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论坛，旗帜网转载

趁春节回老家与父母一起过年的机会顺便对我们那个村子作了一点社会调查，有看见的情况，也有听到的情况；有现在收集的情况，也有以前就知道的情况，仅限于我能接触到的。我调查的年纪最大一个村民年龄94岁，其余大多70多岁，其中包括我的父母。

　　我们那个村子位于冀中平原的中心地带，所在县有传统农业和比较有特色的传统工业。

一、 农业的过去和现在

　　我们那一带尽管是平原地区，人民公社以前，耕地并不平整，且水旱灾害频繁。人民公社消失的时候，土地已彻底完成了平整。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另一个帖子：

《高粱地基本消失跟农村改革关系不大——与[草桥关民]网友交换几点看法》

　　中已提到过，有兴趣的网友可点击上面的链接阅读。

　　老人们说土改前粮食产量夏粮（小麦）一般年景亩产120~130斤。地主的上好地块，有土井和水车（一种人力或畜力汲水装置）浇灌，并且风调雨顺的年景，休耕地（我们那儿叫“留麦”，就是秋季休耕）亩产能到一石（约300斤），这是一个能引起轰动的产量。秋粮则很不稳定，几乎年年遭受水旱灾害，每亩收几十斤就不错了。村民用小麦换粗粮是一个习惯，为的是增加些粮食总量。

　　老人们说过去村里的大财主也不是常年吃细粮，而是给老人单作细粮吃，年轻人跟长工一块吃粗粮。农忙和过年时改善生活大家才吃点细粮。可能是由于过去生产力低下，没有多少剩余，富人和穷人都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我村在土改时有四户大财主，不但土地很多还都开着商号。他们的土地都超出了我们这一个乡的范围，到了离我村很远的村子。土改时没收的金银珠宝拉了几马车，都充了国库。按现在的消费观念，这样的大财主本来用不着从饮食方面节俭的，但当时的确就是这么过来的。

　　顺便说一个题外的数据，当时一个壮劳力在麦收时给地主打短工，行市最好时，一天能挣一斗（约30斤）麦子。

　　土改后，粮食亩产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自1963年那次水灾之后，紧邻滹沱河大堤的我们那个村子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水灾。因此，秋粮得以稳产。但几乎年年雨季爆发洪水的历史给我们那一带的村庄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个印记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文化。后面我会就此进行详细的说明。

　　合作化前后，粮食亩产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粮食亩产从土改前的120~130斤（夏粮小麦，下同）增加到生产队解体时的300斤左右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

　　1980年代后（时间上正好是分田到户后），粮食产量增加幅度的确变大了，现在的亩产量为700~800斤，但人们在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却大幅减少了。

　　农田的各种基本设施建设、平整土地这些最艰苦的工作早在生产队时期就已基本完成。冬闲时，再不用推着手推车去平整土地了，更不用自备粮食、工具去挖河修水库了。 耕、种、收大部分工作实现了机械化，除草有除草剂，农业生产的劳动技术性越来越低。农活的艰苦性比以前得到极大降低，但人们却不再把粮食增产当成一个重要的追求了。因为，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种子、农药、化肥、水利、机械的大量投入，而这些投入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现金支持的。有时成本能大到超过产出的程度。即使这样，人们也不再舍得对土地增加些劳动投入，而宁愿少种些土地，满足自用即可。因此，村民们有了大量的空闲消耗在了麻将桌上。乡村里增加了大量游手好闲的人，从前这种人有个专用称呼“二流子”，现在已经很有些年听不到人们说这个词汇了——就这么悠闲着，地里打的粮食就吃不清。

　　从我观察的事实来看，说公社时期人们懒惰是站不住脚的。单说平整土地和挖水库、河道、水渠，就消耗了现在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现在，没有任何人再愿意付出那份儿辛苦。老人们也不认同懒惰一说，但他们许多人认为当时“窝工”现象比较普遍。窝工根本就是一个管理水平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

　　全面取消农业税前，有些从事工商业的家庭干脆就将土地转包给了别人，条件只是代缴农业税。将土地抛荒的现象也时有出现。

　　取消农业税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人将土地变相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我村部分土地紧邻县城），而房地产开发商真的就在那土地上盖起了厂房和住宅楼。

　　还有更多的农户用另一种方式用土地牟利。他们不卖土地，而是卖土地上的土。卖土之风在村子里愈演愈烈，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各家各户的责任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一户挖地为坑后，周围土地的灌溉、耕作也受影响，就跟着挖。再说谁与钱也没仇，能卖现钱何乐不为？挖掉表层熟土的土地，短期内难以恢复地力，大多就荒了。前面说的粮食亩产量是在没有被挖过的土地上实现的。人民公社时期耗费了大量艰苦劳动才得以平整的土地就这样重新变得千疮百孔，其原因也是种粮无利可图所致。

　　村民对土地的农业价值越来越淡漠，目前基本限于获得自用口粮，连蔬菜都懒得种了。在蔬菜方面村民基本实现了“商品化”，除部分村民还种植越冬自用的大白菜外，平常食用的蔬菜几乎都靠购买。并且不只富裕村民如此，贫困村民也是这样，只不过消费量低而已。我调查了解到，人民公社以前，包括土改以前，村民的蔬菜都是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就很少种植蔬菜了。据我观察，村民的时令蔬菜消费量比人民公社时期降低了许多，春季蔬菜淡季，不少人家几乎不食用蔬菜。

　　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原因。我记忆中，73或74年我有比较清晰记忆的时候，村民还有自留菜园。大家的菜园都集中在一起，面积不大，但完全能保证一家的日常食用。冬季储存的白菜、萝卜能吃到第二年春季接上菠菜。那时村民还有晒制干白菜、窖藏大白菜、埋藏萝卜、腌制萝卜的习惯，都是为应付春季蔬菜淡季之需的办法。现在则再也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了，宁可不吃菜。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是，现在只要肯花钱，几乎任何季节都能买到任何种类的蔬菜了，只是村民们还没有形成在吃菜上大把花钱的消费习惯。

　　75年左右的样子，取消了村民的自留菜园，改为生产队成立专业蔬菜组。我们队那个蔬菜组里是几个很会种菜的老农，管理的菜园很好，感觉比自种时种类丰富了，但供应量上有所降低。

　　传统的菜园都在村庄附近，方便管理。那时民风很好，尽管菜园就在村边，无论自种还是合种，极少发生丢失现象。重新分田单干后，多数村民在村边没有责任田，只好将菜种在远离村庄的责任田地头上，大家的菜地都不在一起，菜园零星点缀在大田之间。这时的民风也一落千丈，菜园里的蔬菜收的没有丢的多。甚至经常出现被人为毁坏的情况，那肯定是一种泄愤报复行为。大白菜成熟后，经常一夜之间，全部白菜被盗一空。

　　村庄周围原来的菜地全部被村民取土挖成了大坑，后来这些大坑又被村干部卖给了村民作为计划外宅基地，从其他地方取土垫高，盖上了房。这个问题我会作专门介绍，后面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到实景。

　　渐渐的，就有村民不再种植蔬菜了。这时，出于乡谊，仍在种植蔬菜的人家就要送一部分蔬菜给没有种菜的街邻，而被盗的机会也相应增加了。最后大家就都不种蔬菜了。目前，村民仅有的蔬菜种植就限于庭院了。尽管人们消费反季蔬菜的倾向逐渐增大，但村里一直没有人种植大棚蔬菜。村民食用的反季蔬菜竟然是商户从几十公里外的城市蔬菜批发市场进的货。

　　也许是有从事工商传统之故，我们那个村子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基本限于自给自足。少量种植棉花、花生、大豆，许多年都没有人种植小杂粮了。不少很有特色的粮食、蔬菜品种绝迹多年，恐怕连种子都难找了。

　　　　　　　　　　　　　　　　　农业机械化问题

　　公社时期机械化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基本靠人力和畜力，秋耕时公社的大型拖拉机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全村有6个生产队，生产队解体时每个队有一辆12马力小型拖拉机，3~4部12马力柴油发动机，电动机若干。机井也正在处于逐渐增加中。

　　说到机井，不妨多说几句。我们村第一眼机井可能是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打成的，以后逐渐增加。75年我有清晰记忆时机井还很少，公社解体时，机浇地也不过一半左右。

