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第一场国文，作文题目是“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老兄一时兴起，在考场上考证起“规”和“矩”的起源来，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现在的语文老师，碰上个按规矩的考官，恐怕也会判他跑题，就算开恩不给他零分，成绩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可是，奇迹出现了，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和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阅卷之后大喜过望，提笔给了胡适100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所以说，实际上是这篇跑题的作文，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如果他按规矩做，不跑题，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以及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等，就都没了，那么以后“现代孔子”的称号就得给别个了。

 　　 钱穆得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居然还挑三拣四，批评学校的S楼M楼之类不够中国化。结果呢，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S楼变斯楼，M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

  　　胡适和钱穆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

（摘自《历史的底稿》作者：张鸣）

这或许不单是教育的问题。很怅惘，我们真的是走在不断通往自由文明的道路上吗？