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

被认作林彪反党集团政变纲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中央专案组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发现的。

　　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两层小楼，编号13和14，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如何发现的

　　王兰义（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负责林立果“秘密据点”的生活、后勤）回忆：

林立果一夥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他们来，有时说，有时不说，时间也不定。有时连续三五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8点左右来，晚上22点离开。除了（1971年9月12日）这最后一次，他们从来不在这住，也不放东西。只有我们几个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成员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无权过问，并且要绝对保密。因为规定只要他们在，我们不能进屋。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除最后一次，中间几次我印象都不深。8月底，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林立果党羽）打来电话，说要准备一个星期的东西，吃的用的，卫生也别打扫了。虽然每次都是他们走了以后小牛才打扫卫生，但以前打扫卫生时碰见过他们。程洪珍强调报纸放到门口，有事打电话找你，没事别来。报纸过去都是送进去，现在要放在门口，那就放在门口吧。这中间，他们只要过一次饭，再没找过我们。这时候我们学院刚来好多学员，而且快到国庆了，我要组织国庆游行，非常忙。我交代小牛把东西准备好，别的也没管，只有每天的报纸由我送。报纸是公用报纸，他们来了，从公用报纸抽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给他们，我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小楼，就顺手放在台阶上。

　　9月12日我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并没有觉得异常。17点多，将军楼还剩下一些人，刘沛丰（空军司令部一处处长，长期在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身边当秘书，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打电话，要马上准备晚饭，简单点，要快，不用送来，我们到食堂吃。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来吃饭的有四五个人，还有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王琢（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等，非让我陪他们吃饭。我推脱不过，和他们一起去食堂。饭吃得很快，我发现他们有些紧张，出门还不放心，左右看，问我有站岗的没有。我说以前是司令部警卫连站岗，9月12日这天撤了，换成空军学院的战士站岗。把他们送回将军楼，我站在门口，没进去，刘沛丰说（照相机的）三角架坏了，我说我找人来修一下，他说不用，我就走了。

从那时起再没有接到将军楼的电话。这夥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上午，我带学员到房山东方红炼油厂参观一天。下午回来我先到办公室，看没什么事，取了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将军楼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点30分，我再去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露出一条缝，不知9月13日那天是不是也这样虚掩着，是不是人走了？我又去看车库门，也没锁，我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几辆小汽车，车钥匙还在车上插着。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我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我把楼门锁上，然后去办公室。22点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转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我有事外出，19点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夥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恶臭扑面而来。我心里紧张，是不是死了人了？我经历过洛阳解放，那时死人成堆，来不及掩埋，所以我闻过那种令人难忘的死人味。我赶快打开灯，先找臭味出自哪里。屋里乱糟糟，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旁边还用红笔写着纸条，请勿动。正是大热天，鱼长了一两寸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有几张零星的没有字的白纸。还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再往里走，原来厨房烧过纸，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放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

我又到前边，这里的纸灰更多。好大的一堆灰，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他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像被抢劫过一样，这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人走楼空，屋里乾乾净净，这回搞什么名堂？这乱糟糟的一切使我得出结论，这夥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

◆茶几上放着一个红色拉链本

　　我又第二次回到前边的将军楼。一进门是个小厅，中间放着一个茶几，周围一圈沙发。第一次进来时我注意过茶几上有几个本子，因为只顾寻找臭味，没顾上翻看。这回我拿起来看了看。当然我怕弄上手印，小心翻开，《五七一工程纪要》，目录一直写到底，背面还有。字很正规，用黑墨写的。我再翻，没了，白纸，还是白纸，其实这是活页，后面还有正文。我以为没了，所以我从始至终没有看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正文。正因为我始终没有看过正文，所以我也没有在意，认为是军事战略工程、技术革新一类。后来专案组非说我知道，说我是“江田岛精神”。我没听懂，什么“江腾蛟精神”？还有“江腾蛟精神”？

　　除了这个红色拉链本，旁边还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旁边还放着一个开着口的大包，像是要把这些本子装走。