　　随着机井的增加，地下水位急剧下降。75年时，村民吃水用的土井不用井绳，用扁担就能够着提上水来。70年代末水位下降，村中土井逐渐干枯。进入80年代就没有土井了，那时我上初中，村民吃水要到村外浇地用的机井去取水。村民还为此制作了几种专用运水工具。后来村里才打了一眼机井，定时开泵，供村民饮用水。但机井用不多久就会干枯，还得另择地重新打井。现在使用的机井已是第四眼了。

　　村外用于浇地的机井情况也差不多。开始用普通水泵，在地面抽水水量就很足，后来就得挖个旱井将水泵放到地平面以下4~5米处才能出水。这说明水位已降到10米以下，在地面靠负压吸不上水来了。现在则非用潜水泵不可，机井必须打到130米深以下才能正常供水。春天浇地高峰时还时常需要停机待水位恢复。现在，干旱对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了。

　　分田后，机井也分到了个人名下。机井这样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共同使用很容易引起利益纠纷，后来村民们基本都自己投资打了机井。当初分地是按土地质量分成几部分划分的，在主要地块打一眼井还可以，在所有地块都打井显然无力承受。因此，较小地块附近如果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家的机井，基本就旱地耕作了，靠天收获或种些耐旱作物，或者干脆就抛荒、卖土。

　　别的地方可能存在农民土地权益被侵犯的现象，但我老家正好相反，是农民急功近利、变相行使所有权的问题。而基层政权对此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有几户农民的责任田临近县城，有一个开发商想开发成商品房。谁都知道国家不允许这种交易，农民们也无权进行这种交易。但在农村一切都可以变通。开发商分别找到这几户人家，许诺“租赁”这些土地30年，租金按1000元/亩•年计算，一次现金支付。这样农民每亩可得3万元，多数人就动心了。开发商为了稳妥，一方面给同意的人家按1000元/亩的定金，一方面想让村委会作个中间人同时履行一个“合法”手续。但村干部们没有马上表态，他们持观望态度。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其中有一户反悔了，将定金退给了开发商。这下开发商可慌神了，找村干部帮助做村民工作。村干部们这时则声称：“这是你们之间的事，跟村里没关系，我们不管。”反悔的这户村民的地处于那片土地的中间，开发商想躲也躲不开，无奈就取消了买地的念头。可再向其他村民要已经给付的定金就要不回来了。农民们也有理由：为此我们耽误了一季庄稼，你的定金就算补偿了。

　　由于事情本身不合法，最后开发商就自认倒霉了。我想，如果此事有黑恶势力插手，那就是另一个结果了。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由于其他事情已经暴露出黑恶势力逐渐坐大的迹象。其中以娱乐业、运输业最为突出。去年冬天，煤炭涨价，外地运煤车都想来发一笔小财，有的煤车可能没交买路钱，结果就落个人被打、车被砸、煤被抢。许多人家花了大价钱买回的却是劣质烟煤，整个冬天村庄里都乌烟瘴气。没烟囱，根本就不能生火。

　　这件事看起来像一场闹剧，但的确已经有人以这种方式“卖”了自己的责任田，并且那田里已经盖起了楼房，有厂房、有居民楼。

　　将来这些土地肯定会有纠纷，别说30年到期时如何，就是人口变化调整责任田也有数不清的麻烦。

　　我说乡村政权处于瘫痪状态是有充分根据的，情况只能比我描述的情况更严重。近２０多年来，村子里除了有几个服过兵役的年轻人在部队入了党外，竟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老党员们也没有再过组织生活。团组织就更不用说了，根本没有。希望中央能够了解类似情况，早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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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春节回老家与父母一起过年的机会顺便对我们那个村子作了一点社会调查，有看见的情况，也有听到的情况；有现在收集的情况，也有以前就知道的情况，仅限于我能接触到的。我调查的年纪最大一个村民年龄94岁，其余大多70多岁，其中包括我的父母。

　　我们那个村子位于冀中平原的中心地带，所在县有传统农业和比较有特色的传统工业。

一、 农业的过去和现在

　　我们那一带尽管是平原地区，人民公社以前，耕地并不平整，且水旱灾害频繁。人民公社消失的时候，土地已彻底完成了平整。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另一个帖子：

《高粱地基本消失跟农村改革关系不大——与[草桥关民]网友交换几点看法》

　　中已提到过，有兴趣的网友可点击上面的链接阅读。

　　老人们说土改前粮食产量夏粮（小麦）一般年景亩产120~130斤。地主的上好地块，有土井和水车（一种人力或畜力汲水装置）浇灌，并且风调雨顺的年景，休耕地（我们那儿叫“留麦”，就是秋季休耕）亩产能到一石（约300斤），这是一个能引起轰动的产量。秋粮则很不稳定，几乎年年遭受水旱灾害，每亩收几十斤就不错了。村民用小麦换粗粮是一个习惯，为的是增加些粮食总量。

　　老人们说过去村里的大财主也不是常年吃细粮，而是给老人单作细粮吃，年轻人跟长工一块吃粗粮。农忙和过年时改善生活大家才吃点细粮。可能是由于过去生产力低下，没有多少剩余，富人和穷人都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我村在土改时有四户大财主，不但土地很多还都开着商号。他们的土地都超出了我们这一个乡的范围，到了离我村很远的村子。土改时没收的金银珠宝拉了几马车，都充了国库。按现在的消费观念，这样的大财主本来用不着从饮食方面节俭的，但当时的确就是这么过来的。

　　顺便说一个题外的数据，当时一个壮劳力在麦收时给地主打短工，行市最好时，一天能挣一斗（约30斤）麦子。

　　土改后，粮食亩产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自1963年那次水灾之后，紧邻滹沱河大堤的我们那个村子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水灾。因此，秋粮得以稳产。但几乎年年雨季爆发洪水的历史给我们那一带的村庄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个印记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文化。后面我会就此进行详细的说明。

　　合作化前后，粮食亩产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粮食亩产从土改前的120~130斤（夏粮小麦，下同）增加到生产队解体时的300斤左右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

　　1980年代后（时间上正好是分田到户后），粮食产量增加幅度的确变大了，现在的亩产量为700~800斤，但人们在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却大幅减少了。

　　农田的各种基本设施建设、平整土地这些最艰苦的工作早在生产队时期就已基本完成。冬闲时，再不用推着手推车去平整土地了，更不用自备粮食、工具去挖河修水库了。 耕、种、收大部分工作实现了机械化，除草有除草剂，农业生产的劳动技术性越来越低。农活的艰苦性比以前得到极大降低，但人们却不再把粮食增产当成一个重要的追求了。因为，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种子、农药、化肥、水利、机械的大量投入，而这些投入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现金支持的。有时成本能大到超过产出的程度。即使这样，人们也不再舍得对土地增加些劳动投入，而宁愿少种些土地，满足自用即可。因此，村民们有了大量的空闲消耗在了麻将桌上。乡村里增加了大量游手好闲的人，从前这种人有个专用称呼“二流子”，现在已经很有些年听不到人们说这个词汇了——就这么悠闲着，地里打的粮食就吃不清。

　　从我观察的事实来看，说公社时期人们懒惰是站不住脚的。单说平整土地和挖水库、河道、水渠，就消耗了现在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现在，没有任何人再愿意付出那份儿辛苦。老人们也不认同懒惰一说，但他们许多人认为当时“窝工”现象比较普遍。窝工根本就是一个管理水平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

　　全面取消农业税前，有些从事工商业的家庭干脆就将土地转包给了别人，条件只是代缴农业税。将土地抛荒的现象也时有出现。

　　取消农业税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人将土地变相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我村部分土地紧邻县城），而房地产开发商真的就在那土地上盖起了厂房和住宅楼。

　　还有更多的农户用另一种方式用土地牟利。他们不卖土地，而是卖土地上的土。卖土之风在村子里愈演愈烈，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各家各户的责任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一户挖地为坑后，周围土地的灌溉、耕作也受影响，就跟着挖。再说谁与钱也没仇，能卖现钱何乐不为？挖掉表层熟土的土地，短期内难以恢复地力，大多就荒了。前面说的粮食亩产量是在没有被挖过的土地上实现的。人民公社时期耗费了大量艰苦劳动才得以平整的土地就这样重新变得千疮百孔，其原因也是种粮无利可图所致。

