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公十五年》中对“节”有这样的描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

这里的“达节”应该怎么理解？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可能称为“达节”？

《管锥篇》中好像对这句话有独特的见解，泽雄兄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拨冗给解释一下？

最近作论文接触到这个内容。费解，故请教之。

迅弟儿兄：岂敢岂敢。

给你抄《管锥编》吧，正好有这方面内容：

按“达节”即昔语所谓“权”，今语所谓“坚持原则而灵活运用”也。……“权”乃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今世考论者似未拈出。《论语·子罕》：“可与立，未可与权”；皇侃义疏：“权者，反常而合于道者；王弼曰：‘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庄子·秋水》：“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知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5 0:06:26编辑过]

谢谢泽雄兄的回答。我正是看了《管锥篇》的解释后因为还觉得不明白才向兄请教的啊。

《管锥篇》的解释反而使“达节”的概念更加抽象和暧昧起来。是不是因为原本“达节”就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的原因？比如说，按照《管锥篇》的解释的话，到底是“达节”还是“失节”，两者之间甚至产生互动的可能性。根据判断者不同。所以我还疑问，根据《管锥篇》的解释，最终的判断者被预定为谁？好像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当事者本人，这样就与注释本身的定义产生矛盾。

晕，按一下enter键本来是想换行，就被发出来。

接上帖。

而《左传》的原文将三节状态逐层并立，很明显是将“达节”视为“节”的最高状态。

还有没有别的朋友能帮助解释一下。尤其是儒生（希望不计前嫌------偶对儒学并没有太大的敌意哦）。[em07]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5 15:20:04编辑过]

支持一哈迅弟儿的钻研精神。

这是朱自清关于“圣达节”的解释：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节既可解释为“礼”的核心思想，即等级观念的概念化，又可理解为中国古代士文化崇尚的操守或自觉的行为准则。在这段话里，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于前者，不符礼之节；于后者，不符气之节。根据《成公十五年》所纪本事，可以理解为“诸侯将 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的理由，即达节，具体似可解释为圣人是通达、知晓、以身作则地体现节的人——“诸侯执曹伯”而拥立自己为王，曹公子认为非圣人所应为之节，所以说：“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于是逃走了。

以上浅见，不揣陋昧，供批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5 18:14:49编辑过]

我还以为迅弟儿手头没有《管锥编》呢，所以特地代劳一下。误会误会。

我对这类古文献从来就没有发言权的，读的都不多，遑论研究。从平平和九命星大姐的帖子里，俺也颇受启发。

钱钟书的意见，肯定与朱自清先生所论不同，否则，他也不会如此自负地说“今世考论者似未拈出”了，那意思是，它将此视为自己的一个发现或发明。我的感想是：如“节”这类中国特有的概念，大多存在内涵不清，难以准确界定的弊端，常常我们只能根据它在不同场合出现的种种情况，加以融会贯通。查《春秋左传注疏》，对“节”的解释是：“节，犹分也，人生天地之间，性命各有其分，圣人达于天命，识己知分。”这意见，可意会处，超过可理解处。钱钟书的看法，似缘此而来，并把它上升为“达权”。“权”与“变”，同又不同，权变一词，有时可以连用，有时，我们又觉得“变”是“权”的前提或条件，只有善于因“节”而“变”，才能算“达节”或“达权”。参照平平的意见，世上的事，就原则而言，当然得循“经”而行，但世事不可能处处都有经可依有法可循，不宜墨守。怎么办呢？高明之士就得通“权变”。这个“节”字，暗含着对规矩、方圆的合理变通，而何谓合理，本身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惟其如此，方能见出“神”处。我想，孔明自称年七十方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大概就是“达节”的意思。而在此之前，难免也会惴惴于达与不达之间。

这个“权”字，最初也许有圣洁之意，表明一种神而明之的自然之理。但此道过于高妙，后在“次者”“下者”的实际运用中，可能就变味了。比方说“事急从权”，已经预设了“从权”的前提，在理该依“经”行事或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是不能从权的。只有“事急”之时（“事急”应该也包括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虽然字面上无此意），方可从权。但弄到后来，“节”或“权”似乎被人单独拿出，作为一种主动的手段了。类似权术、权诈、权谋、权奸之类词语的出笼，大概和这个有关系。

我瞎猜，“节”是一个做人做事的模糊地带，具有极大的因人而异的空间。做得好，那是圣人，做得不好，就成奸雄或小人了。现代法律的一大作用，也许是尽量压榨这个模糊地带，不给“权变”以太大的运行空间。“节”也许是一种做人做事的美好分寸，我过去也曾放过大言，说，人际间的学问，悉在分寸二字上。

胡乱放言，“权”充聊天。

杜预注“圣达节”：圣人应天命，不拘常理。

孔颖达疏：节，犹分也，人生天地之间，性命各有其分。圣人达于天命，识己知分，若以历数在己，则当奉承灵命，不复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礼。

泽雄猜钱钟书的观点由此而来，是合理的。从子臧说话的语境看，他兄弟杀太子自立，为诸侯所执，是失节；而诸侯欲立子臧，子臧“自知己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与而不受”，是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