　　我立即锁上门，回到办公室，向学院副政委王治松汇报──他和院政治处主任高文勇负责将军楼。王治松说，我正在开会，你马上回去，叫接待小组去整理房间。我领着接待小组察看了一遍，刚开始打扫，王治松和高文勇来了。我又带着他们看了一圈。然后我继续去收拾房间，他们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这个拉链本写了一些文字）。我回来，也坐到沙发上，我们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空军司令部秘书处副处长），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王治松把红色拉链本放回原处，丢了怎么办？又和报纸放在一起。

　　小汽车上的车钥匙也拔了下来，放在茶几上。

　　我们离开时，已经是夜里1点了。

　　天快亮时，王治松打电话，叫我到将军楼去，把车钥匙放回车上，“本子”拿出来。我是做具体工作的，王副政委不知道，上级向我交代任务时说，他们不在，小楼里面的东西不准动。听我这么一说，王治松没有再坚持，我只是去把车钥匙又放回车上，没拿“本子”。

　　9月15日晚上，我去空军司令部参加行政负责人的会议。以前开会，会前都是有说有笑，而这次谁都不吭声，熟人见面也不打招呼，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已经知道“九一三事件”了。会议规定，派车要经过单位行政领导批准──以前派车我派就可以了。还要求清查人，要严格请假外出。我打电话给政委，晚上开常委会传达。晚上我到办公大楼门口，高文勇在等我，对我说：给你说个事，现在马上叫小牛把本子拿出来放起来。昨天王治松叫我拿，我没拿，现在又叫我拿，我以为他们研究了，这次我没有顶。高文勇特别强调，你别去拿，叫小牛去，别开灯，让他拿来交给你。我打电话让小牛去拿“本子”，让他用纸袋装起来，交给我，我不在交给处长张凡。我和张凡“文革”中都是一派，没参加造反，关系比较好。等我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张凡说，小牛交给我一袋东西。我说我知道，你放在文件柜里，然后我就回家了。

　　9月16日晚上，还是半夜。张凡总值班，给我打电话，北京卫戍区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带一个师长和一部分卫戍区部队，在我这，总理派他们来的，要看看小楼，怎么办？因为小楼由我负责，虽然我是副处长，张凡还是要“请示”我，我一听是总理派来的人，就说去看吧，钥匙在小牛那里，叫小牛送去。卫戍区部队当天没有走，就住在将军楼前面的9号楼，两座将军楼由他们负责警卫。

　　因为那个红色拉链本已经被拿出来了，所以卫戍区部队进小楼没有看到（本来是应该让他们拿到的）。

◆小小的本子成了“大包袱”

　　国庆日前我很忙，也没有人再和我联系。虽然我没有看“本子”的内容，但张凡、王治松、高文勇他们看了，很紧张。轮到我总值班那天，张凡来电话，说最近我老在想一个事，我看了一下那个“本子”，里面写的“五七一”，是不是“武装起义”？我马上说，你瞎说什么呀。张凡说，王治松讲，谁让把“本子”拿出来的？谁拿谁负责。我说，怎么这么说？谁让拿？就是他最早让拿的，有什么了不起。十一那天我在南门替战士站岗。政治处主任高文勇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来一趟。我找别人代班，去了。我挺生气，问什么事？高文勇说，我考虑最大的事是那个“本子”，那个“本子”要出事。我觉得没什么。高文勇说，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查问“本子”，你就说你要拿的。也别说我叫你拿的，也别说小牛进去拿的，也别说张凡保存过。高文勇问，现在本子在哪？我说在张处长那里保管。高文勇说，你去拿回来，就说你去拿，你保管。他们问，你一口咬定是你拿的，他们也没办法。我很不高兴，说好吧。但心里想，怎么这样？到时再说。

　　我去找张凡，让他把“本子”给我。张凡也有点紧张，赶快给了我。我原封不动地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我又没有保险柜，文件柜没有锁，我的办公室战士都可以进，不保险。于是，我把“本子”拿到我家，锁进皮箱里。