　　村民对土地的农业价值越来越淡漠，目前基本限于获得自用口粮，连蔬菜都懒得种了。在蔬菜方面村民基本实现了“商品化”，除部分村民还种植越冬自用的大白菜外，平常食用的蔬菜几乎都靠购买。并且不只富裕村民如此，贫困村民也是这样，只不过消费量低而已。我调查了解到，人民公社以前，包括土改以前，村民的蔬菜都是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就很少种植蔬菜了。据我观察，村民的时令蔬菜消费量比人民公社时期降低了许多，春季蔬菜淡季，不少人家几乎不食用蔬菜。

　　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原因。我记忆中，73或74年我有比较清晰记忆的时候，村民还有自留菜园。大家的菜园都集中在一起，面积不大，但完全能保证一家的日常食用。冬季储存的白菜、萝卜能吃到第二年春季接上菠菜。那时村民还有晒制干白菜、窖藏大白菜、埋藏萝卜、腌制萝卜的习惯，都是为应付春季蔬菜淡季之需的办法。现在则再也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了，宁可不吃菜。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是，现在只要肯花钱，几乎任何季节都能买到任何种类的蔬菜了，只是村民们还没有形成在吃菜上大把花钱的消费习惯。

　　75年左右的样子，取消了村民的自留菜园，改为生产队成立专业蔬菜组。我们队那个蔬菜组里是几个很会种菜的老农，管理的菜园很好，感觉比自种时种类丰富了，但供应量上有所降低。

　　传统的菜园都在村庄附近，方便管理。那时民风很好，尽管菜园就在村边，无论自种还是合种，极少发生丢失现象。重新分田单干后，多数村民在村边没有责任田，只好将菜种在远离村庄的责任田地头上，大家的菜地都不在一起，菜园零星点缀在大田之间。这时的民风也一落千丈，菜园里的蔬菜收的没有丢的多。甚至经常出现被人为毁坏的情况，那肯定是一种泄愤报复行为。大白菜成熟后，经常一夜之间，全部白菜被盗一空。

　　村庄周围原来的菜地全部被村民取土挖成了大坑，后来这些大坑又被村干部卖给了村民作为计划外宅基地，从其他地方取土垫高，盖上了房。这个问题我会作专门介绍，后面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到实景。

　　渐渐的，就有村民不再种植蔬菜了。这时，出于乡谊，仍在种植蔬菜的人家就要送一部分蔬菜给没有种菜的街邻，而被盗的机会也相应增加了。最后大家就都不种蔬菜了。目前，村民仅有的蔬菜种植就限于庭院了。尽管人们消费反季蔬菜的倾向逐渐增大，但村里一直没有人种植大棚蔬菜。村民食用的反季蔬菜竟然是商户从几十公里外的城市蔬菜批发市场进的货。

　　也许是有从事工商传统之故，我们那个村子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基本限于自给自足。少量种植棉花、花生、大豆，许多年都没有人种植小杂粮了。不少很有特色的粮食、蔬菜品种绝迹多年，恐怕连种子都难找了。

　　　　　　　　　　　　　　　　　农业机械化问题

　　公社时期机械化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基本靠人力和畜力，秋耕时公社的大型拖拉机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全村有6个生产队，生产队解体时每个队有一辆12马力小型拖拉机，3~4部12马力柴油发动机，电动机若干。机井也正在处于逐渐增加中。

　　说到机井，不妨多说几句。我们村第一眼机井可能是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打成的，以后逐渐增加。75年我有清晰记忆时机井还很少，公社解体时，机浇地也不过一半左右。

　　随着机井的增加，地下水位急剧下降。75年时，村民吃水用的土井不用井绳，用扁担就能够着提上水来。70年代末水位下降，村中土井逐渐干枯。进入80年代就没有土井了，那时我上初中，村民吃水要到村外浇地用的机井去取水。村民还为此制作了几种专用运水工具。后来村里才打了一眼机井，定时开泵，供村民饮用水。但机井用不多久就会干枯，还得另择地重新打井。现在使用的机井已是第四眼了。

　　村外用于浇地的机井情况也差不多。开始用普通水泵，在地面抽水水量就很足，后来就得挖个旱井将水泵放到地平面以下4~5米处才能出水。这说明水位已降到10米以下，在地面靠负压吸不上水来了。现在则非用潜水泵不可，机井必须打到130米深以下才能正常供水。春天浇地高峰时还时常需要停机待水位恢复。现在，干旱对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了。

　　分田后，机井也分到了个人名下。机井这样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共同使用很容易引起利益纠纷，后来村民们基本都自己投资打了机井。当初分地是按土地质量分成几部分划分的，在主要地块打一眼井还可以，在所有地块都打井显然无力承受。因此，较小地块附近如果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家的机井，基本就旱地耕作了，靠天收获或种些耐旱作物，或者干脆就抛荒、卖土。

　　别的地方可能存在农民土地权益被侵犯的现象，但我老家正好相反，是农民急功近利、变相行使所有权的问题。而基层政权对此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有几户农民的责任田临近县城，有一个开发商想开发成商品房。谁都知道国家不允许这种交易，农民们也无权进行这种交易。但在农村一切都可以变通。开发商分别找到这几户人家，许诺“租赁”这些土地30年，租金按1000元/亩•年计算，一次现金支付。这样农民每亩可得3万元，多数人就动心了。开发商为了稳妥，一方面给同意的人家按1000元/亩的定金，一方面想让村委会作个中间人同时履行一个“合法”手续。但村干部们没有马上表态，他们持观望态度。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其中有一户反悔了，将定金退给了开发商。这下开发商可慌神了，找村干部帮助做村民工作。村干部们这时则声称：“这是你们之间的事，跟村里没关系，我们不管。”反悔的这户村民的地处于那片土地的中间，开发商想躲也躲不开，无奈就取消了买地的念头。可再向其他村民要已经给付的定金就要不回来了。农民们也有理由：为此我们耽误了一季庄稼，你的定金就算补偿了。

　　由于事情本身不合法，最后开发商就自认倒霉了。我想，如果此事有黑恶势力插手，那就是另一个结果了。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由于其他事情已经暴露出黑恶势力逐渐坐大的迹象。其中以娱乐业、运输业最为突出。去年冬天，煤炭涨价，外地运煤车都想来发一笔小财，有的煤车可能没交买路钱，结果就落个人被打、车被砸、煤被抢。许多人家花了大价钱买回的却是劣质烟煤，整个冬天村庄里都乌烟瘴气。没烟囱，根本就不能生火。

　　这件事看起来像一场闹剧，但的确已经有人以这种方式“卖”了自己的责任田，并且那田里已经盖起了楼房，有厂房、有居民楼。

　　将来这些土地肯定会有纠纷，别说30年到期时如何，就是人口变化调整责任田也有数不清的麻烦。

　　我说乡村政权处于瘫痪状态是有充分根据的，情况只能比我描述的情况更严重。近２０多年来，村子里除了有几个服过兵役的年轻人在部队入了党外，竟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老党员们也没有再过组织生活。团组织就更不用说了，根本没有。希望中央能够了解类似情况，早作安排。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4 6:23:58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4 6:21:17编辑过]

原生态总是让人感兴趣，很多照片，可惜没法都贴上来。看这个吧：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9588

同样有一个水泥池子，大概是沤豆饼肥用的。那时化肥少，就凭一点农家肥，弄点饼肥就算奢侈了。记得那时叫化肥为“肥田粉”。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马上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线，形成产能正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种过地的人才知道，化肥对粮食产量的重要性。合作化之前，中国几千年是更彻底的“包产到户”，但从来也没有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几年增产效果明显。其中缘由值得细心品味。

不知这些水泥格子当时是做什么用的。

　　我家的电视是87年卖的，17英寸，长城牌，彩色的。那时有电视的人家就已经开始多起来了，那几年从事丝网、马尾工商业的人家迅速增多，村民的生活明显改善。要说托改革开放的福也有理由——时间上倒很吻合。

