另一个政治集团即林彪党羽们在八十年代初不无狼狈地走上被告席,接受刑法惩处的事实来看,用罪行二字,实在不是过分的事情。我们别老是以为那都是太阳上的黑子在作祟,而一味地替那天空中的毒日头粉饰!说实话,曾长时间里与布票、粮票、油票和肉票等各种票证打交道的老百姓,其实心里都装着一杆公平秤。这里,仅以本人在1976年9月9日的感受为例。
我只记得,那天下午4点,才正式播放“告全国人民书”。其时本人正与上海市某家发电厂的同事们一起,在长海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里检修锅炉。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文革期间,部队是最接近政治的核心单位,下午两点,已看到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医生护士们在抹眼泪,更有人已在扎大黑纸花。我们这班外单位来此干活的工人,可谓“近水楼台”,主席逝世这样重大的消息传来,大家再也不愿干活了。那时的人们虽说消息闭塞,但政治敏感度反而奇高,犹如盲人的其它功能会更发达一样。而且普通的群众对国家政治的关心程度,绝不亚于如今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的百姓。当时,众人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中国以后的命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没有人对此表示出伤心,和同年1月8日、7月6日周恩来、朱德的去世消息所带来的震撼,尤其是周总理之死给人们的难受劲和压抑感受相比,真有云泥之别。我至今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举行总理追悼会那天,因为心里憋气,当时21岁的我,在公交55路车上,居然为了座位被人硬性霸占这样的小事和另外两个男人打了一架,此乃本人与他人“过招”的最后一次记录。同样,我还记得,9月9日下午4点,当医院高音喇叭正式响起播放公告的声音时,我们十多位工人停止了议论,屏息聆听,其中有两位是女性。突然间,其中一个陈姓技术员先哭起来,另一个姓梅的女工见状,也拼命来回抹动鼻子,但始终无效。最后情急间,她只得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作痛哭状,而其他的男工均面无表情,神情木然。虽然如此,我心里还是明白,中国已经到了重要的历史关头。这种忽然降临的历史关节点给人带来的冲击感是如此强烈,甚至让我都有点觉得发晕。
由于那个时期正处于个人求知欲极强的年龄段,而又无机会再接受正常的高等教育,像我这般年龄的青年,往往以习武、操琴、练毛笔字为业余的爱好,来打发和消磨时间与耗散多余的精力。那天回家后,我照常习惯性地拿出二胡,但很快意识到自己不能拉琴:每年12月26日,即毛主席他老人家寿诞之日,全国百姓都要“自动”吃面以示祝寿;如今主席去世,更要普天同悲,怎么能在这节骨眼上拉小调呢?但不知为何,也许是尚处于发育成熟过程中那种青年期逆反心理的因素作祟,或是因为先前那种莫可名状的晕乎劲仍在我的头脑里发酵,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上好琴弦,擦好松香,调好音位,摆正姿势,拉起琴来。刚拉出个西皮调,隔壁来沪探亲的表姨(北大中文系67届毕业生,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立刻惊恐万状地冲进我家,阻止了我那多少带有兴奋冲动的愚蠢行为。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现反罪”(现行反革命之罪)啊!