　　这个小小的“本子”成了“大包袱”。

10月5日晚，李德生来传达中央57号文件，“叛国”？“谋害”？“南逃”？我懵了，哎呀，糟了！第一个感觉是半辈子没犯错误，这回陷进去了。听完报告，空军政委王辉球把处以上干部留下，点了王治松、高文勇他们三个人，让他们主动揭发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活动，没提到我。会后我马上向殷古风（空军学院政委）详细谈了接触将军楼以及拿“本子”的过程。我从家里把本子取来交给他，希望马上报告中央。

　　10月7日半夜，安平（时任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和殷古风叫我到办公楼。门口备好了车，把我送到空军大院。空军“五人小组”找我谈话，说总理打电话来，总理看到了那个“本子”，叫我们找你谈一谈。相信你，叫你放心，不要有顾虑。交上来是个好事，你马上写个材料，怎么发现的，怎么保存的。当时王辉球问我什么职务，我说我是行政处副处长。王辉球说：“什么行政处？他们自己搞的。”我当时很不满意，怎么是“自己搞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宣布的嘛。

空军“五人小组”让我马上回去写，夜里2点我回到办公室，一直写到第二天早晨8点。我眼睛近视，字写得很大，写了厚厚一摞，没有底稿。9点交上去。

附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要目

作者：舒雲

序言 全景式的大曝光 (王年一)

前言 《林彪事件真相》一書的創新之處

第一部 誰識廬山真面目
　　第一章 迷霧籠\罩
　　第二章 第六號簡報
　　第三章 風雲突變
　　第四章 毛、林分歧
　　第五章 表面上波瀾不驚
　　第六章 國家主席
　　第七章 廬山會議後

第二部 五七一工程
　　第八章 是誰向林立果泄了密
　　第九章 毛澤東南巡
　　第十章 敲山震“虎”
　　第十一章 神出鬼沒
　　**第十二章 紅色拉鏈本
　　第十三章 少將江騰蛟
　　第十四章 林彪的手令
　　第十五章 瘋狂的策劃

第三部 人民大會堂
　　第十六章 全國“禁空令”
　　第十七章 誰是知情者
　　第十八章 西郊機場
　　第十九章 直升機飛回北京

第四部 北戴河之夜
　　第二十章 林豆豆去了北戴河
　　第二十一章 林彪別墅
　　第二十二章 “大連”還是“蘇聯”
　　第二十三章 “大紅旗”的秘密
　　第二十四章 山海關機場

第五部 溫都爾汗
　　第二十五章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
　　第二十六章 紙上談“機”
　　第二十七章 二五六機組
　　第二十八章 加油與帶油迫降——墜機之謎（一）
　　第二十九章 導彈還是定時炸彈——墜機之謎（二）
　　第三十章 空中起火？迫降起火？——墜機之謎（三）
　　第三十一章 黑匣子——墜機之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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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最好能从头连载，俺们都要了解“真相”。

（历史本来不是小姑娘，却天天有人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来打扮他，最后是历史不见了，光剩下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小姑娘了。）

舒云：林彪策划政变最关键罪证神秘冒出──《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选载（2）

◆周恩来指示：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10月8日19点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收存和上缴的叛国分子林立果的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

　　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王兰义写的材料，经李德生呈报周恩来。李德生回忆：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林立果党羽），才知道这是《五七一工程计划》。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29页）

　　周恩来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王兰义回忆：真是好好“保护”了。第二天，我就被关起来了，一关五年。先在空军学院办“学习班”，又被转到开封关了一年。其实关进去十多天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专案组不相信我说的，非要说我是反革命，死也要保他们，说手铐脚铐随时都可以给你戴上。那三个人（王治松、高文勇、牛占景）也被关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专案组也不露面。我每天只能看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1973年4月，李德生半夜突然把我叫到京西宾馆，很客气，说你们有功，向中央提供了情况，做了件大好事。你们放心，中央认为你们不是他们的人。李德生问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隔离审查，每天看毛著，看报。李德生说，邓小平的文件看了没有？我说没看。李德生对专案组说，邓小平都要出来工作了。中央文件还要让他们看，叫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凑一凑情况，就完事了。但我们还是照样关着，一个一个审，一个一个放，我们四个人关的时间最长。王平水（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称我“王兰义同志”。我心里好激动，当了四年多“敌人”，第一次有人称“同志”。