四、民生杂谈

　　近些年，村民们新建了不少房屋，新房差不多占70%左右，平均花费4~5万元，高级些的能到7~8万元。这也是村民财力增加的表现。

　　在居住方面，面积增加了许多，几乎没有居住紧张的情况了。建材由土木屋顶、内坯外砖变为砖、水泥、预制板屋顶结构。这是建筑材料上的明显进步。

　　但我觉得村民居住的舒适性没有根本性的改善。无论多豪华的房子，至今也没有一户人家有自来水（村中水塔每天供水２小时，村民用水缸储水），也没有排水设施。这样卫生就一直是个问题，并且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而渐趋严重。冬季取暖也很成问题。

　　近几年村民也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安装了不少土暖气，但效果很差。多数人家室内温度一般不超过10摄氏度，还有的人家室内结冰，我家的老式房子却能达到14度左右。我认为跟建筑材料有关，老式房里面有一层很厚的土坯，保温效果较好，冬季只要有取暖设施，容易保温。夏季太阳也晒不透，比较凉爽。缺点当然也是明显的：卫生条件差，牢固性差，并且没有多少改善余地。

　　新式房都是粘土砖砌墙，比较薄，不保温。4个房间冬季烧2吨煤都不暖和。而夏季室内简直就是一个蒸笼，许多时候不得不到室外院子里或屋顶上过夜。有些比较富裕的村民盲目学城里居民的装修方式，采用地板取暖。这如果是取暖设备商或装修商建议的方案，那就是在坑人了。土暖气是靠温差形成的压差实现水循环导热的。地板里的盘管注定形成不了压差，单靠炉子内的压差显然效果要差许多。另外，平房地板下是泥土，泥土的导热性比地板上的空气好得多，这就意味着地板下不加隔热措施的话，大部分热量就白白跑到地下了。

　　还想就住房问题多写点看法。

　　对大部分村民来说，建一套住房是其一生中最大的物质财富成就，通常会耗尽一代人一生的积蓄。许多人致死也没有能力建一套新房。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话：“一辈子不盖房，就是个自在王”。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盖房呢？住房不是衣服呀！

　　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1、 以前人口增加快，非独子家庭必然存在新建住房要求。
2、 以前的房屋建材以砖瓦、土坯、木料为主，不经用，使用寿命最多也就一代人。
3、 以前自然灾害频繁，经常发洪水，老式房屋不经水浸，水毁房屋较多。

　　耗尽了一生积蓄建成的住房却不能成为一笔可观的财产稳定地传给后代，我想这是导致农民们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类的财富应该是一个积累过程。像这样，连两代人的时间都不能保持的财富就谈不上什么积累了。

　　住房不结实，主要原因当然在建材的选择，但也不完全在建材，还有文化传统方面的缺陷。以同样的建筑成本，采用不同的建筑风格和消费习惯是能够建成使用寿命更长的房屋的。北京的四合院也是平房，寿命就很长。

　　假设住房能由一代人的寿命能提高到两代人甚至几代人，那农民们的生活条件将得到非常显著的改善。

　　上面主要是以前的状况，现在则出现了新问题。现在村民建房已全部改用砖混结构，非常坚固，但仍不能代代相传。现在村民新建住房不是因为人多住不下，也不是因为旧房破旧，而是为了追求一个时兴的式样和一个攀比性的面积、间数（还有一个原因后面再说）。其实现在流行的住房样式设计很不合理，居住也不方便。只是因为流行，村民们就拆了旧房盖新房。但流行的东西，过时也快，就跟所谓的流行歌曲一样。

　　还有一个陋俗就是村民盖房都愿意将房子外面装饰得非常夸张，如果将这些挣外人眼球的花销控制在一个看得过去的层次而增加些房子里面的投入，那对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个不小的改善。

　　老式住房很少用石灰、水泥，翻盖时还可以使用旧房拆下来的材料。但现在的住房都是水泥砖混结构，一旦拆除，村民们一生的积蓄就变成了建筑垃圾。

　　这里的村民思想很怪异，在80年代时，我还在中学和大学，那时村民们颇有些积蓄，建新房的人家多起来，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曾给好几户准备盖新房的街坊邻居建议过新的设计，合理性、方便性非常明显，他们也认同，但就是没有一户采用。他们的理由是：“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的房子，盖出来怕别人笑话？”

　　但那以后，村民们的住房样式还是发生了变话。但基本结构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因此从方便性、实用性方面没有根本改善，有些地方还变得更不方便了。据说第一户盖新样式房屋的人家是一个暴发户，请外地一个建筑队来盖的房。以后大家就比着葫芦画瓢，都跟着这种式样走了。再以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小有变化，每一次变化都引起一轮拆旧建新热。

　　建新房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力，就是年轻人结婚用房。现在女方都要求男方在婚前准备一套新式样住房，许多人家完全是为了给儿子结婚，就将还不算旧的房子拆掉翻盖成新的。

　　我都有些犯糊涂，不知村民们的这种思想是保守还是积极求变。

　　政府应重视这个问题，想法为农民提供科学的建筑设计指导。商业机构也可以从中发现商机。

　　饮食上，较改革前相比，一个变化是，村民普遍可以全年食用细粮了。但副食方面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在食肉量上有所下降。分田后，细粮很快就实现自给有余了，粗粮则全部卖掉。除有1家专门养猪卖钱外，再也没有人家养猪吃肉了。那时几乎每户人家过年时都宰一头2、300斤重的生猪，差不多全部自己吃掉。当然不可能过年那几天吃完，而是制作成腊肉，炼制成猪油，吃好长时间，甚至吃一年。现在人们零星买肉吃，但累计起来肯定没有那时量多。

　　现在也没有多少人家养鸡了，靠买鸡蛋吃。不养鸡和猪，剩饭菜就一扔了事。现在养狗的人家极多，几乎家家养着狗，不是为吃肉，为的看门防盗。

　　食用蔬菜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就不再说。下面说说薪柴。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排在第一位。90年代中期以前，村民烧饭大部用庄稼秸秆，少量用煤。从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有人家开始使用罐装石油气。到现在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家部分或全部使用石油气做饭，条件差的人家仍在使用传统的土灶。

　　这一变化从村容村貌上就能看出来。以前秋后，满大街、庭院内外到处都是堆放的庄稼秸秆，现在有好多人家的庭院里已经没有那东西了。

　　不用秸秆作燃料的人家有一个处理秸秆的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是简单的就地烧掉，污染很大。这种情况好像还很普遍。记得前些年每到秋收时（中秋节、国庆节前后），我们这个城市都会将整治焚烧秸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甚至有县乡领导为此丢官。即使这样，仍不能制止，城市里乌烟瘴气、令人窒息。近两年才有所好转。我老家那一带焚烧秸秆现象没有延续太久，很快就出现了一种机械，能在秋耕的同时将秸秆粉碎在田里，这样既没有污染，又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加了地力，确实是个好办法。不过这样处理要花钱，大概40~50元/亩。因此，仍然有少数人家焚烧，或卖给养牛户当饲料。

　　我还听说当地政府在鼓励推广沼气，但建成使用的人家寥寥无几，且效果很差。最近石油气涨价很厉害，有不少人又重新烧起了柴禾或煤。薪柴问题是事关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件大事，政府应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五、 村政建设

　　目前村里的政权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已完全失去组织力了。

　　组织力的丧失是从分田后开始的。分田后，村政权由一级政权变成了一个催粮、催款机构，催缴公粮、农业税、计划生育罚款、电费是其全部工作。去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现在好像只剩下收电费了，因为农民们的生育观念也已改变，好几年没有超生的了。

　　不过当干部还是有很大好处的，能过上中上等生活。村里还有些机动土地，宅基地，每年都卖出不少。村里还有个砖厂，包给了个人也能拿回些利润，这实际上也是在卖地。村民们好像都看开了，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无论贫富，谁也不关心集体财产的去向，任凭几个干部贪占。公社时期留下的大量公产现在几乎被卖光了，甚至连原来的大队部，现在的村委会使用的房产都不能幸免。那原来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许多间房子，外围的村办企业连带房产卖光后（原来大队有鬃尾加工厂、丝网加工厂、面粉加工厂、油坊、卫生所、供销合作社各一，改革后就连房子一起卖光了），就开始卖队部的房产。后来一户村民在队部的院子中间盖上了自己的住宅，生生将院子割去一半。干部们将剩下的房子都拆掉，翻建成一个较小的院落，继续自己的快乐生活。