让人好笑的是,一个多月后,全国人民欢庆“四人帮”与毛远新(世人将他们也合称“毛派”)等极左集团被抓进秦城监狱时,前文提到的那位女工梅大姐,在一次小组会上,终于亮出心里的大实话:“那天在长海医院,我看到陈某某在哭,眼泪水还挺多,心里那个急啊,但怎么也弄不出眼泪水。你们都是男同志,不哭不要紧。当时我们女的就她和我,她这么“伤心”,不是将我一军吗?”对此,陈的回答更绝,“我是知识分子,感情当然要比你这样的工人师傅脆弱”。这种夹枪带棒的话语,给两人本来就不太好的关系又抹上一把粗盐。知道内情的一个师傅事后告诉我,原来陈某当时刚刚打了入党报告不久,厂里的工人都知道,那个年头,有块党员的金字招牌,是非常神气和有大实惠的。提干、加工资都与此直接挂钩。而为了入党,在那种特殊年代,政治方面的作秀,是不可或缺的。
英国学者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也称,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国古代的明君唐太宗尽管被胖乎乎的毛新宇在电视台节目里,引用其爷爷的词(所谓“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而再一次地嗤之以鼻;但真实历史上的李世民其实并不“稍逊风骚”,他曾在惋惜其忠良谏臣魏征之死之同时时,提出后人褒扬的“三镜说”,此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可见重视历史教训的重要性。本人以亲历之事和当年的感受来告诉忘记或那些压根不知文革惨祸的人,包括极其崇拜自己祖父的毛新宇,目的是想忠告这位借着祖荫而甚有名气的传记作家,还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受,来描写曾经给中国历史留下如此深痕的毛泽东吧。对于每年都要参加家族成员祭奠仪式,并担当“主祭”的毛新宇来说,要对自己的祖父作出完全纯客观的历史评价,当然难度极大。虽说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算在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但晚年的毛泽东对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主要责任,还是很认真负责地承担下来。而作为一个准备撰写其人传记的作者,同样要具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仅顾着为亲者、尊者、长者讳言,不敢也不愿直面历史的真实,即便是完成并付梓刊行,哪怕一时洛阳纸贵,终究会被后人视作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而丢弃。
2003年孟冬之际,有幸聆听上海哲学学会会长,已退休的上海交大教授陈章亮先生作报告,其中一段话很有启发,他说我们中国领导人对前任领导的态度和前苏联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是高举,高举再高举,即便毛主席有那么大的错误,小平同志还是没有否定他,后来的情况更是这样了,这对政治稳定、社会持续发展大有好处。而前苏联不然,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又是搞大贬前任的做法,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全盘否定勃氏的一套,苏联问题也因此搞得一团糟。我想,这确实是满有道理的,叶利钦之后的普京,并没有动老叶的利益,俄国倒是真的好起来了,搞得不少俄罗斯妇女疯颠颠地哼唱着“要嫁就要嫁给普京这样的男人!”据说普京还是三百年来声誉仅次于彼得大帝的一个领袖人物呢。但话说回来,历史最讲究的还是真实,不全盘否定,也并不意味着就要全盘肯定。怎么评价,不好定夺,那还不如留待后人评说。
我记得学校发动大家做花圈,要用白色皱纸,这种纸供不应求,附近文具店里已经脱销,班主任发动学生跑了好几家店,还是没买到。结果,我看见班里堆着好几包消毒卫生绉纸,打开后,一股消毒水气味直冲鼻腔,纸的颜色也不够白,泛着陈旧的黄。大家面色很古怪,我想,用卫生纸做花圈哀悼伟大领袖,会不会被说成是反革命?在心里嘀咕了无数遍,许多天都觉得不安。
记得当时村里大会上有一个女人在干嚎,唱着哭丧的调子,就和她家里死了人一样的哭法。其余人什么表情记不得了。她的哭词是什么,没印象了。
同伴们似乎没敢像往日那样斜跳顺蹦疯玩。
后来我们红小兵似乎还扛着红樱枪游行。唱着“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我那时疑惑了好久,不知道“喜洋洋”是什么东西。“打倒四人帮”好像唱得很快,唱成“打倒四帮”,“喜洋洋”发音特重,害得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了。
后来好像到处贴着那四个人的漫画,四人都呲着獠牙,上面打着大大的叉叉。
不过我不记得时间了,不记得是几月,也不记得是哪一年。后来见到这方面文章,才有所恍然。
紫壶说的那个做纸花的事,我倒想起我们初中时候好玩的事了。冬天上面领导要来学校检查,校长突发奇想,命令全校师生折些五颜六色的纸花,拴在校园的冬青枝上。因为彩色皱纸成本太高,只有少部分花是皱纸做的。有个老师出了个高招,把卫生纸用红蓝墨水染了来做。校长号召全校都学习这种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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