那时我们每天向战士汇报，学了没有，什么想法，记录几句话。半年时间，一直想让我承认参与“两谋”（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你怎么能不知道？谁相信你没看过“五七一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本子”交上去？审查不出来，就逼，人家都完事，解脱了，只有我通不过。专案组说别再傻了，就你一个人了。放风时碰到王治松，也劝我，你编一个就算了。专案组说好几个副参谋长、副主任都检讨了。让我看白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任学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的检讨，说人家都承认“上贼船”了，你连“上贼船”都不承认，顽固到底。我说你无限上纲，我怎么能承认？我就是干日常工作，我自己对自己最了解，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这样又关了我一年多，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才放我回北京。结论是前两年的结论，党内警告，复员回原籍，派人到原籍给我整理房子。

　　我家属没有工作，一直有病，孩子也在北京工作，我带家属回老家，两个重病人不是送死吗？退休人员有文件，我符合就地安置的条件。人家说，涉案人员一律不许留在北京。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北京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我一直不服气，越顶越吃亏。关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视神经萎缩，双眼几乎失明。从1973年开始，脊椎炎造成两条腿瘫痪，走路只能挪着走。病耽误了，处于那种情况，也没法治。我说我没有工作能力，要求治好病再说。我知道周总理的指示：王兰义交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明他不是他们的人，对他不能给处分，不予追究，安排工作。我一直坚持，写信到空军，不行，又写给中央，要求落实总理指示。人家要我拿文字材料来，我说我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空军政委高厚良都说过这个。单位也有不少人支援我，说我们给你派车，你去闯李德生家。以后突然来个通知，重新修改我的结论：你向中央提供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对全党认识林彪面目，提供了有力物证，是有功的。到1989年5月，中央批下来，恢复我团职，级别动了一级，在北京安置。虽然还不算彻底解决，但我不再计较了。

◆这么重要的文件为什么放在茶几上？

王兰义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时出了错。（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

1980年10月13日，李维信在法庭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写好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我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和主任（叶群）那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2006年有人访问过李维信。李维信说，最后收拾将军楼，没有烧东西，他也没有在桌上发现那个写有“五七一工程”的红色拉链本。这就奇了，最后离开的李维信说没有红色拉链本，而第一个进去的王兰义却是从将军楼里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这是为什么呢？

　　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李维信确实没有看见，在李维信他们离开、王兰义他们进去之间的几天里，有人把这个红色拉链本放在了桌子上。另一个可能是李维信撒了谎，这个红色拉链本就是他放的。

　　这里还有一个疑点：一般说，既然是草稿，就应该只有一份。要是按李维信的说法，《五七一工程纪要》应该在北戴河，为什么这个“本子”却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的茶几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文件都没有被带走，全留在了北戴河。为什么没有发现“副本”呢？这说明，只有这一个“本子”。那么，北戴河的“本子”怎么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维信精心善后的屋子里，这如何解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本子”却拉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却放在桌子上，难道怕别人发现不了吗？

　　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空军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空白的笔记本和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进下水道。收拾差不多了，22点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在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申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点，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维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乾盒。隔壁房间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乾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东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就坐火车回到上海。（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版，298页）

　　在这个“据点”里，最后离开的是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心腹）、于新野和李伟信。但在于新野和周宇驰来之前，李伟信把到广州的人都打发走了，他弟弟李伟军和王大璋也被打发走了，只有李维信一个人最后收拾残局。（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烧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前面的小楼比后面的小楼烧得更多，更彻底，为什么写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这么重要的本子却完整无缺，摆在如此显着的位置，生怕别人看不到？怎么可能“漏掉”这么重要的本子？

　　当然，如此重要的“本子”，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吧？

　　还有一个疑点：这个时候一分一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维信还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有意让王大璋过来给他作证似的。

　　空军有25人被认为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从专案组嘴里，我们知道，这些人中，李伟信、刘世英等人比较合作，特别是李伟信，积极认罪，态度诚恳，和盘托出。他们的供词成为查清“小舰队”犯罪事实的第一批有力证据。（参见鹿音、赤男《秘密审判林彪“小舰队”内幕》，《中华儿女》199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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