　　这次春节回去，发现田间路两旁的树几乎被砍个精光。一问才知道村里供村民饮水的机井和水塔，需要雇人管理和交电费，村里没钱就卖了所有的树木。现在地里还长着的树木都属于个人。我就担心，有些地方光秃秃的，夏天在田里干活，恐怕连个歇凉的地方都没有了。

　　人们除了买宅基时去找村干部外，基本不与村干部打交道。村干部也几乎没有任何权威，。碰到了一件事很说明问题。

　　近些年，村子里红白喜事铺张浪费现象愈演愈烈，富裕村民夸富摆谱，贫困村民也极力跟风。村干部想制止这种现象，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他们动员了好长时间了，却丝毫没有效果——他们没有任何强制措施或利益约束来保证他们的决策得到实施（南街村、华西村就能）。他们都不是真正按法律规定被村民公推直选上去的，既无德、又无能，威信当然就谈不上了。

　　抛开干部素质低下、缺乏公信力不谈，村民们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盘散沙，对公共事务异常麻木，甚至连选举村干部的兴趣都没有。右派们可能以为这种状态很理想——小政府大社会，多自由呀！个人能发财就行了、就是进步！

　　这种精神状态我们并不陌生。当初中国人面对各路军阀、甚至入侵的外敌都是这样麻木，只要没找上家门，就只管纳粮，国家、民族好像是跟自己毫无关系。我看不出对村干部侵吞公产的行为和公共生存环境漠不关心的村民对万一面对的外敌能做出什么抵抗行动。

　　组织涣散、对公共事务失去控制绝对不是好事。

　　由于村政权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村干部毫无行政能力可言，所以，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真正的“自由”了。旧的公序良俗早随改革的春风吹走了，新的还没建立起来。日常活动法律来规范、解决的事毕竟很少。并且还有许多已经涉及到法律的事，村民们也习惯于私了。目前在村中最大的控制势力相对来说要数宗族势力，但比破四旧前也差得很远。

　　公序良俗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人们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只要不直接涉及到别人，就没有外人干涉。这好像是一种理想状态，但间接影响公众利益的事没人管，时间一长，就会积累成整体性危机甚至引起激烈冲突。

　　比如这个村建规划就是一个大问题。

　　通常的建筑都是往下挖一定深度打地基，但我们这一带的村民建房时恰好相反，要用土垫一个高高的房座，再在那个房座上盖房（盖房是俗语，就是建房）。改用全砖混凝土建材后，由于承重很大，在虚土上建房很不牢固，就改成在平地开始砌墙。刚建成的房子非常高，大概相当于城市的二层到三层楼房那么高。当然耗用的建材也差不多相当于盖两层或三层楼房，只是少了中间的楼板。建成房屋主体后，再用土垫起屋内、屋外的地面，需要很多的土方，耗资跟加装一两层楼板相差无几。若宅基原来是大坑，耗资则更巨，这还没计算因此而遭毁坏的耕地的价值。

　　我想这个陋俗是这样形成的：由于我们这一带紧邻滹沱河，1963年以前几乎年年发洪水。老式住房多为土坯结构，不禁洪水浸泡。因此，才形成了垫高宅基的习俗。这个习俗还导致了一系列陋俗，比如，谁家房子高谁家风水就胜，这就导致房子越盖越高。但村民们又极端保守，至今没有人盖楼房，所以只是平房越盖越高，地基越垫越高。

　　除了习俗、历史原因，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现实原因使人们盖房的地基越垫越高——就是村庄的排水问题。近几十年来华北尽管干旱严重，但每年的降水基本都集中在雨季，所以就存在一个排水问题。以前人口相对较少，村庄内村民居住相对分散，单位面积人口少。村庄内有几个泻坑，还有大片的空地（直到70年代村内还有几块可以耕种的土地），足以满足村民排水需要，所以不存在排水问题。

　　现在，人口大量增加，新建房屋大量增加，这本来是发展带来的好处，但由于缺乏对公共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所以享受发展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村民们还是偏好聚居的，因此，最初的新房都建在村内的空闲宅基上，然后是垫高村内的泻坑，无空地可用时就向村子周边扩展（就是前面说的被挖成大坑的菜园）。但后建房屋及其地基都垫的比老房高，所以现在的村庄呈锅底状，周边高，中间低。村中的老房则是低中之低。在没有人工排水设施又失去自然排水条件的情况下，老屋都面临着水淹的威胁。为此引发无数纠纷，甚至械斗。有不少村民是因为排水问题拆掉刚刚建起不久的住房，垫高宅基后再建新的，为此耗尽全家多年的积蓄。后面附一些照片，可从中看到情况的严重程度。

　　同样是一个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人居环境问题。

　　记得小时候（1970年代），我们那一带农村基本上还处于“原生态”。生活当然是比较艰苦的，人们的耗费极低，给环境造成的影响比较小。这可以从人们日常产生的垃圾种类和数量上反映出来。70年代以前，人们几乎不产生垃圾。生活垃圾无非是衣食住过程中产生的。

　　先说衣。当时人们很艰苦朴素，这当然不是一种精神追求，而是缺乏物质条件。衣服被褥缝缝补补是常事，即使破旧的无法再穿的衣服也没有任何人舍得丢弃，而是改作他用——纳鞋底、做鞋子。过于碎小的破布还可以积攒起来向专门收破烂儿的小贩换个针头线脑什么的。

　　插话说一下收破烂儿这个行当，现在城市和农村里仍有干这个行当的人，但收集破烂儿的内容已经改变了许多，好多当时可以卖钱的破烂儿现在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垃圾，不但不能卖钱，还需要花钱雇人清走。我印象里，当时农村收破烂儿的人收集的垃圾种类有：碎布、旧鞋、旧棉花、废铁、骨头、废纸、头发（妇女梳头时掉下的）等。小贩还有专门的吆喝声和音响工具，有一个传统相声说过各种吆喝声，但里面没有收破烂儿的吆喝。吆喝词是这样的：“扑扯儿套子换钢针”，或者是“破烂、头发换钢针”，其中有我们那地方的方言：扑扯儿，不知是哪两个字，碎布的意思；套子，棉被里面的棉芯。吆喝起来像唱歌，很有韵味。声响工具是一只拨浪鼓，现在收破烂儿的还在使用。

　　食，吃饭也不会产生多少垃圾。首先粮食很宝贵，没有任何人糟踏粮食。即使有些省饭，每家还养着猪，猪会吃掉所有剩饭、剩菜、摘剩的碎菜。因此吃饭方面不会产生任何垃圾。

　　住的方面，那时的建筑是土木结构，即使拆了旧房，砖木还能重新使用，老房土则是一种肥料，施到田里肥地。

　　总之，当时人们的生活比较艰苦，但同时又是环保的。当然没有人再想去过艰苦生活，可随着环保问题的日益严重，也需要采取一些积极对策。

　　大量的白色污染是从8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在户外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看不见白色垃圾了，村内到处有堆积多年的垃圾堆，村外更是有一个围绕村庄的垃圾圈。不引人注目却危害更大的是塑料垃圾中的废旧电池，数量也很是惊人。

　　建筑垃圾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垃圾来源。新式住房拆除后，几乎没有可以再利用的部分，都变成了建筑垃圾。

　　城市的垃圾常用填埋的办法处理，按说农村填埋这些垃圾也不成问题，但没有任何人出面管这件事。人们宁愿花钱买土垫大坑，谁也不愿意将村里的垃圾收集起来去垫那些深坑——他们知道那东西埋在地下也仍然有害。

　　说了这些现象，主要还是想说明，健全农村基层组织，加强公共管理是可以产生巨大效益的。否则，危机迟早会爆发，大家同时受损。

这是从村庄后面的角度拍摄的。图中有一个拉着手推车的成年人，可作为参照物估出房屋的高度。

　　近景就是为垫高宅基而挖成大坑的耕地，过不多久就会再被垫高盖上超过图中房屋高度的新房。

　　盖这样的平房比盖普通两层楼房耗费的材料还要多些，成本也相差无几，但最后使用面积仍然是平房。更严重的是每盖一所这样的房子都会同时挖毁一块耕地。

　　想当年，公社社员，这些房主人的前辈们，花费了多年艰巨的劳动才平整好的土地，就这样又给毁坏了。

　　当年平整土地时没有多少机械，几乎全靠铁锹和独轮车（就是上面图中那种），也是靠它挖河、修水库。老人们说平整土地、挖河、修水库多是利用冬季农闲季节，有时过年也不休息。这些劳动都被现在的新右们控诉为“瞎折腾”、“极左”、“迫害”，历史自有后人评说。

　　这些浪费、破坏本来是通过有效管理、教育能够避免的，但实际上却处于放任状态，甚至村干部们能从中得到好处，还成了个别人的“就业渠道”。

　　村中新修了一条小马路，就这点公益设施，还被好几户村民敲竹杠。本来的土路是高低不平的，个人垫高自己门前的路，修公路时要铲平，一些人就要“补偿”，不给就不让修！村里还就真给了这些人钱！！！

　　修到村口离邻村街道只有100多米时，两个村想将路连成一体，因一户村民要价太高而作罢，至今两村之间还有一段土路。

　　对这件事肯定也会有不同看法，什么民主啊、进步啊、人权啊，但的确是为了一己之私影响了多数人的福利。

　　修好的小马路还附带一个排水功能，马路地势最低，一下雨，马路就成了小河沟。不过水泥路面存不了多少水，有个2、3天就干了。比没马路时好多了。

　　从小街道那张图片中，也能看到典型的“空心村”现象。村中间新房很少，外围都是新房。正因为如此才成了一个锅底结构。

村子里除了一条主街刚被硬化以外，其余街巷都是高低不平的土路，稍下点雨就泥泞不堪。

　　住房是农民,甚至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产,要耗用多年甚至一生的积蓄。政府作为管理者和服务者，有责任采取一些管理、引导措施，使这笔财产得到有效积累，传承更长的时间。那将使农民有更多的收入用于其它的消费，有效改善农民的生活。

　　看过别人写的游记，知道欧洲许多上百年、几百年的老房仍在使用，并且价值越来越高。我们的农村和城市都应该加以借鉴，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尽量拆破不拆旧。据说我国能源消耗最大的地方就是住房，我想的确是这样。除居住时采暖耗能外，砖瓦、水泥、钢材等建材都要消耗大量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拆除旧房时那些能源耗费就全部变成了垃圾。

　　呼吁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政府尽到社会管理、服务的职责，将规划农民住房（包括设计合适的样式、推荐环保节能的建材、建设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等）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加以重视，给农民设计出舒适、便捷的住宅样式，改变农民们的一些不科学的陋俗，提倡科学、健康、环保、节约、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这将是一件功在当代，福及子孙的善事。


　　白色污染。前面图片中也随处可见，这是特写。村子周围最厉害，形成一个垃圾圈。记得小时候，每年村里都组织青年民兵给村子来个大扫除。公社解体后，就再也没有人组织这项工作了。

耕种的便利，生活的便利，无不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开采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高产种子、化肥、农药、机械、水利、电力、建材、家电等等，都是科技进步和消耗资源、能源的结果。多数资源、能源都不可再生，现在用一点，留给子孙的就少一点。我们不能将这些便利都归功于自己的勤劳和劳动积极性，更不能将父辈骈手胝足的艰苦创业嘲笑为效率低下“极左蛮干”。我看着满目的垃圾，大堆的塑料、水泥，脑海里想到的是形成这些垃圾时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它们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发挥出了尽可能大的效益。

　　我看村民们挖坑、垫坑、拆房、建房尽管创造了大量GDP，却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结果也没有使自己的生活得到应有的改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管理者没有尽到管理者的责任，本来管理者举手之劳就能为村民增加巨大福利，却因无能或无力而放任危机一步步加深。村干部们竟还自以为很开明，给了村民充分的自由，过不好日子只能怪自己没本事。不知其他地方有无类似情况。


六、 乡村教育

　　历史上，这一带的民风是很重视教育的。老辈人都以能识文断字为荣，对有知识的人敬重有加。文革时附近村庄也有几个在城市的知识分子遭“迫害”回到原籍的人，但乡亲们依然以先生之礼对待他们。我上初中时，教过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就是从城市下放回来的。据说他原来在一个城市的一所师范学校教书，后因作风问题被贬回乡。

　　那时公社有社办中学，教学质量的确不怎么好，确如现在右派们嘲笑的那样“低水平、广覆盖”。主要是师资奇缺，有不少老师是中学毕业教中学。但那时的入学率也是很高的，适龄青少年几乎辍学的。那一代人接受了基本的中等教育，直到现在，高中毕业率从来也没有达到过那样的水平。

　　公社将他按民办教师编制安排在了社办中学，也算人尽其才。他的教学水平的确不错，我很感激他。还有一个英语老师也是被贬回乡的，但水平不怎么样。也许英语不是他的本行。

　　我们村庄有一所小学，同样是“低水平、广覆盖”，由几个民办教师打理。我在那里读了5年半（中间赶上由春季招生改为夏季招生，就多读了半年），完成了启蒙教育。那时每个年级大约20~30个学生，这个数字是入学率100%的数字。

　　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上学读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一带工商业发展较早，许多村民是看中让孩子早干活、早挣钱而让孩子辍学的，后来变成了孩子本人不原意上学，甚至许多人连小学也不上了。村子里的人口逐年增加，但小学里的学生逐年减少。

　　村办小学学生人数减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入学率逐年降低（是否适龄儿童人数也同时减少了我没有详细统计，但街上跑着玩的孩子确实越来越多了）；二是有条件又重视教育的家庭将孩子送到了县城去上学。前两年，由于各村学生人数太少，乡政府就进行了并校调整。邻村（人口略少于我村）小学的学生和老师都并入了我村小学。即使合并后，每班竟也就5~8名学生。

　　我上学那阵，考上大学，甚至中专（只要是考上能离开农村的学校，乡亲们都认为是上了大学）是一个引起轰动的体面事情，全家人都有面子。一户人家有兄弟四人，前三个兄弟都老大了还没有结婚。77年恢复高考后，老小考上一大专学校。一下子就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精神面貌，三个哥哥很快就结了婚。

　　现在上大学早没了当初那样的风光，用老乡们的话就是干什么都有发财的、都有受穷的。这好像是一种进步。要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有这种国民心态，我就真的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什么素质教育、独木桥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具体到我们那一带还不发达的农村，这种心态好像来的还有些过早。

　　现在我们村有两个典型人物经常被村民用来教育孩子：一个是老板。那个年强人的父亲是村办小学的老师，但儿子不愿意上学，父亲使尽办法都无效，就放弃了。那个年轻人没上完小学就去做小买卖了。后来不知怎么弄的就发了大财，自称在云南作五金生意。过春节时，有几次是开着高级轿车回来的，还带着保镖！引得众乡亲啧啧称赞。我心里就犯嘀咕，做五金生意，至于如此吗？

　　另一个就是我了。我是国家恢复高考后村子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还是名牌大学。但现在在乡亲们眼里已经成了一个反面典型，常用来教育孩子：“你看XX小学没毕业，发大财了；你再看XX，那可是正宗名牌大学毕业，还不是连个车也混不上！别费那个劲了，快回来干活、做生意吧！”甚至说这些都不避我，我遇到了也就跟着自我调侃一下。

　　但考上大学的年轻人的确是比我上学那时多了。原来几年出一个，现在几乎每年都有1、2个。还有几户村民花钱让孩子上一些民办学校，主要是学医，回来开诊所。

　　我认为这是教育的两极分化现象，应该跟教育投资的风险性太大有关。现在教育已变成一笔数目很大的投资，风险很大。考上大学不一定赢利，考不上就彻底赔本。干脆不冒那份险，抓点现钱。因此现在织网的孩子比上学的孩子多。

　　还有一件事能更直接、更明白地反映出人们对教育的功利性目的的诉求。有一村民也是作丝网生意发财的，他接受过一定教育，将生意做到了互联网上，通过互联网跟国外有些生意往来。但他不懂外语，只好花钱雇了两个懂外语的人帮助他处理这部分业务。今年一过年，他将自己10岁的女儿送到了省城上了一家外语小学，完全封闭教学，外籍教师，学校代办一些。当然学费也是很昂贵的。他准备让女儿在这里尽快掌握英语，然后回家帮助自己做生意就不必雇佣外人了。

　　尽管我混不上车坐，但我仍然不愿意与村里那些发了财的人作个交换，我觉得自己比他们生活得要舒适些。这不是阿Q 思维。我想，如果让村民们有机会体验一下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舒适，他们也许会改变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态度。以他们的经济实力，许多人是能够过得比我舒适的，但他们没有。而这还与节俭无关，他们的许多艰苦恰恰是浪费造成的。

　　建设新农村，光从硬件上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软件也要建设，并且最好优先建设。

六、 医疗卫生

　　老人们说过去曾经实行过全免费，后来社队负担过重，就改成了部分收费，社队补贴。我开始有记忆时村里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就是这种低费制。当时村里有两名赤脚医生，其中一名是时代行医人家子弟，两人都在县医院培训过，一般病都能治。平时还负责村民的防疫工作，季节性高发病期间会煮些预防性草药给村民喝，有时也从县城领会药来发给村民防疫。大病经他们初步诊断后就送往县医院，确诊后，能不住院的，就回来由他们继续治疗，会节省不少费用。好像卫生系统也有这方面的制度。

　　我小时候得过急性肝炎，条件差，没住院，在家治疗的。由于隔离工作做得不好，还传染给了妹妹。这当然可以作为右派们控诉那个时期的依据。我不知道现在一个农家同时有两个孩子得肝炎会花多少钱才能治好。我记得那时总共花了不到50元的样子，家里没有为此负债。

合作医疗解体后，由于许多人做生意发了财，两个赤脚医生先后弃医从商。一度村里就没了医生，看病要请临村医生或直接去县医院。后来，可能是做买卖不是那么容易发财，两个原赤脚医生又先后回来干了老本行成为个体医生。几年下来，竟也小有发财的迹象。

　　人民公社时，公社有自己的卫生院，能做割阑尾那样的手术，还有几张病床，接受住院病人，后来随着公社改乡就变成了乡卫生院。８０年代中期还在经营，后来就被撤销了。

　　现在，村里共有四个行医者，都是个体的。两个原赤脚医生，还有两个年轻人。两个年轻人都是上的私立医士学校，其一是那个行医世家的赤脚医生的儿子。

　　２０多年来，医疗技术取得巨大进步，村民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村民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并没有明显增强。他们仍然怕进医院，小病找几个村医看看，大病基本就拖着等死了。他们支付能力的增加远远赶不上医疗费用的增长，他们都不愿意因为一个人得病而使一家人破产。据我了解，村民们对挣不了钱着急是真的，但不认为是什么过不去的事情，最多生活艰苦一些。他们对疾病却充满了恐惧，并且是不可预知的恐惧。老人们将无病而终或暴病身亡视为自己和子孙的最大“福分”，我听许多老人表达过这样的愿望。

　　我认为，农村医改最现实的做法还是要按照毛主席“６．２６指示”的精神办。农民们享受不起那些“高级”医生的服务，能有个赤脚医生以低廉的费用为他们治疗一些常见病他们就很满意。基于科学技术、国家经济实力已取得巨大进步，如果国家出于责任、社会出于慈善能在他们得了大病时适当帮助他们，那将是他们的最大福分。并且他们也不奢望能治愈那些“大病”，他们现实的要求是得大病时不花冤枉钱而能够不遭受太多痛苦就离开人间。

　　现在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症结所在已与“春苗”那个年代完全不同，春苗们的困难完全是缺医少药，那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技术不高、专业人才匮乏所致。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社会上既不缺医（每年都有大量医科专业大中专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大医院高级人才、设备、器械滥用），也不缺药（制药企业开工严重不足，药品乱用、滥用现象严重。我在大型制药企业工作多年，对医药流通、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黑洞深有感触，在此暂不多谈），缺的只是一颗真诚的“为人民服务”之心。春苗们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应该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解决才是。

　　凭１３亿中国人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再无限期地拖下去，医疗资源不是匮乏，而是相对严重过剩，解决问题只需将资源合理配置一下而已。实在没辙，哪怕暂时“按人发钱”也不能放任人民被本不复杂的疾病煎熬。政府代表人民，形成集团用户向医疗单位购买服务也可以考虑，只要政府不站在医疗单位一方参与利益分割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借鉴历史上一些成功的做法，加上现在的经济、技术、人才方面取得的进步，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应该能够过上比较幸福的日子的。

七、治安情况

　　也许是改革前人们家里普遍没什么东西可偷之故，那时的乡间很少听到有丢东西的新闻，偶有一个刑事犯罪都会轰动四邻八乡。谁家，甚至谁的亲戚家除了罪犯，那可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在乡亲们面前很没面子，抬不起头，男丁娶媳妇都大受影响。

　　如今改革开放，有钱的人多了，侵财的事也多了起来。前面已经说了，80年代那时，偷地里的庄稼、蔬菜，等吃饭问题解决后、农家不种蔬菜后，自然就没有偷庄稼蔬菜的了。后来开始偷伐被解散集体遗留下来的林木，等集体林木都处理干净后，偷林木的也逐渐少多了，但发生过一夜之间，一农户种在责任田里的树苗被全部拦腰砍断的事。80年代后期（88年？）的一年年底的一天早晨，邻村临街的许多人家发现猪圈里的猪不见了。人们不养猪后，也就听不见谁丢猪了。后来，我村有两户人家，晚上睡觉时，院里停放的拖拉机被人开走了。事主说是睡得死，什么也没听见。我不相信那么大一个物件弄走时会悄无声响。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听父亲说：“你以后回来要小心些，到家不要太晚，有劫道的。”我细一打听才知道，一年的时间里，我村有5人先后被劫。其中2人身上一分钱没带，被歹人各踹一脚，骂几句，无碍。一年轻媳妇在县城上班，刚领的工资1000多元被劫，好在歹人劫财不劫色，人没受辱。一大学生回乡未进村时被劫，损失不详。前面这4人都是在我村与县城的中间路上被劫的，前面的照片里能看到这段距离并不长。还有一人是在县城被劫的。她是做生意的，在银行支取了1万多元钱，出来走不多远，就被歹徒用刀逼到僻静处，将钱抢个精光。

　　我家也着过一次贼。我虽然在一间国企混了多年，但生就不善钻营，也没就没混上一套大房子，老家只有三位老人守着老宅。老爹为了解闷儿就养了几只鸽子，可能是贼人觉得我兄弟都在外面混，给老爹的鸽子品种肯定不错，一天夜里就潜入院中偷鸽子，正好老爹起夜听到了，吆喝了一声，贼人就逃走了。鸽子给偷走几只，没偷玩。我们怕再出事，就让老爹将剩下的几只赶紧处理了。其实鸽子都是些普通鸽子而已，不值几个钱。

　　记得小时候村里的许多活动都是青年民兵们完成的，我想其中就包括维持治安，因为当时轻易见不到一个警察，甚至连公职干部都很少见到。民兵几乎是乡村里唯一一支“武装力量”。

　　的确是武装力量，基干民兵们拿的都是真家伙，有冲锋枪（实际是自动步枪）、有半自动步枪，都配发少量子弹。每年都有实弹打靶，村里民兵自行比试，公社、县里也组织。民兵们都随身带着枪，很神气，但对子弹管护得非常严，轻易不肯示人。因此，从没听说那个民兵出过什么事故。民兵组织大概是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解散的，当然枪也都被收回去了。

　　我不知道现在要是还有民兵，治安情况会更好些还是更坏些。

　　一切都在变，都在改革中变化，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谁都停不住，都要往前走。

虽然我没在农村生活过，但我的直感告诉我，这个作者来自农村，立意之后，是实实在在做了点事的。

比如，“人民公社消失的时候，土地已彻底完成了平整。”我看过一则资料，不知真假，说现在农村赖以生活和生产的80％的小水利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大骂毛“虐待”农民的人应该想想：在没有工业基础、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组织农民生产自救，没点手段农民那么容易改变千年陋习？前几天看新闻，说河南某地迫使一年级孩子留级，因为没教室。穷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在农村靠自己组织起来，我就不相信村委会不能为那个校长造一间50平方米的教室。难道村长以为自己是上海市领导？没预算就不做事？由此可见撒胡椒面式的送温暖可能会败坏风气。Free Riding一样会在农村出现。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是大问题，否则多少资源投下去，未必解决多少问题。

不能说文章符合了高深的学术标准，不过，不仅在这里，在我所知的论坛上，踏踏实实这样做事的人太少。

感谢楼主分享。

在现在，很多农村选村长，都会给村民送礼，但是上台后，却也做不了什么，因为没人听。

都说启蒙.选举方面大概要农民启启市民的蒙了.我们那里的村民选举是很壮观的.

春节回农村走亲戚,每到一个地方,都说到选举的事.很偏僻的山区不知道行情.平原和城郊选一个村长,视人口经济状况不同.大约花费5-100万不等. 有个从前的混混朋友,为争连任,贷款告借几十万,竟然还落选了. 一亲戚家,二百多人口的小村庄,几乎看不到任何经济利益. 参选二方打的头破血流.一方花了二十多万.有人被刑拘,获胜. 另一方也花数万,进医院,落选. 

至于手段和激发的矛盾,文革有,现在也有.夫妻间一个为利益投一方,一个为照顾亲情投另一方,大打出手的也不罕见. 好处也是有很多的, 那亲戚村有一家据说手中的三张选票换了一万多人民币,党员可以参选村支书,选票也是很值钱, 所以每个人都想加入这个党.
 
看来民主确实会掉馅饼.

主贴说的是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许多方面还是有区别,特别是村民民主方面. 前些年我们那里农村也没人愿意争当村长书记.

当时我也努力多收集点信息,写点这方面的东西.但想到一是敏感.二是觉得这种选举只需要给他们时间,也许就会自然趋向理性成熟.

再说几句:

参选的因素很复杂.没什么经济利益的地方,<也不等于完全没有,有的是考虑到预期利益 未来的经济开发征地什么的>.有的是争气不争馒头那种,有的是宗族矛盾,有的是能和官场打打交道的面子. 参选的不是从前的混混,<从前认识些混混有好几个现在是村长,混混当村长的好处是和外村闹矛盾争利益时不容易吃亏>,就是经济条件好的,有一定社会背景的.

 参选前先拉几个人,出去探探底,能获多少选票,胜算是多少,毕竟一旦投入就没有退堂鼓了.这赌博还要谨慎, 输了,不仅输钱还输面子. 如果涉及家族矛盾利益的,或者以后可以在村委会任个委员什么的 ,助选的不仅不要酬劳,还会给于一定的财物资助.和西方是一样的.

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多都是城郊的.正在经济开发征地,或者有各种资源.及驻地企业的. 三年任期有的能捞回来,不过也不能赚太多, 特别是想连任,听说不少亏本的,因为捞过分了,村民眼睛都盯的紧,一届期满就要被人选下台了. 所以这个任期表现好点,积累点信用.等下一个任期再捞.和做买卖一个道理.

还有原来就根深蒂固,财大气粗任职多年的家族,一般人不敢去争的太过火,除非有新势力崛起.不过还是要给村民好处的. 大概不会像以前嚣张.太过分了还是有人挑战上告的.

中国农村的问题世界上最难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特效药。

从农村出身的章星球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深入一些，我虽然是农村出身，但是没有去专业研究农业问题，只能从感受了和理论的逻辑上去发表一些见解。当然见解也不一定正确。

中国农村广阔分散，各个地方都有特殊性，民风也不一样，如果深入调查，调查出来的现象形形色色，千奇百怪。这点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作者调查的主要对象是70多岁的农村老人，这点很奇快，可能那个农村年轻人都出去了，或者这个作者主观上要了解70岁层次的人主流思想。

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人活到七十岁很不容易了，说明现在健康条件比以前好了，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七十岁的人在人民公社初创期间是青年，当初毛主席号召建立人民公社，我想村里的老人一般是怀疑态度的，积极响应的是年轻人，而农村的主力军也是青壮年，这些人接受新思想快，对于毛主席号召应该是满怀希望接受的，所以农村在这代人手里改变了。

人民公社当初匆忙地建立，伴随着政治高压产生，吃食堂，亩产万斤，随后饿死人，中央调整政策，然后分割到队为核算单位，64年65年农业大丰收，文革时，农村基本没有动乱，生产活动正常进行，水利、机械化在那个时候建立基础，从64年到80年，长达16年的集体组织方式，生活上形成习惯了，所以，一旦到了年纪大时，回忆这段历史，似乎有往日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似的。

中国农村那么广阔，各个地方的条件又不一样，应该鼓励探索不同形式的治理方式，象南街村这样地方，大家喜欢人民公社模式，就搞人民公社模式，但不要到处推广，像楼主那么怀旧人民公社，就应该在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商量讨论决定最大多数同意的模式，然后实践起来。

但是有几个问题：

一、水源不够，实现了人民公社就会水多起来吗？

二、人民公社各级领导也是应该选举的，我们当初选生产队长是普选的，大队长有普选和间接选举两种，公社领导是常委内部选举的，你又如何避免目前村干部选举的问题。

三、人民公社以后，如何做计划，如何平衡各大队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和生产品种，还要不要市场，取消粮食市场必然带饥饿，取消蔬菜市场必然带来没有菜吃，这又如何搞。关键点在这里。

四、作者把人民公社种种问题归结为管理水平，而不是体制，那么如何提高管理水平？

我想这些问题可以判断作者是否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75年左右的样子，取消了村民的自留菜园，改为生产队成立专业蔬菜组。我们队那个蔬菜组里是几个很会种菜的老农，管理的菜园很好，感觉比自种时种类丰富了，但供应量上有所降低。]

这条已经很有意思了，到底供应量是一个怎样的下降法，现在，都不种蔬菜了，农民去市场上去买，如果可以为何不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4 22:47:01编辑过]

总的说来，还是要大量移民到工业城镇，农村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口负荷。

菜农先生读的倒是认真，一面看，一面发表感想，很有点老毛点评史籍的味道，佩服。

作者未必真正深入下去了，恐怕是调查与议论并发，这在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不足为奇。

不过，我不敢苟同您的看法：中国农村的问题世界上最难的问题。一方面说“调查出来的现象形形色色，千奇百怪。这点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自己的准备倒是不足。以一事判断人品的论点在这里就出了问题。比如水的问题，我昨天恰好与一位在甘肃农村生活过的人聊过，我们的共识就是关键人太多。搞人民公社，或者说搞威权社会，未必解决问题，但可以肯定，倘若在农村像城市这样抓计划生育，那么牺牲一代人，起码比放任自流要好许多。英国工业化，靠圈羊运动，靠殖民；就是日本，浪人岂不是失地农民和工人？中国的问题难在哪里？难在没有可能赤裸裸地牺牲一大批人，没有可能移民，没有可能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只能慢慢拖着，指望经济快速发展，用钱买太平。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农民难道不知道问题之所在？我看过某个讲西北环境问题的记录片的片断，甘肃农民挖着草根，对记者说别拍我。没有文化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作为断了子孙的活路。这部片子拍得不错，因为也客观地记录了那里的赤贫生活，令人触目惊心。哪个国家会在大水灾之后人口统计不减反增？奢谈公平的人该死。一如奢谈效率的人。

农民要能买米买菜生活就好了，那是城市化的基础，即便还算不上脱离土地的工人阶级。可收入呢？结果必然是贪心的人、贫困的人、遭灾或有急用的人要断子孙的活路。他们未必不知道先断的是自己的活路。只是他们走上穷途末路之时国家靠什么反哺，只怕济贫都困难，因为城里人也在挖熟土换现钱。放任自流或民主，家长制或威权，两者如何平衡，只好指望天降领袖，发展中国家哪个没这样的问题。

农民真得很苦。

我每次回家，都觉得自己很腐败。但是像我这样，每月1200的工资，交家里500，存200，只花300的人，在城市里怕也是寒酸的。可依然觉得自己很腐败。

救济，我没见过。这边没那么穷。但是，我很少能看见，谁家不是一点点算计着过。

有钱的，开始懂得计划生育的好处，但是一旦孩子成人，想的还是孩子，所谓的门面。经常爸爸会觉得别人欺负他，说家里有人就不怕。

我能说什么？我开导它他就说我不是普通老百姓，可我哪里不普通？但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的争执，都是鸡毛蒜皮，都是为了面子。

我最恨中国人，死要面子。

中国的农民，穷，也死要面子。越要越穷！

我的同事带去了我们的捐款，去了河南新县的地区帮助失学儿童，顺便做社会调查。这些是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